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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通俗的方式，分六经概述、儒学与先秦诸子的融会、两汉与魏晋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四个部分简要介绍了儒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注意提揭各个时期儒学的特点，及各历史时期前后思想承接脉络。对儒学与经学、文学、史学的关系，儒学对各时代政治哲学、伦理思想、社会思潮的影响，儒学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树立上所起的作用，儒学与佛家、道家的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关节点，也作了说明。 关键词：六经；儒学；先秦诸子；魏晋隋唐儒学；宋明理学 从雄奇的青藏高原到浩瀚的太平洋，从奔腾不息的黑龙江到璀璨的明珠南海诸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传衍中，中华民族吸收、融汇了其他文化的优良成分，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滋养着伟大的中华民族，也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影响。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集中表现在儒学的发展历史中。 一、六经概述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首先保存在“六经”之中。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和《春秋》。 《诗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现存的《诗经》共305篇，简称“诗三百”，分《风》《雅》《颂》三部分，包括自周初至春秋时期中原各地的民歌、士大夫颂扬或讽谏朝政的诗歌，及用于祭祀、朝会等典礼的对于古代圣王的歌颂之辞。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集，其内容大多是夏、商、周时代君臣谈话的记录和君主的各种文告，是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尚书》为后世儒家奠定了重视德教、重视民生的治国传统。如《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的“慎徽五典”“敬敷五教”，《大禹谟》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 礼包括《仪礼》《周礼》和《礼记》。《仪礼》是关于士阶层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礼节仪式的说明。《周礼》又叫《周官》，其成书年代聚讼纷纭。它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记载周朝所设官职及其职掌，“六官”是唐宋以后广泛采用的“六部”的雏形。《礼记》又称《小戴礼记》，以别于《大戴礼记》，是孔门后学关于礼的各种论说。有通论礼的意义的，还有关于祭礼、丧礼、嘉礼等的制度、仪节的具体说明。 乐，先秦典籍中提到者极多，或为六经之一，或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作为六经之一的《乐经》，学者多以为先秦时尚存在，秦始皇焚书时被毁。礼重在彰显差别，乐重在差别中的和谐。差别中的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故常常“礼乐”连言。乐的社会教化、移风易俗等功能，《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和其他儒家文献中多有道及，这可能是《乐经》未再流传的原因之一。 《易》又称《周易》，包括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辞和“十翼”，前者称为“易经”，后者称为“易传”。“十翼”包括《彖传》《象传》《系词》《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六十四卦是周人挑选、编排而成的占筮记录，用于卜测吉凶。战国以后儒家后学对《周易》进行解释，有通论《周易》大意的，有就卦爻辞、卦爻象进行思想发挥的，有说明卦所象征的事物的，有说明卦的排列顺序的，因总共有十篇，故统称“十翼”。“翼”是辅助的意思。后人对《周易》的解释大体循着两个方向。着重就卦的卦象、爻数进行发挥的，称为象数派；着重就卦爻辞蕴含的意义进行发挥的，称为义理派。这两派在《周易》解释的历史上始终互相对立又互相吸收。 《春秋》本来是鲁国的编年史，记述了自鲁隐公到鲁哀公共十二公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相传孔子对《春秋》进行了删削，寓褒贬于“书法”之中，也就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述，表达了孔子对它或赞同或贬斥的态度。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还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意思是，春秋之时，儒家所称颂的古代圣王已经消亡，霸道大盛，所以孔子作《春秋》以拨乱反正。这都是说，《春秋》是抨击弊政、宣扬王道、恢复理想之治的典籍。《春秋》崇尚天下统一，倡导“尊王攘夷”，以结束诸国分立、周天子名存实亡的状况。 《春秋》记述历史事件非常简略，需要注解。后人对《春秋》的注解主要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称为“《春秋》三传”，现在都收入十三经中。《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属于经学中的“今文经学”，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着重发挥孔子寓于其中的“微言大义”。《春秋左氏传》属“古文经学”，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着重铺叙史实，不多作义理发挥。东汉以后《公羊传》《谷梁传》衰微，而《左传》大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左传》以其秾丽富艳的文字，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散文家。而《春秋公羊传》包含的微言大义，也为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提供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养分。