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惨剧的根源？明朝三征麓川之战评析

思明居士 2022-06-19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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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麓川，是明朝中期由盛转衰前的一场大规模远征。明朝为了平息西南边陲的思氏叛乱，动用了近乎百万的兵力，从正统六年到十四年历时九年之久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征讨。此战最终虽然基本消灭了思氏势力，但也留下了民族起义的直接后果和缅甸崛起的后患。正因如此，后世绝大多数学者对于麓川之战的评价不高，认为明王朝不应耗费如此代价征服这一边境土司，甚至有史学家提出：三征麓川是造成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原因。那么，明王朝为何要征讨麓川？此战的收获和损失如何，其得与失可以相提并论吗？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这次明朝的兴师远征？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麓川最初的傣族政权开始，从果占壁王国的崛起和其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寻找答案。

元明之前的傣族政权——从达光到果占壁

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麓川地区，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就陆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傣族政权。公元前364年，莽纪拉扎国王统一了各地的傣族王国，在南鸠江边建立了一座王城，并将其命名为“罕萨城”（傣语意为舒适美好的城镇）。这一王国后来将都城迁至江边的渡口，并改国名为“达光”（傣语意为酷似鼓的山丘）。达光王国占据了西至亲敦江流域，横跨南鸠江中游、上游，东至萨尔温江的广阔地带，其大致疆域包括我国的德宏一带，缅甸中北部和掸邦的大部分地区，是傣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国。达光王国统治了中南半岛足足一千年的时光，其鼎盛时期正值我国两汉王朝，张骞出使西域时所闻“乘象国”和西汉时期向汉朝进贡的“掸国”都是达光王国的别称。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达光王国被骠人所灭，傣族各部陷入混乱之中，大量傣族人民开始向东北方向迁徙，孟卯（即勐卯）成为新的中心地区。北齐天统三年（公元567年），混鲁、混赖两兄弟统一了西南的阿瓦、孟养（即勐养）等地区。由于采取了分封诸子的管理办法，这一新生的王朝很快继承松散联盟制度的达光王国成为了傣族的统治者，史称鲁赖王朝。（注：鲁赖王朝、混等王朝、雅鲁王朝和思氏王朝被统一列为滇西傣族果占壁王国统治的四个时期。果占壁王国，又称孟卯果占壁王国，是都城位于孟卯河谷平原的地区性大一统政权，也被称为卯国和“九掸国”）鲁赖王朝的统治较为稳固，直到两百年后的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才被南诏国扶持的混等王朝所取代。关于混等王朝的建立，当地一直有一个南诏国主招婚的传说。相传混等（傣语意为龙潭公子）是龙王的孙子，他在龙族的帮助下通过了层层考验，最终迎娶南诏公主并成为了傣族的统治者。民间故事虽然荒诞，但或许可以反映某种历史真相，能够被南诏国册封为孟卯王，并迎娶公主的混等应该确有过人之处，根据南诏国征服孟卯的过程推测，混等的发迹可能源于他在南诏的征讨中立有大功，又或者是他带头归顺了南诏国。总而言之，南诏国扶植的混等政权控制了以孟卯为中心的今德宏全境、临沧、西双版纳以及老挝、泰国和缅甸的一部分地区，几乎所有的傣族部落都被纳入其统治之下。

随着南诏国的衰落，混等王国也陷入了内乱之中。由于末代国王无嗣，傣族人民只能拥立鲁赖王朝的子孙至各地为王。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雅鲁被分封为孟卯一带的“混岛”，即管理者。而就在此时，傣族王国附近的缅人建立起了缅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蒲甘王国，并开始向北侵略，征讨大理国。在回师途中，蒲甘王国的军队途经掸邦地区，逼迫当地酋长向其进贡。混等王国境内各部族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但其根本无力对抗侵略者，大量的傣人开始向王国的腹地孟卯逃亡。雅鲁的儿子混顿抓住了这一机会，打出了“团结傣族，对抗缅人”的旗号，并获得了周围部族的一致欢迎。成为领袖的混顿最终于公元十世纪末统一了傣族各部，自称为“召法弄宏勤大王”（傣语意为保护国家的大王），开启了雅鲁王朝的统治。雅鲁王朝的统治持续了300年之久，但随着元朝的建立和其对于云南影响力的增强，雅鲁王朝的“混岛”们纷纷投靠元朝，陆续被封为“军民总管府”的总管，直接听从元朝的号令。到了13世纪60年代之后，雅鲁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大量疆域被置入元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此时，一个更有力量，也更有野心的部族开始了对于傣族的征服，其首领就是思氏王朝的开国君主——思汉法（又称思可法）。

