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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希望走出去的人。高中毕业时，我报考的大学全部是湖北省以外的学校，如上海交通大学、大连工学院、北京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四川大学等。 在文革期间，由于中央支持，免费乘车、各地提供免费食宿，我两次到天安门，见到毛主席。奔走在北京、武汉、上海、西安、南京、成都各大专院校之间，辩论、抄大字报。甚至与上海师范学校红卫兵结伴，从上海一路步行（当时叫长征）到上饶。并在上饶一家工厂进驻一个多月。那时，满脑子想的“革命”，根本没想到旅游，也没到任何一个景点去参观。 参加工作后，正值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在基层当工人。作为“臭老九"要夹着尾巴做人。哪里想到旅行呢？ 1977年，恢复高考，后来，又招考研究生。十几年，没摸书本，贸然应试，结果，初试录取，复试落选。周总理觉得老五届（66-70届）人才难得，重点高校，将这些落选生，回炉学习专业二年，重新安排工作。80年，我才有机会，从工厂调到当时武汉工学院黄石分院机动科当教师。这个学校的前身是黄石工业学校。 这时的首要任务是尽快适应高校教师这个角色。由于，专职教师不多，一人要讲授从专业基础课到专业课，好几门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得到师生的认可，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 改革开放初期，企业职工工资很高，学校工资很低。为集资买房，不得不借债。旅行成了奢望。管理系能够通过给厂长、经理办班得到经费，因此，管理系成为我校经济效益最好的单位，寒暑假可以组织本系职工旅游。而我们机械系面对企业，却没有实力通过项目增加收入。后来，通过，收取毕业生实习费用，组织毕业生开展毕业实习，教师也借机外出旅游一下。 1986年，到南京、扬州。 
1987年，到西安、华山、乐山大佛、龙门石窟和长江三峡。
1988年，北京
1989年
后来，禁止向学生收取费用，再也搞不成了。 旅行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钱、身体和时间。这时期的我，最缺的是时间，教学、科研和撰写论文，花费了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孩子教育。在丈夫、父亲、儿子、兄长、老师这众多的角色中，我唯一合格的只一个：老师。 1987年，我决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我、妻子、儿子、我妹妹和她的女儿，一行五人，到青岛、上海、苏州、杭州、桐庐旅行。孩子经历了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长途旅行、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坐海轮、第一次在海水里戏水、第一次看到溶洞……
之后，于2007年5月宁波省亲、2015年8月北戴河。2016年3月，宁波省亲。三次携家人出游。 2003年，妻子突然被初步诊断为子宫肌瘤，怀疑是癌症。经了解，当时，佛山第一人民医院是治疗此病的最好单位。而且，特别擅长微创手术，自费需要上万元。我毫不犹豫，决定用学校奖励我评上教授的一万元，为妻子治病。立即，请事假（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请假），乘飞机到佛山（这也是我俩第一次乘飞机），陪妻子治病。事实证明：此决定非常正确，术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癌症也没有复发。 妻子在恋爱期间，说过，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到巴黎去看看。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2006年9月，一退休就婉拒学校的返聘，到广东珠海应聘。一是多份收入。二是广东高速公路发达，省内景区二、三小时即可到达。 总体计划是：先远后近，即用十年时间，将全国边沿省市（西北、西南、东北、华南、华东）游遍。先山后水，即用十年时间，将全国名山登遍。 国外则是先易后难（签证），先东南亚、俄罗斯、英国、西欧、中欧、东欧、中亚、非洲。最后，美国、加拿大、南美洲等。 到2019年，计划顺利地进行着。疫情无情地打乱了我的计划。起码将全国名山登遍，由于年龄的原因，实现不了。但是，我坚信：疫情终会过去。生命不息、旅行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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