六经各自的特点，《庄子》说得最为显明确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二、儒学对先秦诸子的融会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此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威权下移至诸侯国手中。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竞相招徕人才。代表各种政治、经济势力的思想家都以他们的思想创造提供救世之方，由此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當时最有影响的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和名家。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学派的特点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①。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想救治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混乱状态，使整个社会走向礼乐彬彬的有序局面。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要按照礼法对这个阶层的要求去做，由此达到整个社会的有序与和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周游列国十几年。在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回到鲁国，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自觉地担负起对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六经的删订、继承和传授的任务。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的核心思想是关于“仁”的学说。仁最重要的是“忠”和“恕”两个方面。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对人有爱心，宽容人。孔子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起了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儒家的另一个伟大人物是孟子。孟子以继承孔子的思想为职志，以实现儒家王道为理想。孟子在政治上主张王道，以此反对春秋以来盛行的霸道。孟子以性善论为其思想核心，认为人天生来即有“恻隐之心”等“四端”，四端是仁、义、礼、智“四德”的表现。人的修养就在于扩充“四端”，使之达到充沛的程度。仁政就是将心中本有的“四端”推行到政治上。孟子认为天道的内容也是仁爱，所以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道。另外孟子高扬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反对暴政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压制摧残。孟子思想对后世知识分子人格独立、反对强权高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荀子是先秦儒学又一位代表人物。和孟子侧重心性方面的发挥不同，荀子吸收了法家的思想，更注重礼乐、法律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主张隆礼重法。荀子也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重视礼乐教化在人格养成中的作用。所以荀子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天生即自私，好占有，好争夺，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良好的教化可以改变人天生的恶性，达到理想人格。荀子对当时各种偏离儒家学说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墨家在先秦影响很大，与儒家同称为“显学”。墨子是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家后学多为手工业者，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墨子从下层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尤其反对儒家的“亲亲”“尊尊”、厚葬久丧、相信天命等学说。墨家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提倡简约、勤谨，反对周礼，主张夏政。墨家学说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儒墨之争，实际是重视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教化的社会上层和重视生产、重视实际功利的下层劳动者的冲突。墨家学说遭到孟子的激烈批评。 道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学派，也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家。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的重要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是用优美的韵文写成的一部玄言诗，思想深刻，文约义丰，对中国哲学中天道观、宇宙论、人生观诸方面形成了极大影响。道家以其阴柔与儒家的刚健互相补充，共生共长，对中华文化性格特点的造就具有巨大作用。老子以一个冷峻的哲人，历纪成败，通过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总结，提出守柔、谦下、不争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上升为宇宙原理。根据事物相反相成原理，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哲学命题，主张在事物变化中把握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主动权。老子抨击文明演进过程中对人的淳朴本性的戕害，主张回到朴实无华的原本状态，反对人为物役。老子思想充满了历史智慧和辩证思维。庄子则是明显的隐士的哲学，主张齐同万物，向往自由自在的纯朴生活。庄子抨击伴随物质进步而来的社会文明对人的质朴的天然本性的戕害，认为人应该顺任自然，不能随意造作，故对儒家的仁义、礼乐，法家的法治等都提出激烈批评。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中和，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有着巨大影响。 