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读书】好的教育，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让知识回家

一站式收藏您的阅读与创作

【教育读书】

好的教育，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作者：傅国涌

    各位知道，徐志摩是1897年生人，金耀基是1935年生人，他们分别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和70年代来到剑桥，时间上相距半个多世纪。徐志摩在这里住过将近两年，金耀基则住了十个月。

    心灵革命，这个说法我是在徐志摩的诗里找到的。大家最熟悉的是他那首《再别康桥》，但对于徐志摩的剑桥生活体验来说，这首诗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读者记忆中首先想到的都是这首诗。他的另一首《康桥再会吧》是他1922年离开剑桥不久写的，而他写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时已经是1928年，也就是离开剑桥六年以后才写的。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

    然这一年中

    我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

    此后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

    康桥！

    山中有黄金，

    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宝是情爱交感，

    即使山中金尽，天上星散，

    同情还永远是宇宙间不尽的黄金，

    不昧的明星，

    赖你和悦宁静的环境，

    和圣洁欢乐的光阴，

    我心我智，

    方始经爬梳洗涤，

    灵苗随春草怒生，

    沐日月光辉

    他的“我心我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得到陶冶的，就诗而言，诚然不如后来那首《再别康桥》，却更真实、更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剑桥的生命体验。难怪他会说：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梦魂必常绕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风东指，

    我亦必纡道西回，瞻望颜色

    这一句也曾深深打动和吸引了比他晚半个世纪来到剑桥的金耀基。

    徐志摩在剑桥的岁月本来留下了一本剑桥日记，但现在失传了，唯一保留了一段，是胡适1932年1月23日在日记里抄下的，这本日记在他身后消失了，他的剑桥生活更完整的记录没有了，这首诗对于理解他也就更重要了。

    他从1918年来到美国留学，在克拉克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9月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为了到英国来追随罗素，就想到剑桥来。

    我们刚才经过的三一学院，本是罗素任教的地方。但罗素被撵走了——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和平，罗素被三一学院解职。所以他（徐志摩）来到三一学院的时候，罗素已不在。他也没有机会直接进入剑桥，先是去了我们前天去的那所学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混”了半年。

    他用了“混”这个词，可能就是在图书馆看看书，偶尔旁听课，或者就是没有正式名分的那种学习状态。但在这个过程，他认识了一个英国作家，推荐他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先是做特别生，后来转成正式的研究生。

    按理他应该是来读博士学位的，但他没有读学位，最后什么都没拿，突然宣布要回国了。刚才说的那首诗《康桥再会吧》就是他在回国前夕写下的，那是1922年8月10日。正是在这首诗中，他提出了“心灵革命”这个说法。

    我由此想到，好的教育，或者说一所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心灵革命是针对个体的。而我们历史上发生的革命几乎都是针对集体的，针对民族的。个体的革命，心灵的革命，往往只有通过教育，通过在某一所大学里的陶冶，才有可能完成。而中国真正缺的革命，是心灵革命，不是外在的那种革命。对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这一革命仍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太多了，但徐志摩指出的心灵革命，自晚清以来，虽然发生在很多个体知识人身上，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未完成状态，包括在他后面的一代一代的知识人，甚至是一个每况愈下的状态，未曾有机会触发心灵革命，一生都只是在知识和技术层面打转。

    老实说，徐志摩在剑桥可能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的知识。这就是教育奇妙的地方，它不一定要教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专业上的顶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教育出来的，还有天才的因素在里面。

    像牛顿、达尔文这种人，霍金这种人，都是属于天才型的人物，很可能都是几百年出一个的，不是单纯靠学校教育出来的，但学校的熏陶对他们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让他们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精神健全的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这所学校里面自我完成，这要比他们在某一个专业上有大的创造更加重要。中国人常常不大重视这个方面。

    我们看到徐志摩一生只活了三十五岁，但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对他充满特别的兴趣？就是因为这个个体身上，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的丰富性，他的生命的广度，他对世界的那种独特的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在剑桥完成的这个过程，他在来剑桥之前，虽然已经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心灵尚未被开启，还是关闭着的心灵，他只是学了一些专业的知识。他也曾经是梁启超的弟子，受过梁的教导，但他说真正触发了他心灵革命的是剑桥，因为剑桥的环境给他的浸染、触发。

