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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三妗》的故事，纯属无意中得来的。 昨天在西安办事儿，需要漫长的等待。在跟我一样坐着等待的人中，有几个人大声的对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们跟我中间隔着个粗大的柱子，我们彼此都看不到对方，但是他们说话的声音毫无遮拦地绕过柱子传过来，叫我听得真真切切。 老人就是我们本地人，而且跟我是乡党——户县人。他说他今年八十岁了，年轻的时候当过队上干部。我虽然没过去看一眼他，但是从老人说话气息充足，说话声音很大有点震人耳朵，这一点上能听出来，这个八十岁的老人身体状况很不错，头脑思维清晰。 农村人，尤其早些年间，当过队长的跟没当过的，差别比较大。不像现在的人，读过书的跟没读过书的，看起来差异那么小。老人说话的条理清楚的很，一码是一码的交代的很清楚。而且，有意思的是，老人地地道道的方言，听起来绝对得劲儿。我特别喜欢琢磨中国的方言，它们就像各地的小吃一样，特色鲜明，味道纯正。我写东西的时候往往发现，有些话只有用方言说出来才最合适，最能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老人当时讲了许多事情。他在说到“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有点义愤填膺。 “什么叫个理？”老人顿了一下，我感觉可能是在等听他说话的人思考，“你看这个'理'字，多有意思：左边是个`王'字旁。啥意思？能称王称霸的人就是理，其他啥倒是个锤子呢！” 他说他们村那里现在选村干部，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有人在。这么着花钱搞事情的人，心底能单纯吗？选出来的，都是村里那些要说能说要打能打的歪人，把村子里给弄得乌烟瘴气的。“现在嘛，弄个啥都是为了让上头领导看着好，胡折腾，胡成精。” 老人说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对当前村里一些不公道的阴暗面不满。他接下来就讲到了“三妗”的故事。 老人讲的这个故事，还是真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儿子他舅家。他说他老伴儿姐弟三人，有两个他弟。俩他弟都是厚道人，俩兄弟媳妇真是农村人说的“残活手”。有理没理都有理，有利没利都要沾点儿利。 他说，当初给这俩兄弟说媳妇的时候，父母亲还开玩笑说自家俩娃有点实诚有点软，最好能找个厉害点儿的媳妇，就在村里不吃亏了。没想到，嗨呀妈呀，这兄弟媳妇也太厉害了，整天闹腾得俩老人都不安宁。 为了给俩兄弟说媳妇结婚，俩老人真是蛤蟆支桌腿儿——硬撑着的。每一个连定带娶，都叫俩老人腾一层皮：得重盖一间房，一则能住下，二则也显公平。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盖一回房子，没有个四五千块钱根本就耍不下来。农村人嘛，一下子到哪里去掏腾这么多钱呢。老伴儿说，那些天父亲俩人愁得整宿头疼，睡不着觉。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钱不管咋说还方便些，你没有他有，东没有西有，借也有处借。那个时候根本都就没有钱，把人愁肠的，简直是没处下手嘛。”老人说的很真切，旁边很多人也都唏嘘不已。 俩兄弟结婚没几年，媳妇就闹着要分家。分家不只分财产，把俩老人的扶养权也分了：一个养爹，一个养妈。搁在农村，家里是哥俩的情况下，这样也倒没错。错的是，俩媳妇都是厉害角色，都不想吃亏，嘴上还说是都不想占便宜。她们俩都要求各自养活的老人跟自己住，免得有什么麻烦。 ——“这不是活活的叫两个老人'离婚'了么？”老人很气愤。但是，作为姐夫，他也没办法说啥。 后来呢，就发生了《三妗》文章中的“清宅子”的事情。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明显感觉老人给气得不行：“我把这伙驴日的东西，清宅子说的是年轻女人不守妇道偷人。这都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俩人住一块儿还要清宅子，简直没一点天理了。” 老人说，那一次，他也没客气，跟村委会人一起去处理了。当时闹得很厉害，也很不愉快。俩兄弟媳妇嘴硬得像茅坑沿上的石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叫人看了都觉得恶心。 老人说，厉害跟厉害还是不一样的：有理，厉害，这才真叫厉害。就怕那些没理的，还有死厉害。那不叫厉害，叫黏兮鬼。 最后呢，俩兄弟媳妇的做法引起了全村人的唾弃，可是俩儿媳妇跟没事儿人一样，脸端得平展得就像一面磨盘。 我当时听了老人讲的这个事情，顺便就写下了小说《三妗》。为了艺术处理一下，我让“三妗”在村委会的干涉下改变了，变成了一个勤劳加上有点懂礼性的农村妇女。我不知道自己做到对不对，我只是想让读着心里不要太不舒服。 《三妗》发布后，反响不一。有人不了解，说居然有这样的人。有人理解，说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人的素质有所滑坡。在农村，钱的意识太重了，在对待老人方面的确有很多令人不齿的现象。而且，比较糟糕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听遵从老早时候分家叫舅来主持事务，有纠纷叫舅来处理说和了。导致很多待老人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妗”是一个我虚构出来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我希望她能有所改变，但真实的生活中恐怕很难。有人说，想叫一个人做出改变的，不是滔滔不绝的道理，而是南墙。 人性的改变是很难很慢的一个过程。《三妗》只是希望能起到一点推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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