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三千年-万字长文

《中国儒学三千年》，全书以时间为主线，共分为12章，从周朝一直讲到现当代，思维导图比较长，附在文章最后面。按照节点来看，整体可以划分为七个节点，先秦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朝和清朝。

我国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巴黎和会上，在向世界列强抗辩中国不能失去山东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人不能够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够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山东孕育了孔子，孕育了儒家，她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心中的圣城所在。

那么儒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01

先秦时期-儒学的建立

儒学起源于殷周更姓易代的时期，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取而代之，周公开始制礼作乐，目的是重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由于刚刚经历过战乱，需要让大家感受到整个国家的秩序恢复稳定，因此周公开始制礼作乐。

沿袭了殷商的制度，周公算是儒家的起源。周文王，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周朝经历了成康之治，也就是周成王和周康王的统治。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一开始协助周成王治理朝政，后来“还政于成王”，在成康之治这段时期，周朝治理得还不错，但到了周昭王的时候出现了颓废的态势，周昭王到南方去巡视、打猎，结果没能回来，在路上被人杀了，然后到周平王时期，平王东迁，东迁以后就到了东周，这时期周朝的地位实际上降低到和诸侯差不多了，于是开始出现私人讲学，在此之前的学问家都是为朝廷服务，现在朝廷的力量被削弱，各个诸侯国开始招揽各种学问家，开办私人讲学。

孔子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集大成者，早年间，孔子一直致力于自己的仕途，想在朝廷中做一些事，但是后来发现没什么好做的了，只好带着自己的学生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路上，孔子遵循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述而不作”，第二个是“有教无类”。也就是把早期儒家的种种文化资产重新整理，然后保存下来，自己并不著书立说，对于来学习的学员，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孔子最大的发明就是借助学术谈论政治，在此之前政治是庙堂之上的事，如果不在其位，就无法谋其政，但是，孔子这时候把在家里面能够跟兄弟姐妹处理好关系也叫政，把村里面能够处理好社群的关系也叫政。

孔子作《春秋》的一大“为政”贡献就是，在春秋里面记录的那些历史故事，让乱臣贼子会恐惧，当他们看到他们的言行会反映在历史上的时候，即使后代子孙爱自己，但也没办法抹掉自己在历史上的污点，那么他们就会重视自己的行为。

孔子在公元前479年去世，然后其门下的弟子开始“一花开五叶”。其中子贡的地位非常突出，他为孔子守孝六年，自己经商又是当时的巨富，孔子去世后，很多年轻的弟子非常怀念他老人家，觉得没有孔子的教诲自己过不下去，于是把长得像孔子的有若推出来，让他来给大家讲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弟子们是想从子贡的管理之下脱离出来。这也导致很多人的意见不一致，最终大家各奔东西，自立门户。

最终发展壮大的主要有五支，第一支就是子贡，他努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做贡献，所以在学术上没有太大的作为。另外一支就是曾子，孔子曾经说曾参不聪明，但是曾子这个人特别地用功，所以曾子教育了孔子的孙子子思，而子思又教育了孟子，这是一个分支。另外一个分支就是有若，他在台上讲经的时候被人赶下来，大家说他讲得不好，根本回答不了大家的问题。还有一支是子游，他提出过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支就是子夏，《春秋》里面《榖梁传》和《公羊传》的公羊高和榖梁赤，这两个大儒是子夏的门人和学生。这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花开五叶”。

与此同时，儒家迎来了杨朱和墨子的挑战，杨朱强调每个人只需要为自己负责，只需要自私自利社会就自然会运转得很好，这有点类似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墨子则强调要兼爱，这是两个极端的言论，非常容易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因为我们普通人的头脑天生就喜欢追求纯粹和绝对，因此儒家与这两种言论有极大的冲突和挑战。

孟子在这一时期回应了挑战，孟子构建的儒家道统，从理论上来看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但在当时儒家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孟子所做的努力不仅挽救了儒学，还拨正了儒学发展的方向，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荀子，荀子是一个愿意“枉尺而直寻”（往回收一尺，就能够往前进一寻）的人，他的理论与孟子完全相反，他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年纪已经很大了，荀子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稷下学宫是齐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场所，它是齐国都城临淄西门里面的一个讲堂，它是一个很多知识分子会杂的地方。荀子就是在这里当老师，“荀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异现象都应有其发生的原因，即便有些原因可能一时尚未有圆满的解释，也不应当以神秘主义对待，更不应与人事相联系。”这一点比较唯物。