    剑桥的环境到底是什么？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这是一篇散文，比较长，其中有一段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

    “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推开的。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闲”字：闲谈和看闲书。

    闲谈是剑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剑桥大学，读书还不是最重要的，闲谈是最重要的。

    好多年后，当徐志摩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1925年出生的陈之藩来到剑桥， 他是学机电工程出身的，但他到剑桥拿的是哲学博士，同时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心灵饱满，充满张力的人。他本来要到剑桥做访问学者，因为办手续的原因，错过了访问的机会，他们说你要来申请读研究生的话还可以，后来他就干脆申请读研究生。

    在这里一共呆了两年，这两年做了什么呢？

    他自称谈了两年的闲天。

    这些人太聪明了，两年闲天谈下来，博士学位也拿到了。

    两年中，他说在这里听了无数的闲聊。

    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

    爱德学院每个星期三都有一个聊天的会，这个聊天会而且每年有个年度主题，有一年的主题是“比喻”，有一年的主题叫“进步”，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词。在有关“进步”主题的这一年，他参与了一整年的闲聊，真是开了眼界，生物学家来谈什么是进步，天文学家来谈什么是进步，物理学家、艺术学家、文学批评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谈什么是进步，马克思主义者谈进步最简单，“顺我者进步，逆我者退步”。

    他发现剑桥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个地方一天有好多聊天机会。按剑桥的习惯一天三顿饭，还有两次下午茶，一共有五次机会可以聊天。这五次，院士和学生在一起吃饭，吃饭时聊天，聊天的话题五花八门，聊什么的都有。

    比他晚一些，社会学家金耀基（曾做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这里做过十个月的访问学者，谈到一个观点：谈天的意思不在于求专精，而在于求旁通。重要的是使你对本行之外的那一些东西有所见闻，养成不同学问相互欣赏和同情的一种心态。

    这不正是大学之大吗？

    你可以完全不懂物理学，但是你可以听物理学家讲他的专业；

    你可以完全不懂哲学，来听哲学家的分享。

    在这个环境当中，每一个人的视野都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听懂了多少倒是并不那么重要了。

    李约瑟就是这个学校的，他几乎用一生的精力都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了十二大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重大的工程不是由中国人做的，而是由剑桥的这位教授完成的。他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首先发生在中国？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陈之藩写了一篇文章，收入他的散文集《剑河倒影》，他说科学在中国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实用，所以最终没有发展出科学体系来。

    欧洲近五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好奇心。

    其实，我们仔细看下来，欧洲人研究科学有没有实用的需要？有。航海、殖民、工业……但在实用的目的之外，好奇心是一个更为本质的动力，最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

    所以，陈之藩说，李约瑟本人用毕生精力来探究中国古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史，到底为了什么？难道有什么实用性吗？没有。就是好奇心推动他去这么做。

    剑桥的聊天往往也没有什么实用目的，整个儿的聊天就是你要对所有世界上的事物，怀抱着一颗好奇心，才可能对这些事物感兴趣。

    陈之藩是个很有意思的人，1947年他在天津的北洋大学求学时，跟胡适有过很多的通信，一个工科学生，年纪轻轻就和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人文知识人、北大校长书信往还；

    他在台北的日子，跟梁实秋是邻居，几乎每天晚上到梁家聊天，一直聊了五年的天；

    到了剑桥，他又跟各种各样的人聊了两年的天。

    他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这些聊天的经验，他认为这些聊天正好是不折不扣的剑桥精神，在他看来，剑桥精神几乎就是谈天的精神。他在剑桥跟上百学者、学生有过聊天机会，这上百学者是跨学科的，什么学科的都有，每个人的见解也都不一样。谈了两年的天，他的收获当然特别的多。

    有一次，跟一个研究哲学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凑巧问了一个问题，大大激发了对方表达的兴趣，他们谈了“什么是人”，总结出“人真正的本质是个性，个性也可以叫做良心、良知、精神，或者灵魂”。

    这种表述，在中文世界里非常特别，很少看到有这样的概括。在剑桥，就是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探究的最有兴趣的事情充满表达的欲望，会详细地跟你讲。然后，对方继续跟他谈——