法家以法治为核心，主张严刑峻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商鞅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被孝公任用，实行变法。主要措施有废除井田，取消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取消贵族特权。秦国由此成为强国。韩非吸收了他以前的法家思想，如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将三者融合为一，提出“抱法处势怀术”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则主张“世异则备变”，主张政治措施因时而变，厚今薄古。法家奉行功利主义，反对儒、墨的以德治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学说对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根据法家理论治国的秦王朝二世而亡，也宣告了独任法家的失败。而后世多采取王、霸杂用甚或阳儒阴法的统治术。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齐国的邹衍。阴阳家以阴阳五行为总原理解释一切事物，包括宇宙结构和人世皇朝更替等。阴阳家把阴阳和五行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解释框架，把宇宙间的一切纳入这个框架中。阴阳五行与物质（金木水火土）、方位、时令、颜色、音律、人体器官等相配，阴阳既对立又统一，五行既相生又相克，在动态中取得平衡。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国哲学、宗教、军事、天文、地理、气象、艺术、医药、制器、体育乃至佛道、堪舆、巫术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方式影响最为深刻的学说之一。 在先秦诸子思潮中，名家是独特的学派。名家的著名代表是战国中期的惠施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合同异”派强调事物性质的相對性，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消泯事物的差别。惠施的“历物十事”体现了这一特点。“离坚白”派正好相反，注重名词概念之间的差异和事物性质的稳定性。公孙龙的著名命题“离坚白”“白马非马”等，曾引起关于名家是否诡辩的争论。 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治理国家、修养身心的内容比较多，重视理论的实践性、实效性，抽象思维、逻辑学和知识论不发达。名家拓宽了先秦思想的蕴含，把哲学拉出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讨论之外，扩大了理论范围，深化了思考内容，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但又因为它的抽象性、思辨性、缺乏实用性，在后来中国思想的长期发展中遭到冷遇，逐渐湮灭。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即告结束。先秦是中国古代思想创造最为繁荣、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一段时期，先秦思想是后来一切思想学说的源头。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都要回顾先秦，从中获取思想养分。先秦诸子与后来的宋明理学，构成中国古代学术的两个高峰。 三、两汉与魏晋隋唐儒学 两汉是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汉代初期，大乱之后人心思定，统治者采取黄老之学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恢复生产，苏醒民困，减赋税，省刑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另一方面，汉代在秦火之后，国家藏书遭到很大破坏，文帝时，《诗》《书》《礼》《易》《春秋》皆立博士，旨在传习经学，教授弟子。这一政策延续至整个汉代。 汉代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秦王朝所以短命而亡教训的总结。西汉的政论家贾谊的结论是，秦朝不明“攻守之宜”，取得政权后不以仁义治国，仍然沿用了法家的严刑峻法政策，导致国家灭亡。另一个思想家陆贾的结论是，秦朝是用“马上取天下”的方式管理国家，故短命而亡。这些深刻的见解，为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汉武帝以后，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由此取得统治地位。儒学在长期发展中，将先秦以来各家学说吸纳、融会在自身中，使儒学呈现广大、丰富的局面，在政治、伦理、学术文化各个方面树立起中心地位。 汉代的思想家首推董仲舒。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发挥其中的“微言大义”，建立他的儒学思想。董仲舒提倡国家一统，反对诸侯专擅；提出“天人相应”的观念，认为天道显现为阴阳，阴主杀，阳主生，天道任阳而不任阴；人道与天相应，刑主杀，德主生，君主应该承天意以从事，任德而不任刑，以教化为政治措施的根本，以体现天的生生之德。 经学在汉代地位很高，于是出现了依傍六经的纬书，其中的《易纬》讲到宇宙演化的历史，还用六十四卦与四时、二十四节气相配，形成“卦气”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代经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崇奉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经典，是政府的官方经学，在解经路向上注重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遵从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经典，是民间的经学，解经路向注重经书中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的解释。今、古文之争，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在经学上的反映。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融合今、文古文两派，遍注群经，对“三礼”的注释尤其精卓，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两汉思想的代表人物与著作有《淮南子》、扬雄、《白虎通》和王充。《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与门客集体编著，主旨是宣扬道家之学，与汉初统治者好黄老之术相呼应。