孟子的立场，不愿“枉尺而直寻”，他认为跟君王不能只谈利，而要谈义，孟子认为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他一直强调要讲仁义、仁政。理论听上去会感觉显得空泛，诸侯不知道如何使用。荀子主张王道统一，同时不反对用霸道，甚至提出“齐言行，壹统类”的总方略，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孟子主张性善说“人性善”。荀子认为，只说人性善没有用，人性是恶的，所以必须得通过外在的法律和约束来管理人性。后面他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子和李斯。当荀子学说成立以后，就代表着先秦儒学的终结，也就是先秦儒学告一段落。

紧接着进入秦朝。

02

秦汉-黄金岁月

进入秦朝后，出现了儒法之争，秦朝在统一天下后，试图统一大家的意志和文化，在刚刚经历各种战乱，实现土地上的统一，过度地追求意志和文化的统一，导致秦朝过早地灭亡，当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当时淳于越认为秦始皇并不算是一个彻底革新的人，秦始皇倒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是恶怒了丞相李斯，李斯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且将问题推到极端，从而推动了焚书坑儒，结果是最后只留下医药、占卜、种树等一些实用的书籍，其他书籍通通烧毁。

汉朝是儒家的黄金岁月，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手下有位谋士叫陆贾，他劝刘邦读《诗》《书》，刘邦觉得他说的靠着拿刀来杀人不能来治理天下，有道理于是尊儒抑法。当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秦国为什么二世就亡？秦朝从商鞅变法开始，使用法家的方法治理天下，一直施行非常严峻的法令，刘邦反思后觉得法家被抬得太高了，要让天下安定，需要把儒家抬出来。儒家提倡的相互礼法的约束能让大家各安其位。到了汉景帝时，他的妈妈“尊奉黄老”，所以把黄帝、老子的学说拿了出来，所以汉朝在早年间是“外示儒法，内用黄老”，在外面看到的是儒家的法令，但是内部、宫廷用的都是黄老的学说。

到汉武帝登基的时候，想做一番事业，就扶持了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汉景帝的妈妈）去世，汉武帝彻底摆脱了束缚，恢复了儒学复兴运动，儒家学者终于实现多年来的愿望，独占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这时候，最重要的、被推崇到比法律还要高的学术流派就是公羊学，公羊学就是公羊高注的那本《春秋》。

这也造成了儒学的僵化和教条，在王权的保护下被抬到了神圣的地位，只许信奉，不准怀疑。将儒家经典作为法律，这样势必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个是儒家学者拥有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和修订权；二是这些儒者往往不顾客观条件与事实，滥用儒家经典，牵强附会，以致败坏儒学的名声。在这种情形之下，儒家经典被神秘化，宗教化。为了遏制皇权，董仲舒发明了“天”，从天象上来给皇帝说事，但是后来这套东西泛滥了，又变成了皇帝的手段，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把柄。

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榖梁学大盛，榖梁学来自鲁国，所以又被大家推出来，这时候出现一个新的流派，叫古文经学，最新兴盛起来的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董仲舒他们以《公羊传》为核心的经学，而古文经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古文主要是指秦统一为小篆之前的大篆和六国文字，它和今文的最大区别，是文字的异同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解的歧异。王莽篡位后，汉朝变成了新朝。王莽篡位之后没多久，汉光武帝刘秀就打败了王莽，建立了东汉。刘秀上台以后，又在官学当中引入了《左传》，所以这时候变成了解释法典三分天下，《公羊》《榖梁》《左传》都拥有了最高法典的解释权。

当人们在不断地从字句当中寻找依据来给自己增加权威感，让儒学变得越来越僵化的时候，真正学习儒学的人就会觉得很悲哀。董仲舒他们把儒家的经典，尤其是《春秋》这三传，已经变成了普通人根本读不懂的东西，任何一句拿出来就代表着一个天大的道理，大到能够杀人的那种境地。此时出来一个大学问家，叫杨雄，他写了一本书叫《法言》，扬雄倡导应该重塑儒家的精神，扬雄将为学（做学问）与做人合而为一，将学问的探讨与个人人格的修养融为一体。扬雄说儒家的内容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讲洒扫应对、修身齐家，你好好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就够了。也就是说，对于儒家精神的理解最好从常识处入手，而不必人为地赋予其某种神秘的意味，只要能以平常心对人对己，就能真正把握儒学的真谛。