元代和明朝早期对于麓川的征服和控制

对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而言，麓川始终被视为“西南夷”的一部分，向来不被纳入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汉朝时期围绕这一地区所设的“越寓郡”和“永昌郡”，其实际控制力也较为有限。到了唐代南诏兴起，麓川地区划归为南诏设立的丽水节度和永昌节度管辖，宋代麓川地区归属南诏、大理管辖。直到元代忽必烈征服云南，麓川才得以正式以一级行政建置的身份被纳入中国的行政区划。元宪宗四年（1254年），忽必烈率领大军平定了大理全境，继而征服了大理西南部的傣族聚居区，但这些傣族部落时叛时降，给元朝对于云南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于是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正式建立了云南行省，并以其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两年后，元朝又在腾冲以西的地区建立六路，任命当地的首领作为总管，即当地的土官，负责地方治理，麓川路就是这六路中的一路，其管辖范围大致为今天瑞丽的南部。这六路隶属于元朝的金齿宣抚司，由元朝任命中央官员治理。虽然在表面上，麓川及其他五路被纳入了元朝中央的直接管辖之下，但元朝对麓川地区，甚至是整个云南地带的统治都十分脆弱。编写《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的夏光南先生曾经对元朝在云南的统治作出过一针见血的描述：“省政、王政、藩政、土司之四部，虽并听命于中央，实各具有统治权力，而无殊条共贯之组织。”所谓省政，就是元朝所设置的云南行省；王政，即云南王和忽必烈后来册封的梁王，二王共镇云南；藩政，即段氏及其子孙；土司，即元朝任命的当地部族首领。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段氏：虽然忽必烈征服了云南，但他鉴于段氏对于云南少数部族的影响力，仍然命令其管理大理地区。元中统二年（1261年），段实被正式任命为大理总管，管辖大理、会川、建昌、永昌、腾越等郡。其后段氏便成为了云南地区名副其实的藩王，到了元代中后期，段氏甚至可以与行省和梁王势力对峙。而就在此时，第三股政治势力悄然登上了政治舞台，它就是统治麓川地区的思氏一族。

虽然云南西南部已经被纳入了元朝的直接统治，但雅鲁王朝并未在名义上灭亡，只是化作了分散的部族联盟，孟卯王则被封为了“麓川路军民总管府”的总管，成为正式的土司。公元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随着元末起义的爆发，大理段氏与梁王一脉斗争愈发激烈，而金齿傣族各部之间也爆发了连年的战争，思氏的头领思汉法趁机崛起，“并吞邻境而为诸部之长”。至大四年（1311年），思汉法正式入主孟卯，结束了雅鲁王朝的统治，果占壁王国就此进入思氏王朝的统治时期。在任上，思汉法一方面努力寻求元朝的册封，通过进贡的方式获得了“麓川路军民总管府”的总管职位。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武力征讨的方式，持续扩大地盘。1313年，思汉法出兵攻打孟密、景东等地，兵锋直抵昆明，直到元朝派兵征讨，思汉法才退兵回到孟卯。1317年，思汉法转而向西攻打孟养和缅甸等地，不断进行扩张。1337年，元朝终于无法忍受思氏的扩张，正式派兵征讨。但因为不熟地形，瘴气丛生等问题，元朝始终无法集结起足够的兵力处理思氏问题。而思氏也不愿全面与元朝开战，经过了频繁的战争与和谈，1355年，思汉法派遣其子至北京向元朝进贡，此时，正因红巾军起义焦头烂额的元朝也不得不承认了思氏对于云南西南地区的统治，设立了平缅宣慰司并以思汉法为宣慰使，代替元朝统治麓川地区。元末明初之际，思氏的统治达到了巅峰，其统治区域东至景东、景谷以东的元江西岸；东南包括西双版纳和今老挝北部的南掌和泰国北部的清迈；南部包括东枝和孟密以及印度北部的曼尼普尔地区；西部包括印度阿萨姆地区和今天的那加邦；北部直接与西藏相连；东北与云龙、保山相连。其统治力量之强，就连天竺地区的小国都争相进贡，以示臣服。但在思汉法逝世之后，思氏因为继承问题陷入混乱，先后四位继承者被杀死，直到十三年之后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思伦法继位，思氏政权才恢复稳定。但此时明朝已经开始了对云南地区的征服，那么，面对新生的明朝政权，思氏政权会表示臣服吗？

