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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要 《资本论》是马克思几乎倾尽全部心力撰写的一部著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观察和把握资本时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探索超越资本的未来出路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难度；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必须建构一个既与资本社会相关但又不能机械复制和简单描摹，而是与其复杂性相对照、相匹配，同时又具有独立、自洽的框架和逻辑的理论大厦。马克思将这两方面的工作称为关于资本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叙述方法则是“从抽象到具体”。在马克思漫长的《资本论》撰写中，他在后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一点也不比前者少，他极其周全地考量了理论建构中的各种问题和细节，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关于资本的“叙述方法”。 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自 《世界哲学》2021年第6期 原题 《究竟什么是〈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基于创作史、传播史的考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期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40余年时光、几乎倾尽全部心力撰写的一部著述，而且在其生前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定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观察和把握资本时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探索超越资本的未来出路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难度，甚至对于人的思维能力来说，构成一种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必须建构一个既与资本社会相关但又不能机械复制和简单描摹，而是与其复杂性相对照、相匹配，同时又具有独立、自洽的框架和逻辑的理论大厦，进而完成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命运的透析，较之于前者，这是更为艰难的思想创造。马克思将这两方面的工作称为关于资本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既然都是围绕资本而展开的工作，二者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其路径和形式却是不同的。“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资本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资本演变的规律。而“叙述”却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展开的，作为一种思想建构，它的概念框架、逻辑推演的方式也异于实践发展和研究过程。质言之，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叙述方法则是“从抽象到具体”。在马克思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撰写中，他在后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一点也不比前者少，他极其周全地考量了理论建构中的各种问题和细节，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关于资本的“叙述方法”。 那么，作为“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在《资本论》中该如何体现？具体关涉哪些方面？马克思对此并没有做出非常明确和系统的阐释，而是蕴涵在《资本论》极为丰富的创作实践中。为此，本文基于对《资本论》复杂的创作史、传播史的考察，尝试做出八个方面的归纳和概述。 （1）结构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展开“叙述”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为了统摄所涉及的各个问题及其所表征的现实状况，使“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必须先呈现“一个先验的结构”，即理论框架和体系。这是理论著述的特殊要求，与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研究过程和顺序恰好是相反的。 就《资本论》来说，它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关系并非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如何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过程，马克思从1844年开始直至《资本论》第一卷定稿一直在进行探索，提出的构思先后经历了两卷本著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1844）—三本书内容（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论述政治经济学史，1851）—五个分篇（“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和“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1857—1858）—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859）—九项内容（论述包括商品和货币在内的导言，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生产过程的结果，剩余价值理论，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1861—1863）—两大部分（“理论部分”，“理论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1863—1865）—三卷四册架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理论史，1867）的嬗变。这种结构的曲折变迁和调整，不是主观随意所为，而是与所探究的对象和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展开是否遂顺，并对其进行宏观和总体上的统摄是否有效紧密相关，因为总框架上的设计是否合理是著述成功与否最关键的因素。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  （2）术语 结构之外，核心范畴也就是“术语”对于理论建构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与古典经济学讨论的是相同的议题，然而对于术语内涵的重释、拓展和创新却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对于利润和地租，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囿于通常的理解，将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形式，并不知道它们与工人、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将这些概念置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中进行研究，对它们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价值形成和分配的规律等都有极为“清楚的理解”，从而对其内涵做出了新的界说，即它们“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的“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同样，在古典经济学那里，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的一切产业都被包括在“制造业”这个术语中，这是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状况，而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用已经使用传统的制造业解释产业结构的思路大大失效，为此马克思用“产业资本”等术语来探究现代产业的变化。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会超越古典经济学、实现“术语革命”，更在于思维方式的变化，诚如恩格斯所言：“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3）引证 “历史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特征，体现在叙述中特别重视历史事实、历史进程、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等，“这种工作在……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资本论》中的引证方法不大为人们所了解和关注，而事实上马克思创作时在这一方面也是非常讲究的。《资本论》中在纯原理的阐释的同时，既有理论史的梳理，又有现实材料的甄别和官方档案的征引，他还特别注重统计数据。