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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隆中对》提到，刘备集团若想问鼎天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地跨荆、益二州；第二，则是等待“天下之变”。 随着刘备率领的蜀军在夷陵之战中败北，蜀汉集团基本失去了夺回荆州的机会，地跨荆、益二州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汉集团想夺取天下，就要更加依赖“天下之变”。 所谓“天下之变”泛指一切能够对当时局势造成重大影响的变故，在当时魏强而蜀吴弱的背景下，其更多是指曹魏政权出现重大的内部问题。 曹魏虽占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但其政权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不少人对其篡汉的举动不齿，其内部并不稳定。 诸葛亮在明知魏强蜀弱的情况下还坚持北伐，并不是他自不量力，而是因为诸葛亮看到了魏国内部不稳定的弱点，任何的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其内部出现重大变故，当这种变故大到可以被称为“天下之变”的时候，蜀汉政权的机会就来了。  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未等到那种足以改变当时三足鼎立格局的“天下之变”，但在曹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曹魏政权内部却发生一次大变故，而且这次大变故将东吴政权也深刻卷入其中。 这种级别的变故完全可以称得上“天下之变”，看到机会的姜维也于第一时间挥师北上，但结局仍是无功而返。 明明“天下之变”已来，为何蜀汉政权仍未能有所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还要在《隆中对》中寻找。 诸葛家族之“狗”这场发生在魏甘露二年的曹魏政权内部大地震距离诸葛亮逝世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但要说清这次事件，还真的从诸葛亮所在琅琊诸葛氏说起。 琅琊诸葛氏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名门望族，其家族成员众多，成才的也不在少数，而有趣的是，诸葛氏成员并不只在一个势力中做事。 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位极人臣，其兄诸葛瑾在东吴政权也是位高权重，后人曾以“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来形容琅琊诸葛氏与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关系。 这“龙、虎、狗”中的龙与虎指的正是诸葛亮与其兄诸葛瑾，而“魏得其狗”中的“狗”则是此次事件的主角“诸葛诞”。  诸葛亮与诸葛瑾二人是亲兄弟，而诸葛诞与二人关系较远，只是族兄弟。 诸葛诞在曹魏政权的地位也不及诸葛亮、诸葛瑾二人，其早年自视甚高，口无遮拦，魏明帝曹睿并不喜欢他，还曾经将其贬官。
等到魏明帝死后，夏侯玄获重用，作为夏侯玄好友的诸葛诞才等到机会大展拳脚，但成也夏侯玄，败也夏侯玄，因为与夏侯玄要好，诸葛诞日后为官员之路非常扭曲而别扭，以至于其在反复横跳数次之后，依旧决定要孤注一掷，在淮南拥兵自立。 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司马氏篡权说起。  淮南三叛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干掉曹爽、总揽曹魏集团军政大权后，在曹魏集团东部淮南地区，分别发生了三次叛乱，史称淮南三叛，这三叛分别是：王凌之叛，毋丘俭、文钦之叛和诸葛诞之叛，三次叛乱之中以诸葛诞领导的寿春之叛规模最大。 表面上看，淮南三叛的原因是忠于曹氏的王凌、毋丘俭和诸葛诞三人不满司马氏专权而发起的反抗。 但事实上，淮南三叛的根本原因是夺取政权的司马氏政权控制力尚弱，难以对远离都城的边疆地带实现有效控制的结果。 曹魏时期，魏国为了应对与蜀吴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事，设立四征将军，而淮南地区是征东将军的势力范围，征东将军是为防备东吴而设立，手中握有重兵，且有大量军屯土地提供粮食，司马氏夺权后主要精力放在都城附近，司马懿常年在雍凉地区领兵，对帝国西部控制力也较强，而防备东吴的淮南地区，距离司马氏的势力范围较远，司马氏有些鞭长莫及。 司马氏专权在合法性上存在巨大问题，这就给了魏国内部实力派以想象空间，司马氏可以篡曹氏的权，其他人当然也可以篡司马氏的权，当然前提是实力足够。 淮南第一叛的王凌与淮南第二叛的毋丘俭，都是曹魏集团内部的实力派，尤其是王凌，其作为汉司徒王允之侄，在朝中根基深厚。  《三国杀》王凌形象 王凌之叛和毋丘俭之叛都打着匡扶曹氏的口号，也表现出了主动进攻的态势，目的也很明确：跟司马氏争夺天下。 相比于以上两者，诸葛诞之叛尽管在力量准备上是最充分的，但是在“气势”上却差了半截，诸葛诞之叛，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防御姿态，其目的也只是割据自保。 还有一点颇为有趣，淮南前两叛中，诸葛诞都坚定地站在了司马氏一边。 摊牌诸葛诞与王凌和毋丘俭不同，他没有与司马氏争天下的野心，他想要的只是据兵割据自保，有王凌、毋丘俭这样的淮南实力派存在时，诸葛诞与司马氏是利益共同体，二者可以合作，但是当诸葛诞成为淮南最强势力后，司马氏就难以再容忍诸葛诞这个地区实力派存在了。 诸葛诞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从毋丘俭被剿灭后就开始为割据做着准备：首先，诸葛诞在淮南地区招募私兵（死士）以备不时之需；而后，诸葛诞以预备东吴进攻为名，请求增加兵马钱粮；完成了这些前期准备后，诸葛诞派儿子做人质，以求获得东吴的支持。