图为元代的金齿宣慰司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傅友德、蓝玉和沐英为将出征云南。思伦法见明军势大不能抵抗，立刻向明军请降，表示愿意归顺明朝统治。明朝则沿袭了元代政策——建立了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任命思伦法为宣慰使。但与之前一样，尽管再次被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统治体系，但此时的麓川地区依然是思氏的“私人王国”，其内部的统治制度自成一套，官员任免也全部由思氏负责。因此，鉴于元末的教训，朱元璋也对思氏怀有戒心，他告诫沐英等人：“云南不可不备。边事机密，自宜审度，若死可伐不必备，大军可回也。”果然，思氏的归降不过为权宜之计，其始终怀有独立之心。洪武十八年（1385年），思伦法出兵攻打景东之地，原因是他认为景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却私自投靠明朝，设立官府。在思伦法的军队面前，景东知府俄陶无法抵抗，逃到了大理的白崖。明朝都督冯成率兵征讨，但在行军过程中遭遇大雾，与思氏军队猝然交战，明军大败，士兵死伤严重。思氏得此大胜，开始更加频繁的袭扰边境。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正月，思伦法引蛮兵侵扰摩沙勒寨，沐英派遣都督宁正大破蛮兵，斩首一千五百人。三月，思伦法为保此仇，集结大军号称三十万，大象一百余头袭扰定边。沐英亲自上阵，精选士兵三万人行军十五日与敌寇对垒。据《明太祖实录》：沐英先以骑兵三百，对抗敌军万人，战象三十头。明军集中射击敌军首领坐骑大象，致使首领逃跑，敌军溃退。次日，两军再次交战，沐英将发射火铳和弓箭的士兵分为三列，轮流对大象进行射击，一时间山谷内烈焰腾飞，箭矢如雨，敌军大象受到惊吓四散奔逃，明军趁机全线出击，击溃敌军，焚毁营寨。此战明军大获全胜，斩首三万人，俘虏一万人，战象死者过半，俘虏37头。明军趁机进军，沿途土司首领皆出降。思伦法见战争失败，向明军乞降。他交出了王国内部主战的137人，上书说自己无意与明廷为敌，是这些人鼓吹战争。明朝最终原谅了思氏，依然任命其为宣慰使。此后终洪武一世，思氏基本保持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转而向西南方向的缅甸用兵。

图为连环画中开国六功臣之一的沐英

那么，明太祖为何会纵容思氏，仅仅是教训而不是派兵剿灭呢？这固然与当地复杂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和明朝出兵的自身代价等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准备采用一种代价较小，收效却更大的方法：“析麓川地”。所谓“析麓川地”，就是将旧属于麓川平缅宣慰使司的土地分而治之，用直接设置土司的方式来削弱思氏本身的势力。恰逢此时思氏内部发生刀干孟之乱，不满思氏向明朝屈服的主战一派赶走了思伦法，后者只得向明朝求援。于是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沐春命令何福领兵5000军队一举擒获了刀干孟，帮助思伦法重回孟卯。经历内乱的思氏势力大为削弱，明朝趁机鼓动更多土司独立，接受明朝的册封和直接管辖。永乐初年，明朝将孟养、木邦两地升为军民宣慰使司，这两地在出兵征讨缅甸的同时，也不断袭扰麓川之地。思氏派人进京请求调解，朱棣却回以：边境土官相互攻伐是常事，我们不会干预。于是，明朝趁着思氏势力衰微的机会，不断肢解着其管辖的土地。到了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已经分离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即孟养、木邦、孟定三府，大侯、南甸二州，潞江、干崖、湾甸、孟连、者乐甸五个长官司。这些地方虽然不一定绝对服从于明朝，但更不会服从于麓川思氏。通过连年的摩擦甚至是战争，明朝已经构建了一张思氏包围网，而后者此时实际控制的地盘，也只剩下了陇川、瑞丽、芒市、遮放等地。然而，明王朝颇为阴险的析地政策虽然代价较小，却隐藏着潜在的危机：一旦思氏喘过气来，必然想要恢复旧地，这为后来明朝与思氏的争端埋下了祸根。