    “人的不朽，人如何为争取自身的不朽而挣扎；人的完美，人是如何为显示自己的存在而奋斗。这两种动力，创造了文明。”

    剑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都怀着好奇心，追求不朽，追求时间中的永恒。在这里，人们追求跟自然对话，跟永恒对话；在这里，功利心极大地消解了。

    牛顿不是为了某些实用的目的，不是为了某种实在的需要，而有了巨大的科学创造，他是要探究宇宙中的奥秘，这是他为了好奇心的满足，所以他会在苹果树下，看见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

    同样一个苹果落地，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想到万有引力的人是科学家，指向创造性；

    如果看见苹果落地，而是想到地球掉在苹果上的人，是诗人，指向想象力，那是文学；

    如果看见苹果落地，感叹一声说：今年的果农有饭吃了！那是同情心。

    这三者，第一指向求真，第二指向求美，第三指向求善。同样是看见一个苹果落地，却可以彰显出人类不同的追求，指向真善美三个维度。

    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在苹果落地面前就可以表现出来。

    地球跌落在苹果上，这是李白的句式，你看李白的“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就是“地球跌落在苹果上”的表述，这种电影镜头般的切换，只有诗人的想象才能做到。同样一个苹果落地，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

    剑桥这个地方如何激起了徐志摩的心灵革命？

    当年他来到这里，散步、划船、骑自行车、闲谈、吃烤饼、看闲书。19世纪初在剑桥三一学院上学的拜伦也是这样，拜伦说自己在这里热衷于拳斗拳击、骑马射箭、喝酒豪饮、赌博、游泳……等一下我们要去的剑河上端听说还有个拜伦池，当年诗人两百多年前游泳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不是把课堂、知识作为最高追求，金耀基对剑桥的教育作了极好的概括。我觉得所有关于剑桥教育的阐述中，他的观察是最仔细的，他在《剑桥语丝》中提出一个词“心教”，这个词在其他教育著作里好像没有出现过。

    课堂教育是什么？

    课堂是要言教的，说出来才能听见；导师制度，就是强调身教。（剑桥教育有两大特点：学院制和导师制）

    言教和身教在很多学校都可以体会到，但剑桥跟世界上很多大学有区别的地方，是第三个教：心教。心，心灵的心。

    剑桥给予徐志摩的正是心教，所以，他说剑桥触发了他的心灵革命。或者说，心灵革命正是从心教来的，心教才是剑桥教育的精华。

    金耀基的这个说法太美了，心教是每个人在孤独中与自然景物的对话，是每个人对永恒的刹那间的捕捉。

    剑桥的伟大之子，不论是大诗人或大科学家，对宇宙人生都有那种晤对和捕捉。换言之，他们都是能跟天地万物对话的，能进入宇宙中对话的。

    剑桥的教育家似乎特别重视一景一物的营造，在他们看来，教室和实验室固是教育的场所，但一块石头、一朵花，也都跟悟道有关。在根本上，剑桥人相信真正的成长必须来自自我的心灵超越，剑桥的教育不像是油画，画得满满的，剑桥的教育更像是一幅中国画，不填满，可能只画了一个角落，留下更多空白，有“有笔之笔”，也有“无笔之笔”。真正重要的很可能是在那片空白当中，空白可以用来写诗，空白也可以用来画画，空白也可以任凭你在天地之间自由地驰骋你的想象。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出科学家，也可以出诗人，伟大的诗人、科学家都可以从这个殿堂里走出来，他的心灵激发出来是什么力量，或者说他的生命能量那一面被激发了，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进来的时候也许不知道会是什么。徐志摩来到这里时是学经济的学生，本科念的是金融，研究生念的是经济学的硕士，到这里本来也是要攻读政治经济学，但政治经济学没有给他心灵的激荡，他回国以后，无论在北大、光华、暨南，教的都是英文，实际上他放弃了早年的经济学专业， 意外地成了一位诗人，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这是心灵革命对他的熏陶，或者说他是剑桥陶冶出的一代中国诗人。

    这是意外的，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他跟剑桥的环境合一了，剑河的水也好，夕阳下的金柳也好，他念兹在兹的那小桥也好，国王学院的草坪也好，在时间中与他渐渐难分难舍，成为他永远的“精神依恋之乡”。