《淮南子》以道家关于天道的论述为根据，吸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的理论，阐明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必须淡泊无为、致虚守静这一根本道理。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尊崇孔、孟及《五经》，宣扬儒家的道统与德治，反对谶纬之学，抨击道、墨、名诸家，对法家申、韩之术贬斥尤其激烈。又仿《周易》作《太玄》，以“玄”为世界本原，万物法则。《太玄》也和《周易》一样，可以用来卜问吉凶祸福。 《白虎通》是东汉章帝召集名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之纪要。《白虎通》在经学讨论中涉及汉代社会、思想、政治、礼俗各个方面的广泛问题，由学者讨论，皇帝裁决，具有国家法典的作用和权威性。可以说，《白虎通》是汉代思想的百科全书，是对汉代各个方面的总结，它所定立的各种制度，从“三纲六纪”到天子、公卿的名号、爵位，哲学上的天人关系、性情理论等，对中国文化的形态和特性，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充的代表著作为《论衡》，以“疾虚妄”为旗帜，以黄老之学的天道自然无为为理论依据，对当时思想界种种虚妄言论进行尖锐批判。重视实证和效验，反对无证据的空谈。抨击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和术数、迷信等，表现出强烈的论战气息。对汉代关于气的学说进行了总结，认为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物质基原，气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 由王符、仲长统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是汉末的主要思想潮流。 汉代是先秦各家学说互相吸收、融汇最为明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建设最为重要的时代。汉代思想的总体特征是比较浑朴，比较实证，阐释发挥紧扣具体问题，不像后来的魏晋玄学那样空灵和思辨。 两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还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建立。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充分发展，在“格义”（即用中国哲学固有名词概念对译佛经中的名词）、立派（建立富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等）、创宗（创立彻底的中国化的佛教派别——禅宗）诸阶段之后，成了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老庄道家和秦汉以来的神仙家、民间巫术宗教的混合物。道教自身本来有许多儒学因素，从教义理论到组织轨仪，都和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儒学除了在国家立国规模、典章文物制度、家庭组织形式、基本道德规范方面还占主导地位以外，在士大夫的精神生活、趣味好尚层面，佛教道教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唐以来三教合一、三教道同教异的思潮呈现出强劲的趋势。宋明理学的产生，就是儒、释、道综合的产物。 魏晋时期，中国思想的主要形态是玄学。魏晋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本末有无问题，企图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魏晋玄学是对两汉经学的扬弃，玄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以裴頠、向秀、郭象為代表的崇有派，以及东晋时期张湛的《列子注》。从历史时期来划分，可以分成四个发展阶段：何晏、王弼的正始玄学，阮籍、嵇康的竹林玄学，裴頠、郭象的西晋玄学，张湛的东晋玄学。玄学始于人的才性之争，即人的气禀、性情和才能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渐渐发展为抽象的本末有无问题的讨论。何晏、王弼是通过注释《论语》《周易》《老子》发挥贵无学说的。贵无论以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为理论根据，主张“无”比“有”更根本，天地间的事物，皆以“无”为本。圣人是“无”的体现者。贵无论的“无”，实际上就是老子所谓“道”。在名教与自然关系上，主张名教本于自然。阮籍、嵇康激烈抨击名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由于贵无之风的盛行，士大夫以谈论形而上问题为高明，以经理实际事务为执滞，以冲破礼法为旷达，引起一世风气的虚浮。裴頠作《崇有论》对此世风士习进行批评，由此阐明“有”的根本地位，认为世界上的存在都是“有”，“无”不能产生任何东西，“济有者皆有”。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名教即自然。郭象在注释《庄子》中阐发崇有论，认为万物皆有自己的性质，顺万物之性就是天地之正；万物皆独自生化，无有造物者控御；圣人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所以能“无心而顺有”，自然与名教合一，内圣与外王合一。 张湛是东晋人，他是在注释《列子》中阐发玄学思想的。不过他的思想已经转到个人生死解脱问题上，主张生死是气之聚散，应当以寂静为常，不以生死动心。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裂，经学上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派别。相对来说，北朝经学不杂入玄学，故重视文字训诂及名物制度的解释，呈现出深厚广阔的气象；南朝经学则受玄风影响，有清谈遗风，重视哲学义理的发挥。故当时有“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之说。南、北不同的解经风气，随隋朝统一南北而归统一。入唐，太宗诏令国学祭酒孔颖达领学者撰定五经义疏，名《五经正义》。自唐至宋，科举明经取士，一遵此书。 南北朝以来的思想家，大多为佛经注疏家，如天台宗的智顗，三论宗的吉藏，唯识宗的玄奘，华严宗的法藏等，皆为不世出之思想家。儒学思想家，经学家外，首推王通、韩愈和李翱。王通居（黄）河、汾（水）間，讲学授徒，号“文中子”。弟子众多，唐朝许多政治家，都出于王通之门。所著《文中子中说》，以周公、孔子自任，宣扬儒家治国之道。对宋明儒学的兴起有一定影响。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功绩，苏轼概括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激烈排击佛教，为儒家重新占领思想界主导地位扫清道路。他提倡道统，认为儒家有一个从尧、舜到孔、孟圣圣相传的统绪。他尊仰孟子，大力表扬孟子辟杨墨、崇仁义的功劳，对孟子升格为圣人，后世孔、孟并尊起了极大作用。他又表彰《大学》，以《大学》之道对抗佛教道教之道。