箭在弦上还是好大喜功——思任法的野心与明廷的“主战”、“主和”之争

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任法（又称思昂法）继承了王位，也继承了麓川宣慰使的官位。史称这位新的领导者“性桀骛，善兵，每大言复祖父遗业。”应该说，刚刚继位的思任法认识到了此时思氏的衰弱和韬光养晦的重要性，于是他在继位之初多次主动朝贡，与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在十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思任法开始频繁的侵扰周边，掠夺人民和财物。永乐二十年（1422年），思任法侵夺南甸州，然后向明朝遣使谢罪，明朝不以为意。宣德元年（1436年），思任法侵扰木邦，黔国公沐晟请兵讨伐，但明宣宗指示他“姑抚之”。两年后，思任法再次攻取南甸州土地，宣宗认为“蛮夷仇杀，自古有之，仅仅是遣使警告思氏。明朝对麓川的招抚怀柔政策助长了思任法的野心，他出兵占据了孟养，又屡屡出兵侵扰他地。到了正统初年，思任法的侵扰更加频繁，据统计，仅在正统三年六月到正统五年十二月间，云南边将和地方官员上报的侵扰和官员和英宗关于麓川问题的讨论就有45次之多。但明廷依然不愿放弃和谈的努力，正统三年，明英宗最后一次遣使招抚思氏，希望思任法悔改，但后者置之不理，继续在腾冲、潞江之地烧杀抢掠。于是明朝正式下定决心，派遣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前往云南和沐晟共讨思氏。但此时思任法玩了一个小伎俩，他先假意向明军投降，再暗中集结部队伺机伏击明军，沐晟信以为真，命令部队不再前进。方政则看透了思任法的念头，与沐晟大吵一架之后独自领兵攻破了思任法的兵寨，杀死3000余人。接着，方政领兵长途奔袭思任法的老巢上江，思任法则聚集军队与明军决一死战。而在此紧要关头，沐晟拒绝派出援军，坐视方政部明军被傣人的象阵冲散，全军覆没。

关于明军此次出征麓川的失败，沐晟毫无疑问当负首责。关于他轻信思任法投降一事，有人认为是他判断失误，也有人认为是他故意为之，目的是养寇自重，不愿让云南边患被彻底消灭。但是依照他之前屡次要求明廷派兵剿灭思氏的态度来看，这一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但无论如何，沐晟也深知自己此次的罪责之大，因此一路上“郁郁不食，惭愧发病而亡。”沐晟死后，明朝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思任法也愈发猖狂，侵犯孟定、景东等地，杀死了大侯知州刀奉汉等人。附近土司们见麓川势大，纷纷归顺，明朝历经数十年分解出的麓川旧地，此时又基本回归了思氏的掌控。另一方面，思任法又向明廷进贡大象和金银珠宝，表明自己的悔意，明英宗也不愿再次出兵，便赦免了思氏的罪责。但在明正统五年，思氏再次出兵掳掠孟罗，沐晟弟沐昂领兵击退了敌军。思任法则故技重施，再次向明廷求和。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为何从宣宗到英宗时期的明廷君臣们，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相信思氏的请降，宁可忍受其反复无常的侵扰也要坚持招抚呢？究竟是麓川地小无价值，还是明朝因为内部问题惧怕出兵呢？

事实上，在正统初年的几次出兵和招抚过程中，明朝大臣们早已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和翰林院侍讲刘球。何文渊认为：麓川不过一弹丸之地，“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不如派遣官员宣扬圣化，使之感恩戴德即可。刘球则从更加实际的角度认为：“王师不可轻出，夷性不可骤训，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不如在边境选任良将，屯集军队，修建防线与周边部族交好，采取防守的态势对抗麓川。另一方面，刘球认为此时江南水旱灾害严重，民众急需救济，而相比较于西南边陲的麓川，北方的瓦剌部才是更大的威胁，因此明朝应该选择性的放弃西南地区。而相较于主和派，主战派的官员则位高权重，其代表有兵部尚书王骥、英国公张辅和王振。他们认为思任法自祖辈以来皆受朝廷恩典，此时聚兵叛乱是逆天而行，必遭失败。另外，他们也从西南边陲的局势出发，认为此时放任思任法的叛乱将会使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地依附叛乱，从而使得西南地区彻底丧失明朝的掌控。而王振则更多的从维护朝廷脸面和建功立业的角度出发，怂恿皇帝出兵。