到了东汉末年，王充写了《论衡》来反对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还出现了“疑儒”的思潮，就是大家开始怀疑儒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是不是王莽、刘歆这些乱臣贼子，他们编出来这么一套东西来骗人。这时候出现一个人物叫郑玄，他要重整儒家经典，他力所能及地收集了在那个时候可信的儒家经典，然后重新整理、作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古书上面写着“郑玄注”，就是指东汉末年的郑玄。如果没有郑玄这一次的整理，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根本就读不懂古代的这些经典。

03

魏晋南北朝-玄学化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现的第一件事叫作“儒学的玄学化”。当三国归晋以后，晋朝的人发现用《公羊》《榖梁》和《左传》来解释法典，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僵化，于是他们放弃了通过考查这些内容来选拔人才，而选择了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判断这个人怎么样，可以打几品，然后根据这个结果来取士。九品中正制里最重要的评判标准是出身，所以大量的年轻人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天天努力地背书、学习，出身已经决定了一切。像王羲之这样的人，不用干什么事，就可以当大官，因为他的出身就很好。

这一时期，有一个态势就是“援道入儒”。刘劭、何晏、王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援道入儒就是把很多道家学说、方法论引入到儒家当中。目的是要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改造儒学，从而使儒学重新成为一种有用的学问。在魏晋玄学人物中，何晏、王弼都是'贵无论’的首倡者和突出代表，他们引进《老》《庄》'以无为本’的学说去诠释儒学，就其本意而言，绝不是要抛弃儒学，另立新说，而是要以道家的思想资源充实儒学，重建儒学的新体系，从而完成儒学玄学化的改造。所以魏晋时期的人最喜欢“袖手谈玄”，大家在一块儿聊天，看谁说的东西更“无”、更加高明。

这一时期孕育了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口号叫“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什么会“越名教而任自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厌烦透了曹丕和司马昭这样的人，他们整天打着名教的礼仪，实行一件事——禅让。他们认为，既然古书上都可以禅让，那么麻烦皇帝把汉朝禅让给魏国，接着曹家又把王位禅让给司马家。

同时，佛学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佛学大概是在东汉时期传到中国的，在魏晋时期，声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儒家要捍卫他们在民间受到的拥戴，要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就要跟佛教争夺最基本的理论上的依据。在南朝，儒学发展主要的表现是“儒佛融合，儒道合一”的趋势。那时候南朝有着玄学化的过程，北朝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比较纯朴和求实。很多人学习儒学。北朝发生了魏太武帝灭佛事件，要求学佛的人都还俗，因为当时寺庙给整个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寺庙僧侣无须承担赋税），而把这些人从寺庙赶回去，社会就动荡，因此寺庙又重新兴盛，然后给经济造成压力后皇帝又灭佛。

04

隋唐-佛道之争

南北朝结束后，隋朝进行了统一，到了公元581年，杨坚经过禅让获得了天下，建立隋朝，隋文帝杨坚对于儒家的态度是利用和扶持。隋朝出现过一位道德楷模般的大儒，就是颜之推，他写过一本书《颜氏家训》，就是教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它有点像扬雄的《法言》，就是让我们把儒学经典回归到修炼自己，回归到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件事上。

隋朝的时间比较短暂，到隋炀帝就灭亡了，然后唐朝取代了隋朝，唐朝的孔颖达、房玄龄和颜师古（三位最著名，还有其他人）用二十余年的时间整理经典，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就是《五经正义》，这本书把过去除了《乐经》之外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通通做了全面的整理和注释。

唐朝虽然非常重视儒家，但是他们把儒家只用作“外用”，就是用来治理国家，而忽视了“内圣”，忽视了对于心性的修炼，于是儒家又成了僵化的产物。跟之前的历史一样，当这门学说变为官方推荐之学时，它就会变得僵化。这时候出现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要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韩愈认为，先王之道的基本思想就是仁义道德。他在《原道》这篇文章里面给中国人梳理了道统，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到孟轲结束以后，后面董仲舒、扬雄这些人不算儒学接棒人，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归儒学仁义的本质。

在唐朝初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儒家发展得很好也很快，但是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儒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在这个时候，佛教更为盛行，包括（此前）武则天统治的时期。愿意花巨资建设龙门石窟，就能看出佛教当时盛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在重建儒家道统、重振儒学精神的同时，也需要对佛教进行批判，他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论佛骨表》，反对皇帝迎佛骨，因为这件事情，韩愈被贬。