他的弟子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吸收佛教思想，主张灭息妄情，恢复本来清明的本性，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批评佛教。韩愈表彰《大学》，李翱表彰《中庸》，对宋代程颐、朱熹成立四书学有很大影响，为宋明理学兴起之先声。 四、宋明理学 经过唐末五代的割据、动荡之后，随着宋朝的建立，中国又一次走向统一。宋代初年，有“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他们的学术主要是重新确立儒学的主导地位，抨击佛教，倡导尊王攘夷，为新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理论上的论证。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立“经义”与“治事”两斋，前者明体，后者达用，称为“苏胡教法”。其法被太学取用。胡瑗后为国子祭酒，当时科举所取士子，胡瑗弟子居其半。他对《周易》《尚书》的注释，对宋明时期义理解经的影响很大。孙复讲学泰山中，著《春秋尊王发微》，提倡尊王攘夷，维护中央集权。石介则批评佛教，批评杨亿为代表的“西崑体”的浮艳文风，提倡回归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 理学的创始者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兄弟、邵雍。理学有广、狭二种意思。广义的理学又称道学，指宋元明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潮流，狭义的理学指与心学相对的道学学派，主要指程朱理学。北宋理学的主要派别有濂、洛、关、闽。 “濂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有图有说，在很短的篇幅中谈到了宇宙的演化、世界的本原、人的性质与修养标准，认为宇宙是从无极到太极、到阴阳五行、到万物的演化过程。世界的本原是阴阳之气，人是万物之灵，人的修养目标是中正仁义，方法是主静。《通书》则大谈“诚”，认为天道就是诚体，诚是性命之源，圣人是“诚”的具体体现。 张载为首的“关学”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修养目标，以天道的性质和运行规律为思考中心，提出了“太虚即气”“一物两体”、太和之道等深刻的哲学命题，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气有互相对立的两种势用，气屈伸、升降的总体和谐状态就是“太和”。张载还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士人提出了根本使命。后代杰出的儒者莫不以此四句话为终生奉行的理想。 理学的实际完成者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学说称为“洛学”。二人的学说有一定差异。程颢注重发挥人的仁义本性，主张学者须先识仁，然后用诚敬的心存养识得的仁；修养要领在动静皆定，能廓然大公，才能物来顺应。程颐则重视万物中存在的理，认为理是本有的，先在的，不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修养方法上格物穷理和涵养心性并重。程颐并且认为，他们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延续者。 朱熹是“闽学”的代表人物，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周敦颐、张载、二程、二程弟子、邵雍等人的思想统合在一起，在深入钻研经学、史学、哲学和文学的基础上，创造出博大、精密的思想体系，在理气、心性、知行、修养方法、社会政治、思维方法、对不同思想学说的改造发挥诸方面都有深刻研究和杰出创造。他在二程的基础上，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并用毕生精力进行注释讲解，名《四书章句集注》。在科举的推动下，“四书”取代了“五经”，对中国文化向社会下层推移，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朱熹经学与理学并重，他和他的弟子，集体完成了对“五经”的注释，给南宋以后的学术树立了典范。朱熹对中国书院教育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二程与朱熹的学说，后世称为程朱理学。 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是心学代表人物。他不像程颐、朱熹那样关注外在的理，而是将眼光转向内，以人本善的心为出发点。陆九渊的学说中心是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认为人心中的理与事物上的理是一致的，故有“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说。他的修养方法吸收了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主张剥落物欲。由于信任本心，陆九渊主张破除外在偶像，自尊自立。 朱熹与陆九渊学术思想不同，二人在著名的鹅湖之会上辩论为学之方。朱熹教人先泛观博览，陆九渊教人先体认本心。朱讥讽陆空疏，陆讥讽朱支离，辩论不欢而散。 南宋著名的思想流派还有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陈亮与朱熹之间有王、霸义理之辩。朱熹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以来皆人欲行。陈亮反对此观点，认为汉唐的功业就体现了天理，主张道德不能脱离事功。叶适主张恢复以经学带动事功的传统，批评理学专言正心诚意，抛弃经学中重视经世致用的传统，对理学中主静的修养方法，对专意心性问题的佛、道两家，都进行了尖锐批判。陈亮、叶适重视实际功利，主张农、商互利，反对重农抑商。 南宋从理宗开始，解除庆元党禁，表彰朱熹之学，理学逐渐取得主流地位。蒙古灭金与南宋，建立了元朝。元朝以儒学为治国基础，沿用科举制度。朱熹理学北传，赵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元代思想家，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著名。元代思想以推尊朱熹、和会朱陆为整体特征。 明代前期，思想界延续了元代尊朱传统，只是朱子学的支流余裔，陈献章、湛若水倡导心学，为心学先声；王阳明崛起浙中，提倡良知之学。经过王门后学的推阐发挥，才彻底改变了思想界陈陈相因的局面。王阳明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他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等活动的磨练，创立“致良知”学说。致良知即推致心中本具的良知于具体事物中，使行为在善良意志的指导下，同时使做具体事的知识，积累于良知之中，作为以后行为的基础。致良知的精义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在实践中收到这两方面的效果。