就是说，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然要有形而上学基础，需要关注影响经济运行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因素，另一方面更需要注意经济本身的规律和科学性。为此，较之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原理时，有的地方尝试借助数学公式和方程来进行，更在对《资本论》的后续修改中甚至提出过完全用数学方式重新表述第一卷的内容的设想。我们知道，20世纪以降，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手段或工具，而是与所要探究的经济现象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应该说，马克思是这种方式的先驱之一。  （4）表述 1859年正式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按照“六册计划”的结构写作的，权当其政治经济学著述的“导论”部分，但是以后的计划没有顺利进行下去。经过1861—1863年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他重新谋划了《资本论》的结构，1863—1865年按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起草了《资本论》理论部分的初稿，然后从中整理出《资本论》第一卷。但这时，他并没有改变第一分册的观点，为了前后内容上的连贯和完整，他在第一卷第一章的开头重新对第一分册的内容做了概述，也变换了具体的表述方式：第一分册中简略提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作了进一步详尽的阐发和论证；而第一分册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只是简略提及。鉴于理论史部分要单独成卷，所以讨论价值和货币理论后的历史叙述就全部删去了。 （5）修订 《资本论》的修改是马克思从第一卷出版到他去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之后恩格斯又将其接续下来，直至推出最可靠、完善的版本。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马克思就不让重印这一版本，而是立即开始了修改工作。1872年7月，马克思推出了该卷的德文第二版第一分册，并于次年5月在出版商的催促下以一卷本的方式完整推出该版本。此前他还与《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俄文版的数个翻译者之间进行了多年通信和交流，应约补写了大量注释和重写了部分章节，并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马克思更是花比较大的精力加工、改写并参与翻译了法文版，使其于1872—1875年间以9辑44个分册的形式陆续推出。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这些修改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更涉及该卷布局谋篇的调整（如恩格斯、库格曼等在审阅德文第一版校样后提出的章节、标题划分和“外部结构”等问题）、表述方式的重新处理（如阐发“价值形式”部分的过分“黑格尔化”特征）和新的内容的补充，更有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其他方面的反复探究和对既有论断的审慎态度。用马克思评论法文版的话说，这些不同的版本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除此而外，表述方面的修改也耗费了马克思很多精力。  （6）翻译 翻译是重要著述及其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还在写作德文初稿时，马克思就开始考虑用多种外文进行翻译的问题了。《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由于篇幅巨大、思想复杂，对译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和极大的挑战，马克思不仅关注进展，更与译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花费了很多心思，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以说，在不同语种之间如何实现思想的准确转换也成为《资本论》叙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马克思对法文版的翻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1862年12月，《资本论》的初稿还在紧张写作中，马克思就派燕妮·马克思去巴黎联系过出版事宜，他当时的想法是，只要德文版一出版，法文版即刻跟进。但以后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1869年10月至1870年4月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雷曾翻译出约400页的译稿，马克思对此做了修改，但此事因故不了了之。最后找到的是费尔巴哈著作的法文译者约瑟夫·鲁瓦。他于1872年初开始翻译，到1873年底完成。为了保证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他是逐字逐句进行的翻译，但导致的后果是整部著作译得过于死板，没有考虑到法国与德国读者之间思维方式、理论素养、理解能力和阅读取向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尽管马克思觉得“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由于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马克思的修改“不仅个别的句子，而且整页整页的译文都得重新改写”。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加进了原来德文版没有的不少新内容，把第二版7篇25章细化为8篇33章。更为重要的是，法文版的很多修改和新的表达成为准确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依据。 （7）辩驳 作品的命运总是曲折而多变，作者的苦心及其复杂的思想、严密的论证不可能获得相应的理解和回应，相反，“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的情形却经常会发生，《资本论》也不例外。每当出现这种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认真修正的同时，对于误读、曲解特别是恶意的歪曲毅然据理力争，展开详实地辨析、说明和反击，这方面的工作也构成《资本论》叙述方法的一个环节。 比如，马克思发现“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资本论》第一个外文版俄译本出版前一年（1871年），基辅大学教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季别尔在其所著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这当然是一种卓见；然而，仔细阅读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就会发现，他指称的只是二者之间“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致”，至于马克思思想在此基础上的推进，他并没有多少见识。此外，德国有的经济学家从其玩世不恭、油嘴滑舌的态度和习惯出发，指责《资本论》的文字表达过于严肃和叙述方法比较死板。马克思很不以为然，他辨析说：“对于《资本论》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确实如此，他对《资本论》不同语种、几个版本的反复修改足以证明。  （8）理解 马克思当然希望耗费了自己大半生心血的代表性著述《资本论》在“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认为这才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然而，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式”的作品，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思维能力和价值立场，那么理解起来将非常困难。为此一方面如前所述，马克思不断地进行解释、补充和说明，尽可能照顾读者的现实状况、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做出变通和修订，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阅读这部著作，读者不仅理解其意旨、逻辑和内容，更能提升和改变理论思维的水准、透视社会历史的方法和改变世界的能力。比如法文版《资本论》是分册出版，对法国人性格非常了解的马克思知道，他们“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他很担心，法国读者阅读《资本论》时“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看读者是否具有“追求真理”的意愿和勇气，而“追求真理”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 最后，本文的梳理表明，《资本论》不仅具备一般经典所具备的基本资质，更扩展、充实和增添了新的内涵：作为“艺术整体”的结构、蕴涵独特的术语、权威而详细的引证、充分而恰当的表述、反复的省思和修改、广泛和深入的传播、经得起严苛的检视、赢得公正而到位的理解。毋庸讳言，关于马克思主义包括《资本论》的思想存在各种不同的评价，甚至极端负面的贬斥和否定也并不鲜见，这是由评论者各自不同的立场、思维和价值观等决定的。但如果有论者试图据此将马克思驱逐出思想家的行列、将《资本论》排斥于经典之外，那么肯定是徒劳的；马克思由于对现代社会的卓绝批判，其思想具有不可超越的当代价值，《资本论》因其“叙述方法”的科学性而毫无愧色地成为永恒的经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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