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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证明“我爹是我爹”的嘉靖皇帝,在怀柔留下这通圣谕碑

 悦乎学习 2022-06-17 发布于北京

办公室窗口外,隔着条马路正对着怀柔三小的大门,那里有三株古槐,枝繁叶茂,绿荫匝地。早晚间,那些上下学的小学生排着队伍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熙熙攘攘,穿行于此。上课时的琅琅读书声和课间学生的欢乐嬉戏之声透过门窗不绝于耳。这所学校所在之地颇为有名,追溯其渊源,早在明代洪武年间即为怀柔的文庙。

曾证明“我爹是我爹”的嘉靖皇帝,在怀柔留下这通圣谕碑

文庙是怀柔首批建筑

在古代,文庙是文人墨士祭祀参拜“大成至圣先师”的场所,一方面发挥着礼制的作用,一方面发挥着教化的作用。清康熙《怀柔县志》记载:“怀柔县旧有土城,甚大,创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文庙和县署是明初同时修建的首批建筑,距今已有641年。又载:“文庙在察院东,大成殿三间,东西庑各三间,戟门三间,棂星门一座,泮池周围七丈,上跨一桥。启圣祠三间在大成殿后。”

文庙选址很重要。怀柔的文庙位于县署东侧,即县城的中心位置,可见当时对儒学的重视。按照地方文庙规制,怀柔文庙建有三进院落。文庙正门为牌楼式的“棂星门”,彩画鲜艳,大门中上方书“棂星门”三字。稍后就是泮池,建有汉白玉两孔小石桥,清末民初,桥两侧仍有莲花池,池水里有红色的鲤鱼。池后是3间“戟门”,中间为门道。

二进院大殿前的东西两侧各有厢房6间,内设72贤人的牌位。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殿内正中供奉着孔子画像,上方高悬“万世师表”金匾;殿下为石条台基,三尺多高,殿前大院宽敞,用于春、秋两祭活动。大成殿前有古柏三株,殿后为启圣祠,院左右的石碑上刻有古代教育家的事迹。

文庙东侧院是文昌祠、明伦堂。明伦堂是县学的主体,有正殿5间,仪门一座,大门3间,存心、养性斋5间,敬一亭在文昌祠后,亭北建有木制两层戏楼一座,两侧有耳房各1间。

名宦祠在文庙门内东侧,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有房3间。祠内祭祀着包括西汉时期的李广和东汉时期的吴汉、郭伋、张堪,以及清代于成龙等30多位著名官宦。乡贤祠在文庙门内西侧,祠中奉祀着盖延、王梁、成德等数十位出自怀柔及周边的贤良官宦。

怀柔文庙、县学自建成后,曾多次修缮。明成化六年,重修明伦堂;万历二十一年,增建泮池,天启三年重修;崇祯二年重修棂星门、龙凤壁;崇祯四年又大规模修葺,扩建了东西厢、戟门,重修了启圣祠、明伦堂、敬一亭、仪门等设施;康熙六十年,再次重建了明伦堂。

本属于文庙重要设施的“魁星楼”在明代一直未建,直至清康熙中期才建好。各地文庙的魁星楼一般都建在棂星门的对面,不会远离文庙大门。可怀柔文庙的魁星楼却建在了位于城东南角的城墙上,魁星楼门朝西北方向,与棂星门遥遥相望。另一处与文庙相关的建筑,是与棂星门隔路相对的“桂杏连云坊”,此牌楼3间,横跨街口,瓦木结构,飞檐斗拱,绚丽多彩,以此鼓励学子平步青云。

文庙是传统社会的礼制性建筑,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产物。明代之时,怀柔的文庙与县学分设,至清代合二为一。清代以后,怀柔的文庙就是县学的代称。

试想当年,怀柔文庙建筑宏伟,结构严谨,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为怀柔古城增添了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可惜的是,怀柔文庙建筑群从民国开始,逐渐毁弃。

三株古槐饱经沧桑

每当人们在怀柔府前街漫步,见到躯干苍劲的三株古槐时,都不禁放慢脚步,感慨于它的悠久历史和与众不同。三株古槐历尽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8.5米,胸径1.2米,依旧叶茂枝繁。仔细阅读树下石上的铭文,可知古槐是怀柔文庙故址的唯一遗存。它是古城的标志,是历史的记忆。

曾证明“我爹是我爹”的嘉靖皇帝,在怀柔留下这通圣谕碑

怀柔文庙旧址的槐树 摄影:于书文

600年前的明代,官民在创建文庙时,刻意在大门外手植了三株槐树。为什么栽植的是槐树?为什么仅栽植三株?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寓意,饱含着美好的心愿。《周礼·秋官·朝士》载:“面三槐,三公位焉。”3000年前的周代,周天子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太师、太傅、太保在朝拜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人便以三槐比喻三公之官位。在文庙栽植槐树,预示着学生可以在科考中金榜题名。所以,当人们栽植下槐树时,也就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此。