    陈之藩说剑桥的每一个学院都有草坪：

    圣约翰学院的草坪像海，

    凯尔学院的草坪像云，

    基督学院的草坪像湖，

    爱德学院的草坪像半亩方塘。

    这一切百年来想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此刻距离徐志摩在这里求学的年代将近一百年了，他1921年进入国王学院，这个教堂仍然是过去的样子，这些坚固的建筑都是能穿越时间的。

     心教是剑桥教育不可或缺的重心。

    金耀基说得好，这片留白甚至可以是一片无意义的空白。一个人在剑桥读书三年，课程不会把你填得满满的，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只有九个星期，空余的时间很多，有足够的时间去自由地想象，自由地涵养，自由地寻找。在自由的一千零九十五天中，面对夕阳，面对月亮，面对剑河，面对草坪，面对那棵苹果树，面对礼拜堂的歌声。

    有一位诗人甚至能听出三一学院的钟声一声是男的，一声是女的。这叫诗人的耳朵，这叫自由的想象。

    金耀基说，剑桥后园的景色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这些自然和人文的景色已经融为一体。经过七百多年的时间沉淀，我们已分不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是刻意的修剪还是长期的积累，每一种景色都是那样的脱俗而有天趣。但是每一棵小草，每一棵老树都是经过人工刻意的经营，小桥流水垂柳钟声，每一行菩提树，都在华兹华斯，在科勒律治，也在中国诗人徐志摩的诗句里变成了永恒。所以这个地方是跟宇宙对话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简单地获取已有知识的地方，而是超越时空的地方，不仅是空间中的存在，也已经成为时间中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见开了近代科学思想先河的培根是三一学院的，开启无机世界奥秘的牛顿也是三一学院的，为有机世界提供新思维的达尔文是基督学院的，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几个人极大地改变几百年来整个世界、人类的观点。金耀基为此充满敬意。

    在我看来，剑桥也许是我们还能见到的所有大学里，在历史悠久的大学里，最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大学。

    它是一所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奉献给人类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就是大学。中国还没有一所超过一百二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1898年以后才出现的，在中国的传统里大学还是个新生的东西。欧洲已有上千年的大学，剑桥虽然不是最古老的，也有八百多年了。

    在漫长的时间中剑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从上帝的世界进入人文的世界，希腊的人文主义在剑桥落地生根，渐渐变成了欧洲最具人文精神的大学，这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一直到18世纪，剑桥人还认为大学的功能就是保持古老的文化，所以，他们用拉丁文教学，因为只有读拉丁文典籍才叫文化。选院士也是只看重经典，看不起科学。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那要等到19世纪初。

    我们奇妙地发现，英国跟中国两种不同文明的相遇，也是在19世纪初开始的。

    这个时期，正是人文主义的剑桥崛起之时，它意识到要从神学的上帝世界进入到人文的世界，而英国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艰难的宣教之旅，要将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介绍给中国人。

    剑桥的力量正是在几个世纪里点点滴滴积累出来的。剑桥是时间沉淀的结果，放眼看去都是养眼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经过时间筛选、时间淘汰的。时间能把不好的东西淘汰掉，只有时间最公正，只有时间没有私心。人总是有私心的，人只是短暂的存在。

    剑桥人讲究传统，但又有变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志摩是有幸的，他为了跟罗素念书而来，罗素走了，却因在伦敦遇见的作家狄更生，他从1921年撞入了将影响他以后人生的剑桥。狄更生曾在中国生活过，写过一本书《一个中国人的通信》。后来，徐志摩又结识了威尔斯，一位小说家，也是《世界史纲》的作者。

    他住在剑桥国王学院，他说，这个期间，“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他就是在这里开始写诗的——“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骨间散作了缤纷的花雨”。就在划船聊天抽烟看闲书交朋友当中，开启了他新的生命。他放弃了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的追求，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诗人。

    狄更生在国王学院里有办公室，是一个套房，在一个顶楼，非常安静的所在，徐志摩经常在这个顶楼享受朋友的房间，也认识了几个有名的老师，成了朋友。有一位是文学评论家瑞恰慈，还有欧格顿、吴亚阁，他们曾合写过一本《基础美学》。他们都非常喜欢徐志摩，徐志摩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的人。他还参加过欧格顿创立的邪学会，一个倡导异端思想反对社会传统的小团体。《基础美学》出版前，他们让徐志摩写了“中庸”两个中文字，印在扉页上。