司马昭对于诸葛诞早有戒心，就算诸葛诞不想造反，司马昭也不会容忍一个不是其嫡系的手握重兵的征东将军存在。  于是，司马昭给诸葛诞玩了一出明升暗降，将其调回朝中担任司空，真实目的则是为收回其兵权。 诸葛诞不甘心兵权就这样被司马昭收回，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杀掉刺史乐綝，率兵十余万，备足一年粮食，据坚城自守，同时向东吴求援。
司马昭对于诸葛诞造反早有心理准备，待诸葛诞摊牌，司马昭也没有任何犹豫，亲率大军东征，目的就是一举将淮南地区的反叛势力一举全歼。就这样，淮南三叛中规模最大的寿春之战正式打响。 针尖对麦芒出兵剿灭诸葛诞时，司马昭丝毫不敢怠慢，他亲率大军26万，带着皇帝和太后一同亲征，一上来就对寿春城形成合围，同时命令监军石苞等人率军在外围运动，以防备吴军援助。  诸葛诞方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率领的淮南军规模超过10万，再加上东吴派出的3万援军，总兵力在15万以上，城内粮草可以坚持一年，且如果战事需要，东吴方面还会再派援军。 这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较量，双方都拿出了几乎全部家底，谁也输不起。 开战之初，寿春城中的诸葛诞守军似乎更占优势，司马昭大军合围未成之际，东吴三万援军冲入城中，与守军汇合，给城中守军打了一剂强心针，守军士气大振，等着司马昭来攻。 司马昭也不傻，寿春是座坚城，城中兵多粮足，贸然攻打不可能取得结果，反而会损兵折将。于是，司马昭选择将寿春城围个水泄不通，却围而不攻。 对于司马昭的围困，诸葛诞倒也不是太着急，因为城中粮食足够支撑一年，而司马昭劳师远征，时间一久，后方很可能会出现问题，到时候司马昭大军不战自溃。 司马昭的想法也大致相同，无论诸葛诞储备了多少粮食，只要断了其粮道，城中粮食就吃一天少一天，城中缺粮不战自溃。总之，司马昭和诸葛诞都在赌对方比自己先崩溃。 双方都在等，但是掌握主动权的是司马昭一方，因为此时的寿春已经是一座孤城，而司马昭方面则可以与外界取得联系。 在围困寿春时，司马昭还玩了一出心理战，他故意让人散布消息称司马昭后方出现问题，其大军很快就要撤退了。 城中士兵兴高采烈，放心吃粮，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司马昭大军没有表现出任何要撤退的迹象，而城中粮食却开始不够了，城中守军的开始人心惶惶。 先给对方希望，然后再让对方看着希望一点一点破灭，司马昭此举与当初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可谓异曲同工，司马氏一门不愧是玩弄人心的高手。  心战为上城中守军人心浮动，而司马昭要做的就是让他们乱上加乱，这样他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心理战高手司马昭要开始他的表演了。 葛诞心腹蒋班、焦彝等见城中粮草减少，建议诸葛诞趁着城中士兵士气尚在，应该尽早率军突围，投奔东吴。 而文钦（曾经参与毋丘俭之叛，失败后逃亡东吴，诸葛诞与东吴联合后又被派往寿春）则认为司马昭率领大军26万劳师远征，其内部必然已经矛盾重重，只要城中守军据城死守，司马昭大军必定先一步崩溃。 诸葛诞反司马昭的原因是因为其想割据一方，如果投奔东吴，担任个虚职，还不如当初听从司马昭的征召前往洛阳担任司空，所以他并没有同意心腹蒋班、焦彝的建议。 蒋班、焦彝二人心中不安，率本部兵马投降司马昭。
而后司马昭采用钟会提出的反间计，招降了东吴派来援助的全怿等人。
投降的口子一开就难以止住，诸葛诞同样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开始与文钦等人组织兵力突围，但是寿春城早就被司马昭围困得水泄不通，接连5,6次突围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连续的突围失败，让城中守军的士气几乎崩溃。 士气一同崩溃的还有东吴方面，自寿春之战打响时开始，东吴方面就连续不断地支援诸葛诞，但司马昭在战役之初根本就不进攻寿春城，主要精力就是用来对付前来支援的吴军身上。 东吴大将朱异数次率军欲支援寿春，均为司马昭大军挡住，当时在东吴掌握实权的大将军孙綝一怒之下杀了朱异。 
随着粮草持续消耗，寿春城内人心惶惶，而吴军的援军却已经指望不上。 但是，对于城中的守军来说，除了东吴的援军，他们或许还指望另一支力量，虽然这支力量远在天边。 姜维在行动司马昭讨伐诸葛诞时集结了26万大军，魏国一半以上兵力全都集中在淮南地区，而用于防御蜀汉的关中地区兵力相对空虚。 魏国内部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火并，东吴方面也深度参与其中，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姜维又怎会错过。 姜维率数万蜀军由傥骆道出秦岭，径直推进到了沈岭，姜维选择的出兵时机和进攻方向都十分巧妙，当时的沈岭以北的“长城”（一座城）粮草军械多而守军少，姜维大军攻来，城中守军人心浮动。  