韩愈提倡内在修养，儒家要想跟释道对抗，最大的短板是儒家整体讲的仁义都是外用的，而释道强调内在的修养，更能收服人心，所以韩愈从《大学》当中提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打仗，战乱了接近五十多年，出现一位爱读书的皇帝-赵匡胤。

时间进入到宋辽夏金元

05

宋辽夏金元-理学建立

赵匡胤非常喜欢读书，据说手不释卷，因此当时文人的地位比较高，在这种环境下有了“宋初三先生”，就是理学的开山人物，三位分别是孙夏、胡瑗和石介。之所以有新的理学出现，就是在北宋初期赵匡胤定下的基调——自由议论，大家可以自由讨论，不会因说话而获醉，第二个原因是不杀士大夫，所以包拯、范仲淹、苏东坡才敢于直言犯谏。即使皇帝对他们很生气，但是皇帝不会杀人。

在“宋初三先生”打下基础之后，出现了理学的奠基者，理学奠基者包括三个人：周敦颐、张载、邵雍。周敦颐素来被看作理学的开山祖师。宋明理学的主题，也就是“心性义理”地提出，主要就是周敦颐的贡献。“所谓'心性义理'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以《周易》的'太极’范畴为主体，杂糅道教得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周敦颐形成了一个《太极图说》，“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的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

“这样，周敦颐借助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的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这就是周敦颐所做的最大的贡献。与周敦颐在理学中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我们经常会听到张载的几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位大师邵雍会让我们想到算命，他的思想贡献主要在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他流传至今的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皇极经世》。

紧接着理学的构建者还有二程：：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他们两个人是河南人，与张载是亲戚，他们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两个人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样。程颢（哥哥）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理者，天也’'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强调'天人本无二’，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诚敬存之’，使心寂然无事，'郭然大公’，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仁的境界。” 程颢的理论启发了后来的王阳明，他认为心外无物，心与物是一体的，理只有一个。

弟弟程颐认为所谓'理’，“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而'万物皆是一个天理’。”也就是每个东西都有每个东西的理，所以每个东西都要慢慢地去研究，要格物。程颐的理论启发了后来的朱熹，二程理论的最高境界，是提出了一句我们现在都经常批判的话：“存天理，灭人欲。” 我们需要让天理彰显，而我们的人欲往往表现出来的是自私、残忍、懒惰，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克己复礼为仁，最终达到“慎独”的精神境界，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被有效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够变成现实。

紧接着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朱熹出现了，他在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就是1148年）中的进士，到公元1200年去世，一共活了七十一岁，朱熹提出了四书，他把《中庸》和《大学》这样的单篇文章提炼出来，最后和《论语》《孟子》并在一起，变成了四书。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此后八百年的官方定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他的思想后来也被僵化了，就像前面说的儒家的兴盛也是如此，被官方化后朱熹的思想慢慢成了八股文的来源，朱熹的理气、太极思想基本上承袭二程，特别是程颐的'理气说’，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太虚之气说’、邵雍的'先天说’等。”

不过，在朱熹生前，其学说并不被世人，尤其是官方所看重，甚至因为政治上失意，一度遭到查禁，其学被列为'伪学’，其人被列为'罪首’，被编入'伪学逆党籍’。只是在他死了之后，他的冤案才开始平反，其学术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至元代而下至明清，朱熹学说才成为官方学说，受到高度重视，并在13世纪以后流传到海外，在日本、朝鲜等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宋朝以外，当时还有辽、金、元。辽国创始皇帝叫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就在辽国首倡祭奠孔子，所以辽、金都是学孔子的学说，到了元朝的时候，赵复和许衡这两个知识分子向元朝的皇帝建议，推动元朝学习理学，朱熹的学问在元朝也成了庙堂之学。

接下来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朱熹的大粉丝—朱元璋，看看儒学进入明朝又发生了哪些？

06

明朝-理学和心学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了以后，尊崇程朱理学，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于统治来讲实在是太好用了。朱元璋最反对的人是孟子，朱元璋很恨孟子，因为孟子有很多民贵君轻的思想，朱元璋觉得这不利于他治国，所以曾经一度把孟子从孔庙里面搬了出来。这件事情对于儒家来讲，是“弊大于利”， 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时的学者不仅缺少思想的创造，而且在学术上也极少创新，画地为牢，一依程朱的范围。”大家会认为，既然皇帝这么爱程朱，那我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咱们所有的东西不出自伊川，便出于明道，不行就是朱熹。所以，明初的名儒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虽然名气颇大，但其思想和学术方面的贡献却极少。