    徐志摩在英国最渴望见到的是罗素，因为罗素在他心目中是英国的伏尔泰。他不断给罗素写信，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八封，有人从罗素的档案里挖掘出来的，从1921年的10月18日，到1922年8月29日他离开剑桥。罗素也给他有回信。

    作为当时英国声望最高的知识分子之一，罗素是剑桥三一学院毕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组织“拒服兵役委员会”，并因一张传单被法院判决有罪，而被三一学院解职。罗素对徐志摩并不是很了解，曾在保留的来信中写过这样一番话：“徐先生是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肄业生，也是一个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诗的诗人。”

    当时徐志摩刚刚开始写诗，他的第一本诗集要到1925年才出版。他在这段时间还认识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小说家，只活了三十五岁的曼殊斐尔，非常奇妙，他自己也活了三十五岁。那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现在一般译作曼斯菲尔德，当时已病得很重，得的是肺病， 她丈夫带着徐志摩上楼，两人交谈了二十分钟。就是这二十分钟，被徐志摩称为“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英国文明给予他的影响，或者说剑桥给予他的影响，都是这些零散的，几乎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他没有回忆过任何一个专业老师教的专业课，他也没有回忆某一堂课，他回忆的尽是这里的水、这里的草、这里的月亮、这里的偶然相遇的人。

    还有一个他遇到的英国作家是哈代，徐志摩跟他也只是交流了不到一个小时。两个在他精神世界留下了印痕的人，一个和他交谈了二十分钟，一个交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但就是这二十分钟和不到一个小时，却成为他生命中念念不忘的时间。短暂就是永恒，时间不分长短，相遇就是美。

    遇见剑桥，就是遇见美。遇见这里的草地遇见这里的月亮遇见这里的人，就是遇见美。难怪徐志摩在悼念曼殊斐尔的文章中，一开篇就说：“美感的记忆，是人生最可珍的产业，认识美的本能是上帝给我们进天堂的一把秘钥。”

    教育是一种美。如果进入不到审美的里面，人永远就在生命的浅层，没有进入到生命的里面，生命的里面一定是美的，美是秩序和规则。花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开，而不是在另一个季节开，那是一种美的秩序安排。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堂，我们看到的是庄严的美，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心灵会安静下来，可以跟上帝对话，这里是感受上帝心跳的地方，是听见上帝声音的地方，是听见美的声音的地方。

    英国文明或剑桥大学给予徐志摩的，远比徐志摩所说出来的更多，他还没来得及把他从这里吸收的全部释放出来，就走了，所以非常遗憾。

    他在剑桥大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1922年突然离开剑桥时没有做论文，但剑桥档案里给予他八个字的评价，这个八个字非常宝贵：持智守礼，放眼世界。

    一个学生能在剑桥获得这样的评语，非常不易。他对英国的认识是：

    “鱼相忘于江湖，英国人是相忘于政治的。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那样的僵硬。”

    这几句话非常棒。

    在徐志摩之后，一九六九年来到这里的陈之藩，讲到了剑桥的制度。剑桥三一学院厕所的墙上有个伟大的发明：墙是用黑板做的。

    为什么？

    因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也有发达的厕所文学，人们喜欢厕所的墙上涂鸦。所以干脆把厕所的墙做成黑板，旁边放着粉笔，让如厕的人们自由在这里创作，每天打扫卫生的人把黑板擦掉，厕所文学每天可以擦一次。

    剑桥最重要的是混合制度，陈之藩说了这样的特点：教授和学生混合，喝茶与讲道混合，吃饭与聊天混合，天南的系与地北的系混合，东方的书和西方的书混合，行与行间混合，不同的行：物理学和社会学、文学与历史……他们的专业设计，即天南的系和地北的系里面，有一个叫哲学政治经济系，还有一个叫哲学政治伦理系，还有叫人类科学系，包涵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统计学……跨学科跨得非常大，上课不是强迫的，是自然平衡的，自然学习。对老师实行淘汰制，如果上课不行，没有人听课，课就自然瓦解，自然淘汰。