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就是他致良知宗旨的鲜明体现。王阳明没后，他的弟子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特别是泰州学派的理论和实践，使明代中后期表现出自信本心，反对外在权威，大胆狂放，冲破既定道理格式的生动局面。这与明代中后期经济发展、贸易活跃、城市规模扩大、市民生活的繁荣成为社会注目的中心，社会风气开放，思想活跃，儒、释、道合一思潮强劲，整个社会俗世化等种种倾向相一致。王学是当时社会思想的反映，又反过来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开放与活跃。 王学崛起于东南，明代后期，逐渐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趋势。朱子学因与科举关系密切，在思想界仍有很大势力。罗钦顺与王廷相是明代朱子学的著名代表。朱子学在抑制王门后学向狂放一路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明末，出现了朱子学和王学的合流，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派和刘宗周为代表的嶯山学派，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暴动和满清入关的双重压力下终结了。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在明亡的惨祸烈毒的刺激下，一些有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主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明朝亡于异族的教训，特别是学术文化上的教训。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这一思潮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代表着明清学术形态的递嬗。 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为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原则，在明亡之际，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学术上提出经学即理学的思想，对明人学问的空疏提出批评，倡导恢复儒家以经学为主体，以知识与价值、修德与实用相结合的学问形态。他在经学、史学、典章制度、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对清代学术树立了典范。顾炎武被公认为清学之祖。 黄宗羲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活动，失败后潜心学术，在对明代政治、经济、法制、兵制、科举等进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这一充满战斗力和时代感的著作，对明代政治的各个方面做了批判与总结。哲学上主张理气合一，对王门后学中直任本体、放弃功夫一派进行尖锐批评，倡导力行；同时表彰豪杰精神和独立人格，表现了不向异族统治者屈服的决心。 王夫之参加过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避居深山，对中国古代经学、史学、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倡导主有、健动的精神，反对佛、道二教的阴柔、谦退、空静；主张恢复经学的笃实精神，反对语录之学的单薄；政治上严于华夷之辨，反对外族入侵，对明朝灭亡的教训从各个角度加以总结，着重反对“孤秦陋宋”，即秦的专制残暴与宋的重文轻武、闇弱陋劣。并通过对“四书”的评论，全面抒发对宋明理学的改造，及对阳明后学恣纵荡越的批判。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后期思想的高峰。 清代思想家，清初主要是颜元与他的学生李塨。颜元从功利思想出发，反对宋明理学专在书本上用力，认为儒学主要是尧、舜、周、孔的“三事三物”等实事，而理学主要是正心诚意的心性功夫。理学偏离了孔门正道，所以“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将儒家的“格物”定义为习行，强调实践精神；政治上为了消除贫富不均和减轻百姓负担，主张恢复古制，如井田、封建、学校等，但皆难以实行。 中期主要是乾嘉考证之学，代表人物有皖派之戴震与吴派之惠栋。吴派尊信古人，以为凡汉皆好、凡古皆好。皖派则提倡一空依傍，实事求是。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在治学方法上主张“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认为故训明则理义明，以汉学方法治宋学。哲学上主张“气化”即“道”，世界的本原是“气”“气”的流行过程即“道”“气”流行中表现出的条理即“理”。人的本质是血气心知，天理即人欲的恰到好处，故理存于欲中。离开人欲讲天理，易陷于“以理杀人”。 戴震之后，清代最有价值的学说是庄存与与刘逢禄的常州今文学。今文学者多引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讥切时政，排击满清之专制。今文学家中最有影响的是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则集其大成。常州学派突破了乾嘉学术专言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证性工作，而倡言讲求经中的微言大义，经世致用，以救国家之急难。这一点与清代中叶以后西学大规模传入所激起的古今、东西之辩相适应。 此后，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政治上的救亡图存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中国近代学术开始了。 在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强力冲击下，在价值理性低迷、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中国文化行将不保的形势下，一批立足中国文化，主张吸收西方文化充实、改造中国文化，以此应对近代以来文化危机的学人涌现出来。这批学者群體称为“现代新儒家”，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及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成中英等人③。现代新儒家在与西化论者、国粹论者的论争中，使儒学在当代得到新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张学智） 【 注 释 】 ①《汉书·艺文志》。 ②《北史·儒林传》序。 ③见刘述先著，东方朔编：《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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