与此同时，民间有一股暗流，开始趋于心学，因为心学活泼，而理学规范、死板。所以民间出现了陈献章。陈献章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叫湛若水，湛若水有一个好朋友叫王阳明，这一派人开始在民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王阳明一辈子就做两件事：前半生，破山中贼；后半生，破心中贼。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事功方面有一些建树、打一些胜仗很容易，但是能够克己复礼，让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光明的状态，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王阳明最大的学术成就是“知行合一”。到底是知先行后，还是知后行先？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真知就是笃行，能够笃行就代表真知，这两个是一件事。然后“心即理”“致良知”，还有“万物一体之仁”，这是王阳明的主要学术成就。心学也有危险的方面，它需要人的根基比较好，对于王阳明这样的人来讲是好的，因为他天分很高、根基很深，所以他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心学。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会很难，王阳明的思想其实受到了很多儒家、道家的影响，在后期慢慢地变成玄而又玄的一个东西，说“只要在心上下功夫，现实生活当中不做都行”，所以后来人们开始反对王阳明的学派。于是在明朝末年产生了“补儒”和“超儒”的学派，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到早期的儒学，去做一些外在的修炼，而不能够只盯着自己的内心，因为那个东西你根本无法把握。

在明朝末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汇流，就是西学东渐，到明朝末年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产生了科学的思想，西方人开始进入到中国。当时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传教士叫利玛窦，“利玛窦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有极高的科学素养。他对孔子的哲学极为钦佩，他把孔子及四书五经热情地介绍给西方人，明确提出如果西方人批判地研究孔子那些被载入史册的言行，就不得不承认孔子可以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哲学家相媲美，甚至还要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冯应京，这些大知识分子那时候都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有很多人学几何、算术，开始了解西方的这些学科。“当时的知识分子在热情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对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学道统失去信心，而是持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 这是西学东渐的开始。

接下来，李自成推翻明朝，明朝灭亡，李自成又被清朝消灭，然后进入到了清朝。

07

清朝-乾嘉汉学

清朝刚开始，对西学持开放的态度，康熙年轻的时候还学几何，光学等。后面出了《不得已》的案件，当时有一些儒生写了一本书叫《不得已》，提出西学对我们老祖宗的儒学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得已要反对它。在《不得已》案之后，西学中断。在1717年，康熙宣布“不许传教。”然后复归于传统的儒学，开始有了所谓“乾嘉之学”，这时是儒学的一个小高潮。

这个小高潮的背后，有着文字狱的血泪，“在当时的环境下，知识分子无法从事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敢研究历史，不敢读书。于是，知识分子只能走上与现实相脱离的道路，一头钻进故纸堆，'诠释古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于人无害’。” 清朝的训诂学特别发达，就是去钻研文字、钻研古物，考证东西。宋朝的知识分子可以讲道理，但是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要讲道理就会掉脑袋，会进监狱，所以大家都去研究训诂之学。

“乾嘉汉学”里主要分两派，一派是趋于保守的，像段玉裁、王念孙这些人；另外一派是趋于激进的，是龚自珍和魏源这一派。龚自珍的思想给光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以很大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就是龚自珍带来了思想的解放。魏源是第一个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魏源和林则徐他们这些人也被人们称作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虽然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但确实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最重要的觉悟。鸦片战争之后没过多久，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时期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儒生，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倡导的是“经世致用之儒学”。曾国藩认为能打仗的都是儒生，一个人打仗要想赢，就要把儒家经典学好。所谓的经学，所谓的理学，都无所谓好还是不好，而是看它有没有焕发出生机。当理学被举到庙堂之上，成为考试的八股文的时候，就失去了力量。但是当它被人们忽视、跌入谷底时，被曾国藩捡起来以后，又能够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

晚清末年，还有两位大儒，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到了现当代，，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征程。首先是辛亥革命，当时形成了两大阵营——“尊孔”和“批孔”。 有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也有接棒的新传统主义者，像严复和辜鸿铭。这一段时间群星璀璨，因为大师们的争论非常地激烈，胡适、顾颉刚、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钱穆，这些人都是灿烂星河中的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