    牛津剑桥每年会进行划船比赛，这是英国百年以来的盛事。在剑桥常会遇见各样新奇的人和事。陈之藩当年在这里碰到罗素去世，第二天他在三一学院牛顿像前碰到一个不是学科学而是专攻莎士比亚的女生，他问她：罗素去世时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这位女生说：

    莎士比亚用很多比喻形容死亡。枝头的霜把花冻落、树旁的斧把根砍断、突然熄灭的火把、竟日奔忙后的睡眠……这都是死亡的比喻。

    罗素临终的时候，也许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任何一句台词。

    当然，剑桥有更多给学生带来祝福的制度安排。

    比如，晚上回来很晚是可以的，跳墙进来，但不回来是不可以的。既有自由，又有拘束。草地，院士可以走，学生不可以走。院士可以直穿草坪走捷径，学生不可以走捷径。这个比喻多么美好：包含了对教育的理解——学生还不到走捷径的时间。

    金耀基先生一九七五年在剑桥的克莱亚学院访问了十个月，留下一本《剑桥语丝》，黄色的，精装本。他说，剑桥是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

    三一学院既出科学家，也出诗人，是因为学院制度给院长以极大的权利。

    丁宁生是伟大的诗人，他当年在校时，院长汤姆生一眼就看出这个人会成为伟大的诗人，他说：这个人可以看到夜莺眼中的月光。那个人一首十四行诗，就足以抵得上印度古都康可达全城的财富。

    这是一个院长对一个刚进来的学生的评价。

    这个人果然成为英国象征性的诗人。在基督学院里，达尔文当年可以收集昆虫，他就是从收集昆虫开始，成为进化论的开创者。哈佛有一任校长叫艾瑞特，他说过一句话：一间大学必须是本土成长起来的，不能从别的国家移植过来。剑桥大学是在英国的土地上，在七百多年的传统中演变出来的。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三一学院庄严宏伟，克莱亚学院秀姿高贵，我们所在的皇家学院有皇家之气，丘吉尔学院有平民的味道，每个学院都有它的风格。这个学校是英国的，但是它又超越了国界，它是世界的，它是人类的，它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它属于整个时间。因为这座学校在漫长的时间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命。

    在英国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它的国王，甚至不是它的国会，而是它的大学，它整个的自治传统——它的每一个小镇都是自治的。

    这三样，是它牢不可破的千年基石，自一六〇〇年以来，英国的和平持续造成的文明，就是由这三样铁柱子支撑起来的——市镇自治、教会、大学，从各个不同层面，从信仰、教育、公民社会支撑了整个社会的和平、涵养，也孕育出这个社会的贵族气、绅士气。中国社会与英国社会构成巨大的落差——中国社会不可能锻造出这样的大学来，最本质是因为拥有自由。

    每个学院相对于学校拥有独立性，每个教授相对于学院拥有独立性，每个学生可以自由散漫地在学校里寻找自己的学习方式，和知识对话、和自然对话的方式，至于你将来要做什么，都可以自主决定，在这样放松的状态中，每个人的生命释放最后都是按照他（她）原本的样式释放的——如果这是一朵桃花，就开成桃花的样子；如果是一棵苹果树，最后就结出苹果来。没有给你规定，你就是你自己。

    剑桥是一个让人发现自己的地方

    希腊的哲言说：发现你自己。

    剑桥大学是一个让人发现自己的地方。

    徐志摩在这里发现了他自己，他成为了一代诗人，他悄悄地走了，只活了三十五岁，但他的心灵革命在这里被触发了。对整个的中国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心灵革命还是个未完成状态，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我们的教育还没有最大限度地给人激发这种想象的可能性。从我们走马观花看到的这些场景，我们能想象北大允许外国的客人这样自由地穿行，没有人来管你吗？

    ——你连校门都进不去。

    这里，有校门吗？

    没有看见校门。自由、独立、开放；向传统致敬，却一直是朝着未来的；一直在地上站立的，却一直是仰望天空的。

    这就是剑桥的特色。

    在这里的每一草每一木每一块石头，都有时间的沉淀，人是在时间中确定的，没有时间，人就失去可能性。剑桥也是一个时间中的存在。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时间，不仅是空间，虽然我们必须在空间里体会它的时间。