图为明翰林侍讲刘球

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主张哪一个更有道理呢？绝大多数学者以“后见之明”的眼光同意主和派的看法。因为明王朝对于麓川的征讨确实引发了财政、军队上的一系列问题。之后爆发的事件正如刘球所预言的那样，湖广、贵州爆发了起义，而瓦剌最终酿成了明朝的大祸，进而造成了土木堡的惨剧。但问题在于，如果不征麓川，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放任思任法的势力壮大，必将酿成西南边境的全线崩溃，只不过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军队进攻能力偏弱，无法造成土木堡那样严重的后果罢了。而在边境修筑防线，驻守军队，也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何况，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角度而言，明朝的此次出征对于后世的确立疆土，贡献是极大的。因此，在笔者看来，此时出征，或许并非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当时的一种无奈之举。更何况，相比较于主和派的儒生们，主战派的官员显然更通军事和边疆事务。总而言之，在经历了漫长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后，明朝终于决定集结兵力，征讨麓川。

势如破竹——王骥三征麓川

正统六年（1441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朝大军终于出发。明英宗任命蒋贵为平蛮大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将军，兵部尚书王骥主督云南军务。在出发之前，沐昂和云南三司的官员们已经将二十万军粮运送到了金齿地区。在沐昂的建议下，明廷共出动军队十五万，并下令木邦、缅甸、车里、威远、大侯各土司派遣军队，与明军共同征讨麓川。此次明廷出兵的数量和阵势极为浩大，意图直接擒获思任法，彻底平息思氏王朝的祸患。得知明朝大军到来的思任法依旧还是老方法——派使臣乞降的同时集结军队观察明军动向。而王骥则来了个将计就计，先假意答应对方的投降，实际上命令诸将分头领军，各自寻敌而战。这一计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思任法派往各地的侵扰军队纷纷被当地土司和明军援兵击溃。正统六年七月，威远州土司报告击退了来犯的小股军队，斩首数百人，敌人数千溺死在江中，战象、战舰等皆被明军俘获。八月，兵部郎中候琏等人在途中与意图袭扰景东、威远等地的两万余敌军交战，明军火铳、弓矢齐发，仅用一轮就彻底击溃敌军，斩首三百余人。在数月后，王骥率领明军到达金齿，调集三路军队合攻麓川。第一路由参将冉保统领，从缅甸到孟定，与木邦等地的土司合兵进攻；第二路由王骥、蒋贵统领，经由腾冲从中路进军；第三路由宦官曹吉祥（监军）、副总兵刘聚等从下江进攻。十一月初五日，中路大军到达上江水寨附近，遭遇敌军伏兵，明军将士击退伏兵，围攻上江，但连续两天围攻不下。王骥下令趁风势放火烧寨，历经多日苦战终于全歼敌军五万余人，上江被明军占领。

图为明兵部尚书王骥

随后，明军在王骥的统领下由夹象石到达腾冲地区，指挥江洪等人率领精兵8000人作为先遣队进攻木笼山，此处驻扎着思任法派出的两万余人，凭依山势建成了七座连营。在明军分成三路攀援山岭夹攻之下，思任法的军队向其老巢溃逃，明军斩杀几百人。十二月初，明军乘胜追击到达马鞍山地带，思氏军队采用象阵冲击和绕后偷袭的办法，皆无法撼动明军。最终明军几路军队在敌人的老巢前会师。其中右参将冉保汇合木邦人马，沿途招徕十二座村寨。而元江府同知杜凯领车里、大侯兵五万招降了孟连土司，负责把守西娥渡口防止敌人逃窜。最终在明军的四面围攻下，思氏军队被全部歼灭，思任法带着其妻子儿女从小路逃往缅甸。至此，明朝一征麓川之役结束，从表面上看，明军基本消灭了麓川思氏的军队，逼迫思任法远遁，基本解决了思氏的叛乱。但实际上，虽然思任法成为了众矢之的，先后被木邦和缅甸土司攻击，只能狼狈远遁，其子思机发依然聚集了一群忠于思氏的旧部，而帮助明朝剿灭叛军的缅甸等部也趁机向明朝要挟战功，讨要麓川地盘，因此，当思机法重新占据麓川旧地开始袭扰边境之时，明朝决定出兵再征麓川。