与三槐的意蕴相似,怀柔文庙的泮池也有一段故事。泮池是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池中养鲤,池上有桥,寓意鲤鱼跳龙门。泮池是文庙学宫所特有的标志性建筑。但怀柔文庙自建成后至明万历初的200多年间,一直未建泮池。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新任知县蒋守浩上任后,惊讶于文庙设施的不完善,于是捐俸集资,在棂星门与戟门之间,修建了周长约20米、深约3米的泮池。泮池上建有三座两孔石拱桥,汉白玉栏杆,十分精美。可巧,当年秋天,怀柔在秋闱科考时就考中一位举人,这位举人就是见诸于《怀柔县志》的钟大相。

由此,古槐绿荫下的文庙“泮池”,被认为充满灵气。特别是其精美的设计与美好的寓意,广为称道。

“三槐只许三公面,作记名堂有几家。”怀揣着美好希望的三槐梦,作为庙学合一的怀柔文庙,从创办之日起,就设儒学,办学堂,直至明末清初,文脉澎湃不息。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任知县吴景果曾在县署前创办义学,名为“温阳书院”。

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殿试二甲进士万廷兰被选为顺天府怀柔县知县。当时怀柔乃一山城小县,历任官员创办官学不成。万廷兰上任后,先垫俸金300两,延招老成士绅主事。5个月后,官学终于办成。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清末廪生、怀柔本地人张赞臣艰苦劝学、募捐,用文庙、明伦堂、文昌祠等办起文庙小学。后来,随着学生的增多,原有殿堂不够用,就被拆掉,在原址盖成排子房当教室。

石碑折射“大礼议”之争

三槐之外,文庙是否还留有其他遗迹?文庙故址现为怀柔三小,校内西侧教学楼前有一大一小两通石碑,是当年文庙的遗物。

右面的石碑碑身高大,高约180厘米,宽70厘米;石质细腻,白中泛青。碑首雕刻着卷首龙纹,龙腾云涌,极为生动,且雕刻精致,瑰丽庄严。碑首正中楷书题额“圣谕”,碑身正面的碑文虽漫漶不清,但仔细辨认,仍能看出落款标注“嘉靖九年十一月”,此碑当为嘉靖圣谕碑。

曾证明“我爹是我爹”的嘉靖皇帝,在怀柔留下这通圣谕碑

嘉靖圣谕碑

这通石碑是在前些年整修街道时,从院墙外的地里挖掘出来的。对于碑文中的内容,真正知道其来历的人并不多。何新华的《嘉靖圣御碑——“大礼仪之争”下的一个缩影》对这通石碑有详细介绍。“圣谕碑”中记载的嘉靖皇帝关于是否改孔子名号的言语,竟与嘉靖朝著名的历史事件——“大礼议”之争密切相关。

所谓“大礼议”之争,指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死后,因无子嗣而由其堂弟朱厚熜即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伊始,嘉靖皇帝即令礼官集议崇祀已故父王兴献王的典礼。而朝中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认为嘉靖皇帝应该尊明孝宗为父,尊自己亲生父亲为叔父,君臣间围绕嘉靖帝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及修正礼议典籍等进行的论争长达持续多年。

“圣谕碑”立碑之年为明嘉靖九年(1530年),这一年《祀仪成典》奉敕而修,总裁官张璁三次上疏,认为孔子祀典过于紊乱,并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要求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不称王,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嘉靖皇帝也认为“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汉平帝始也,王拜于帝,僭也”。孔子作为师表,称王不合适,是僭越。群臣则认为改革违背了历朝历代祭祀孔子的固有礼制。这也就是《嘉靖圣谕碑》中嘉靖皇帝责备群臣的原因。

嘉靖帝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他在位45年,早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是明朝中后期颇有作为的一位中兴之主。嘉靖皇帝为了证明“我爹是我爹”,和群臣展开“大礼议”之争,并大刀阔斧地修订礼法,不厌其烦地修改、制定各种制度。

一通石碑的背后,竟隐藏着明代错综复杂的一段历史。

“嘉靖圣谕碑”旁边竖立着另一通石碑,俗称“下马碑”,宽约30厘米,高约1.5米,上有文字“奉旨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雕刻技艺十分精湛,字体深峻,线条有力。

下马碑原在棂星门旁。古代孔子地位极高,文庙外设立此碑,以示对文化、知识和教育的尊重,当然也是表示对文圣孔子的尊重。

一般的下马碑只是镌刻“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而怀柔文庙下马碑上的文字却多了“奉旨”二字,是否显得繁冗多余呢?其实不然。当时,怀柔知县仅仅是个七品官,城内却驻守有六部所属的品级很高的官员。“奉旨”是奉皇帝的旨意行事,没有了下对上指手画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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