    我再讲一个例子。凯恩斯当年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他后来是个经济学家，从小热爱数学，他的第一本书就是研究数学的。

    他在剑桥时，老师说：你是个研究经济的天才，你将来不要研究数学了。

    他在剑桥毕业后做了两年公务员，老师觉得太可惜了，说我们出钱给你学费，你回来！老师掏腰包，一年给他一百英镑，让他专供经济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作为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参加协约国跟德国签约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作出了一个天才的判断：这场战争没有结束！一战没有结束，还要打二战。

    为什么？他说你们给德国的条件太苛刻了，德国民族根本承受不了，必然把德国逼成疯子。所以他说，我要提前离开欧洲，回英国。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四岁，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

    陈之藩在这里看了这个故事，说：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如果有一个剑桥，如果出一个凯恩斯，生灵涂炭就不至于到今天这种地步。因为没有可以真正陶铸人才的地方，所以没有真正的人才出现。因为没有澄明清晰的见解，所以没有刚毅骨干的决策与作为。

    凯恩斯假如没有老师用自己的钱把他从公务员拉回来读书，就没有历史上的凯恩斯。这所学校就有这样的老师，这所学校就是充满了你想不到的事情的地方。五百多年前，写乌托邦的摩尔也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些最具有社会想象力、空间想象力的人，和文学审美想象力的人，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假如莎士比亚是在牛津、剑桥出去的，那么牛津剑桥就涵盖了英国历史上所有的伟大诗人，幸好莎士比亚是其他地方出现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剑桥是学术重镇，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文明的中心之一。江山可以改变，朝代可以更替，帝王可以过去，但这个地方的大学却像磐石之固，云天不老。

    剑河的水在流，这里的大学就还在屹立。它给世界一种示范，给世界一种确定性，给世界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从文化上带入的，这种安全感是从人的最高贵的心灵里生长出来的。

    大学真正要给人的不是知识，虽然知识很重要，大学真正给人的是一颗高尚的心灵，一颗能够追求完美的心灵，让人的心灵能够完成自我的解放。

    中国缺的就是这样的追求，中国不缺高官，不缺富豪，不缺具体能够操办事务的人，中国真正缺的是具有高贵气质的人，能够为文明在土地上昼夜焦思发挥想象的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缺的是想象力，缺的是从内心伸发出来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原本该是大学里最重要的部分。

    一九二二年，徐志摩离开这所学校后写了那首诗《再见吧，康桥》，他已经成为中国的诗人，但他真正重要的不是成为中国的诗人，他是为那个时代精神代言的人，他的诗不在于文学价值，而在于时代价值。他是用这样的汉语表述，带出了那样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有他这样的人代言。

    所以他的价值，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过去。他的精气神，超过了文学价值，超过了他的文学史地位。但从文学价值来说，他的诗不如拜伦，不如丁宁生，不如很多世界上的诗人，但从代表性来说，放在中国的特定时空里，一九二〇年，五四时代，他是带入清新气息的人，他把新的精神空气带入古老的文明中，让这个古老的文明有可能跟世界的其他文明融合、对话、碰撞。这也是中英文明碰撞经过了一百多年后发生的事情，从一八〇七到一九二二，两种不同文明在长期的时间里有磨合有对话，然后才有这样一个留英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述他的心灵世界。

    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还是心灵世界，所以孔子《论语》中最重要的句子，不是那些伦理学价值的东西，而是审美价值的东西，孔子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洗澡后歌而归的那种画面，是审美的画面，也正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进入到美的里面，徐志摩在这里最大的收获是体会到了美。一个人有健康的、丰富的、饱满的审美趣味，这个人一定是正常的人健全的人。从建筑上，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在田野可以看出，在道路也可以看出，在次序和丰富当中，美是自然彰显出来的。

    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内在流露出来的精神的美，这种审美趣味，需要有个触发的契机，更需要时间的积累，所以教育最终要把人带到那个境界里去，东西方都是相通的。

    康德，伟大的哲学家，写三大批判时，其中一本是要写美的，美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三位一体的美。

    爱默生关于审美的文章，提供了今天的表述：美是三位一体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美是核心。

    大学就是追求真善，真美的地方，今天我们真正要领悟的是剑桥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