事实上，明朝也想过不再派遣重兵，仅派遣使臣联合土司，或者是单独派出小股军队擒拿思任法父子，但以上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正统七年七月，沐昂命令木邦出兵捉拿思机法未果，又精心挑选了610名士兵由都督冉保带领前往擒拿，但仍然未能达成目的。于是，明军最终还是由王骥、蒋贵带兵远征麓川。正统八年（1443年）四月，王骥选调了四川、湖广、贵州等地的五万军队，会同缅甸、木邦、孟养等地的土司出兵共同擒拿思任法父子。此时，缅甸号称已经擒获了思任法，双方约定在冬季交人。出于对缅甸的不信任，王骥也做好了强攻缅甸夺人的准备。八月，明军正式出兵，思机法则遣使前来请降，说自己愿意派儿子前来作人质，只愿能够继续管理麓川旧地，王骥则要求思机法自己前往营中谢罪，后者自然不肯。王骥于正统八年年末在腾冲汇合土司士兵，在金沙江旁与缅甸方面交涉，要求对方交出思任法。缅甸则要求明军要先行剿灭思机法，将其占据的孟养、戛里等地交给缅甸，他们才能交人。王骥见缅甸出尔反尔，便率领明军沿江而下烧毁缅甸船只，杀死三千多人。随后，明军又向思机法发起进攻，但只抓住了他的妻子家眷，他本人则再次遁逃。至此，明军二征麓川结束，此次出征并无大的战果，只是震慑了缅甸，并消灭了一些思氏余党。在战争结束后，明朝设立了陇川宣抚司以管辖麓川地区，任命项恭为宣抚使，并下令当地土司继续追捕思氏余党。正统十一年（1446年），缅甸最终将思任法遣送至云南府，思任法绝食而死，其头颅被寄至京城。（一说被云南千户王在缅甸杀死）而思机法则屡次向明廷上供，但明英宗坚持要其赴京谢罪，双方关系依然陷入僵持的局面。

在此期间，云南总兵官沐斌屡次带兵擒获思机法未果，向朝廷奏请增兵。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英宗再次任命王骥总督军务，率领南京、云南、湖广等地士兵共13万第三次征讨麓川，同时命令木邦、缅甸、南甸、干崖、陇川等土司调兵屯粮以待王师。正统十四年，王骥带领明军与土司军队约10万在腾冲会师，与思机法隔金沙江对峙。明朝军队与夷兵合力攻破了思机法的水寨和其依山修建的连营，但仍未能擒获思机法。明军刚刚撤退，当地的傣族民众便拥立思任法的小儿子思禄为王，重新占据了孟养。明军疲惫不愿再战，于是与思禄隔金沙江盟誓而还，第三次征麓川之役至此结束。

得不偿失与祸乱之源——三征麓川评析

麓川之战自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开始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结束，明军历时九年三征麓川，共调用军队35万人，前来协助的土司军队也超过了60万，这近百万的军队调动，耗用的人力物力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我们按照第二次麓川之役中“调士兵五万往，发卒转饷五十万人”来算，三征麓川至少调动了400万人次的作战和后勤部队，可谓倾尽了明朝整个南方的力量。除了后勤消耗，在征讨中明军的死伤也非常惨重，虽然在历次交战中，明军基本都以胜利告终，但因为酷暑、瘴气、疾病等原因，明军减员非常多。关于明军具体的伤亡并无数字，刘球在第二次征讨时所说的“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战后云贵等地的明军“将士多死，列卫空虚”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而军队所集结和途径的地区则在生产生活方面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例如云南地区因为军队调动“米价腾涌，饥者甚重”。

那么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之下，明朝获得了什么呢？最大的收获就是彻底消灭了思氏的反叛势力，尽管思氏后代并未诛尽，但其下属和有不臣之心的部族已经被基本消灭，残存的部族完全服从了明朝的号令。第二是以麓川为中心，重新分封了一些小的土司，划定了部分界线，在明朝的刻意安排下，接替思氏管理麓川的项恭实力无法服众，自然无法复现思氏的影响力。第三是将思任法的首级在京城展示数日，显示了明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有效的震慑了云南边境各土司。从表面上看，明王朝以举国之力不计得失的粉碎了一场边陲的叛乱，用以彰显大国之威，这一做法对于中原大国来说并不罕见。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三征麓川带给明廷的后遗症却远远不止这些。

