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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之所以被大家崇敬，就是他为人处事的人品。在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懂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做好配合工作。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被誉为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铁三角”，从物理学角度说这是最稳定的。他们三人各有各的位置，个人起到自己的作用，他们共同协助分工。一直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是这样的配合，在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十多年来，大家齐心协力相互理解和支持，无往不胜，奠定了我党我军胜利的领导基础。 毛泽东是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如何决策的人;朱德是军队的一面旗帜，是捍卫政权的枪杆子;周恩来的魅力是聚集人才，是共产党的核心凝聚力，是具体的执行者。因此，他们是最完美的组合。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一个好的领导集体讲究的是配合默契，而不是强强联合。后来，随着领导集体人员的变化，分歧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了矛盾和斗争。人的能力很重要，为人处世的观念和共同做事的协作精神更重要。
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境界呢？这是他在三个母亲的精心教育引导下，形成完美的“三观”，修养达到了非常高的层次。他的人格魅力吸引无数的英雄豪杰心甘情愿聚集在他的周围。人们都知道周总理的圈子非常广泛，但是，他尽量避免任人唯亲的用人情况发生。他没有搞过山头帮派势力，这是心态，是自信，是无私……
周恩来是非常重感情的人，谁有幸结交这样的朋友不枉此生，也会受益匪浅。比如:在留法期间他结交的同学张申府，邓小平，朱德，陈毅，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在黄埔军校结交的蒋介石，叶剑英，徐向前，陈庚等，也都有不凡的成就。不过由于他与蒋介石的观念差异太大，不是一路人，最后分道扬镳了。
张申府对周恩来有过知遇之恩，周恩来回国后就被他推荐到黄埔军校。周恩来非常注重结交优秀的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都曾经是他的好朋友，这是周恩来从来不是见利就上的人，懂得谦让，是肯吃亏的人。周恩来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外交家，正是他的这个才能，为党和国家以及自己的事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周恩来有独到识人的能力，自从周恩来结识了毛主席，他被毛主席的人格和智慧折服了。他认为毛主席才是成就大事的人，他要辅佐毛主席一生，无论在多么复杂的情况下，他都忠心无二，是经得起考验的真朋友。他是毛主席终身受益的朋友，他为辅佐毛主席笼络无数的旷世人才。毛主席出智慧，他来执行，他深信毛主席是不会错的，当毛主席的决策受到干扰时，他都能力排众议圆满完成既定的目的。即使毛主席出现失误，他也从来没有出来指责过，而是尽量弥补，救场。
周恩来先后与很多优秀的精英合作共事过，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即使不认同他人的观点，也不会表现的过分排斥，总是让人感觉相处舒服。
周恩来在统一战线上的突出贡献，是周恩来较早走进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基础性原因。 最早成为中共领袖人物的是学者型革命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启蒙下创建的共产党，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
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工农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表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在实践与行动方面，缺乏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策略。一方面对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抵制乏力；一方面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风暴中，在领导权问题上过分迁就退让。教条地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展成自觉不自觉地放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一方面在国共合作中没能处理好合作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讲联合时往往忽视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革命中，没能处理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讲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时往往忽视阶级斗争。在工作作风上陈独秀是家长制，说一不二，最终在“结合”上归于失败，被历史无情地抛出政治舞台。
具有出国考察学习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一部分以瞿秋白、周恩来为代表的，他们对俄国革命和资本主义作过深入的考察，确认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作风扎实，态度严谨，但对本国的情况缺乏深入的研究，更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但他们勇于实践，因此其后几十年，中共许多重要领袖产生于这批革命家中，如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李富春等。
另一部分是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从苏联中山大学走出来的青年革命家，他们既无实际斗争的经验，对资本主义也缺少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他们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往往表现出教条主义。其中有的人，后来在革命的实践中，能扬长避短，磨炼成为党的中坚甚至是党的著名领袖人物如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等。
也有的人一直没有真正了解中国，比如:王明，博古等。由于他们受到苏联领导人作风、以及苏联肃反环境的影响，有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宗派主义思想、打击异己的行为和搬弄是非的作风，尤其是王明、康生等人，他们曾经窃取党的领导权，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另一批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群，代表人物有向忠发、苏兆征、顾顺章、邓中夏等人。他们的文化智慧普遍不高，喜欢直来直去的打打杀杀，搞运动是他们的特长。
另一批是致力于农民运动，没有国外考察学习背景，但却对中国国情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自始至终置身于革命斗争实际第一线，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彭湃等。
历史是公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领导过中国革命，但是他们都出现过不同的问题，犯过不同的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同损失。
周恩来正是在与这些领袖的合作共事中，最终认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独具特色中国革命道路的，他极早认识、大力宣传和推行，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从此，他一生追随毛主席。
周恩来是中共领袖人物中唯一一位较早进入最高核心领导层并能终身保持下来的极罕见的领袖人物。他与毛泽东、瞿秋白等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早察觉陈独秀教条、右倾、放弃革命领导权，并与他斗争的领导人。
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后，“陈独秀错误批评周恩来没能说服工人解除武装，结果才使蒋的部队找到了残杀他们的借口。
1927年7月，鉴于陈独秀给党造成的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成立新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
中央苏区时期的周恩来，面对王明宗派团伙及其控制临时中央的少数人，排挤打击毛泽东。他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不能不执行临时中央要他贯彻执行国际路线的指示；一方面又因从实际出发，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不能不尽可能维护毛，使毛尽可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他因此被斥责为“调和主义”而受到批判。“人们从胜利中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时，周恩来明智地推举毛泽东为领导人。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性地位，周恩来起到了关键作用。 八七会议，中共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总方针。瞿秋白、李立三，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而陷入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地鼓吹“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他们没有全面地贯彻党的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没有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上所提“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论断，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经过南昌起义失败磨炼的周恩来，是中共在这方面较早有比较全面理解的高层领导人。
周恩来1927年5月进入中央领导岗位，成为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核心成员。周恩来卓越的组织才能、领导才能和他的人格魅力，是他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并能终身保持的最基本的内在因素。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走向以毛泽东为领袖、周恩来为主要助手，以毛、周、朱合作关系为主导关系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他们合作最愉快，工作最顺利，事业最兴旺的时光。
毛主席最大的遗憾是在七大上用人的失误，这给他后来的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毛主席后来形容自己一直没有摆脱矛盾和斗争的环境。他自嘲地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可见他心理多么羡慕和平团结的环境。
分心、分力、出现阻力，是造成一系列错误和运动的原因，也伤及一些无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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