若此时姜维大军能够连续突破魏军防线，则可能让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场景重现，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明帝曹睿直接坐镇长安指挥，但此时，司马昭正在寿春与诸葛诞对峙，如果蜀军进展顺利，甚至可以一举拿下长安。 魏国若失去长安必定导致朝中震动，甚至引发魏国上下大崩溃，蜀国问鼎天下的大机会也会到来。 关键时刻，魏征西将军司马望与安南将军邓艾合兵一处，与姜维对峙，姜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魏军防线的计划破产，蜀军不得不与魏军打消耗战。 蜀道难行是相互的，魏军入蜀之路难行，但蜀军出川之路也不好走，只要魏军站稳脚跟守住各要塞，蜀军就很难突破。 姜维与邓艾等人的对峙一时难分难解，双方相持不下。 尘埃落定寿春守军数次突围未果，而城中粮草又见底，士气彻底低落至谷底，数万守军出城投降。 见不断有人出城投降，文钦建议诸葛诞，可以将所有北方兵都放出城去，只留下东吴兵守城，这样可以省粮。 但如果这样一来，寿春城就变相当于落入了东吴之手，他诸葛诞还能不能指挥得动这些东吴兵就不好说了，于是诸葛诞再次拒绝了文钦的建议。 文钦两次向诸葛诞提建议都被否决，二人矛盾越来越深，诸葛诞借一次商讨军情之机，杀掉了文钦。  听闻父亲被杀，文钦的儿子文鸯、文虎出城向司马昭投降，文钦与毋丘俭是淮南第二叛的主要参与者，司马昭之兄司马师也是在平定毋丘俭、文钦叛乱时眼疾复发而亡，某种意义上讲，司马昭与文钦有着杀兄之仇。 但为了动摇寿春城内守军的军心，司马昭仍决定不杀文鸯、文虎，并命人骑马绕城，向城内喊话：文钦之子尚且不杀，其余何惧？ 司马昭见攻心之战已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城内守军士气已经被瓦解殆尽，于是下令攻城，城内守军早已没有斗志，纷纷开城投降。 诸葛诞带亲信突围未果，兵败被杀，见寿春城破，蜀吴军队清楚继续进攻已无意义，于是退兵，至此，寿春之战彻底尘埃落定。  无力回天寿春之战从甘露三年5月开始，一直进行到甘露三年2月结束，持续约10个月，司马昭与诸葛诞双方投入总兵力超过40万，且当时东吴方面全力支援诸葛诞，而蜀汉方面也出大军进攻关中地区，可以说，魏蜀吴三国都深度参与到这场决战中来。 寿春之战无疑是后三国时代蜀吴两国最有机会灭亡魏国夺取天下的机会，但即便如此，最后的结果仍是司马昭成功平定诸葛诞叛乱，并在魏国站稳脚跟。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蜀汉集团若想问鼎天下，必须要等待“天下之变”。 弱小的蜀汉政权很难单凭自己就消灭强大的曹魏集团（甚至联合东吴政权也不行），只有等到曹魏政权出现巨大内耗，蜀汉政权才有机会。 毫无疑问，寿春之战是规模，完全可以称得上诸葛亮所说的“天下之变”，但即便如此，无论是挥师北上的姜维，还是不断援助寿春的东吴政权都没能抓住这次机会，明明“天下之变”已经出现，明明蜀吴两国都在积极采取行动，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仍旧没有改变？ 第一，是蜀汉政权在夷陵之战后彻底失去了荆州，失去了荆州，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荆州、益州两路进兵的方案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是东吴方面的行动方式存在问题，司马昭重兵集团在寿春附近，而诸葛诞城中守军足够，东吴方面不断在淮南地区发力，就等于与司马昭重兵集团拼消耗，如果是拼消耗，实力弱的东吴政权是不可能拼得过实力强的曹魏集团的，如果东吴方面不把重点放在援助淮南的诸葛诞身上，而是像诸葛亮《隆中对》所提到的那样“兵出宛、洛”，或许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最后，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汉帝仍在，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即使在曹魏政权所在的中原地区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可以说，那时候的蜀汉政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软实力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但寿春之战时，蜀汉政权早已作古，甚至篡汉的曹魏也在面临被司马氏篡位的风险，此时，蜀汉政权再想反击，只能依靠硬实力。 喜欢三国的人们普遍有这样一个感受：前三国比后三国好看。 相比于后三国，人们更喜欢前三国的原因是当时天下巨变尚在进行，弱小者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去开疆拓土，以弱胜强。 而到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形成，所谓的奇谋和个人努力的影响力在迅速缩小，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变成了最无聊的体量比拼。强者恒强，弱者必亡，人们喜欢的以弱胜强的好戏很难再上演，所谓英雄，最终都会输给时代。 后三国时代让人感觉平庸，并不是因为英雄真的变少了，而是因为属于英雄的时代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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