图为明代三征麓川前后对比图

明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丁亥，在王骥等人二征麓川的发兵前夜，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翰林院侍讲刘球因得罪了王振被下狱而死，其死前上疏言：“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疮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蒋贵总之，以从缅甸受其所拘首寇思昂法（即思任法），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归，不过献诸廷，磔诸市，枭诸通逵而已；然彼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分有麓川地，不与则致怨，与之则两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势坐大，将不可制，是灭一麓川而生二麓川也。”这段遗言精准的预言了三征麓川后明王朝面临的局面：“减一麓川而生二麓川”。在麓川思氏被灭后，其土地被明廷许诺给了在战争中出力颇多的木邦、缅甸两邦。其中本就实力强大的缅甸拿到了孟养、戛里二地，使其直接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民，势力大增，最终在万历年间多次入侵明朝边境，为后来的中缅战争埋下祸根。而麓川之战后失败的思氏遗民，则是对木邦、缅甸等邦满怀仇恨。从结果上看，明朝三征麓川之役不但没能平息西南边陲的战乱，反而助长了夷邦之间的仇恨，导致了更多的摩擦、冲突乃至于战争。况且，在潜在的祸患之前，明朝必须要面对直接的祸患——农民大起义。连续九年的持续战争耗尽了湖广、贵州等地的财粮和人力，几十万大军集结过程中的横征暴敛则激起了各地的苗民起义。正统十四年三月，贵州苗民趁军队被调往麓川前线，城内守备力量空虚之际率先起义，顿时西至永宁、东至沅州、北至播州、南至武冈的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参加起义的民众超过了20万人，明英宗只得派遣王骥前去镇压，其历经多次失败才最终镇压了起义，这给了明朝本就孱弱的财政和军队以严重打击。当年秋天，三征麓川胜利的钟声还在回响，明王朝在北方的真正敌人也先就率领瓦剌军队进犯大同，王振挟英宗亲自出战，最终酿成了土木堡的惨剧。因此说三征麓川是土木堡之变的根源并不为过，且不谈麓川大胜对于王振等人精神上的鼓舞，就从财政和军队损失上来看，麓川及其之后的起义都严重打击了明朝，致使其在土木堡之战当中和战后无法聚集起更多军事力量。

然而，我们可以拿着后世将要发生的明缅之战作为理由，或者是以土木堡之变的惨痛教训为凭证，以一种后见之明的心态去责问明王朝对于麓川的征讨吗？即使不从今天的领土，或者是云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层面去思考问题，明朝征讨麓川也是为了解决客观上的边境威胁，在思任法统治时期，其野心和势力已经足以威胁到了明朝的整个西南边陲，如果放任其不管，而是将全部精力放在对付瓦剌上，不过是以地易地，拆东墙补西墙罢了。而明朝在麓川之战后的战略思维转变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麓川之战以前的洪武、永乐等朝，明朝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处理西南边疆问题，以析地的方式逐步削减思氏的势力；而在麓川之战后，明朝因为国力衰微等原因意识到主动的干预代价太大，转而采取“以夷制夷”、“治以不治”的方式管理云南诸夷，坐视其相互攻伐而不闻不问。最终酿成了缅甸入侵，明朝建立的三宣六慰相继归降的危急局面，这与麓川之战中诸夷相助的场景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因此，尽管三征麓川给明朝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弃之不顾的妥协政策也未必会改变最终一战的结局。事实上，为了维护边疆的统治，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们都不惜代价的发动了对云南诸夷的战争，因此，这场麓川之战实际上是明王朝不可避免的关键一战。在笔者看来，既然出战不可避免，明朝更好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在一征麓川、基本消灭思任法势力后答应其子思机法的请降，从而避免之后的兴师动众。相对而言，如果一征麓川是必须为之、不可避免的话，明朝诸臣们对于麓川的后两次征讨则更多是为了自己脸面和功勋，对于国家的弊端远大于好处。如果没有了之后的两次征讨，或许明朝就能以更加轻松的姿态面对北方的敌人，避免土木堡之变，明朝中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