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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末到隋灭陈(589)统一，魏晋南北朝历史约四百年，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渴望抒发内心性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即也是书法完成了隶向楷转化的重要时期，又是一个书体演变归结期。魏晋南北朝之际，道法的结合趋于破裂，因玄学的兴起，此时的审美认识发生了变化，摆脱了儒家的束缚，此时的晋人已不再将端庄典雅质朴作为审美的标准，而是将清淡、飘逸的品质注入了新体。
因此，魏晋时期各种新兴的书体乃时代的产物。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社会意识形态也随之发发生改变。世人崇道，虚诞清淡，成为了魏晋的主要思想体系，老庄和佛教思想取代了繁琐的儒家经文体系，提出了“贵无”“天道自然”的思想体系，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为者，开物成务，无望不存者也。”魏晋时期的许多著名书家大部分为文人、士大夫等上层知识分子，在玄学中寻找新的书法创新突破，玄学也成为书家们的理论基石。玄学的兴起导致厅新的一轮书法运动的兴起，”魏晋风度特别注重从容淡定，其书法也体现出了一种古朴、和恬姨美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书法已经进入了书体演变史上的最后阶段，伴随着新书体的不断定性成熟，文人流派的书法也在不断地创新，更新。最为突出的就是钟繇而二王。而钟繇更是成为了楷书鼻祖，钟繇在他所创造的书法上享有极高荣誉，在晋宋、南朝以来，钟繇同张芝、王羲之、王羲之父于统称为“四贤”，又同王羲之成为“钟王”，孙过庭(书谱》开首即说:“夫自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魏末称二王之妙。”而张怀罐在《书断》中，更赞钟繇为“神品”，说:“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人!由此可见，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河南许昌)人，由汉入魏，官至太傅。《三国志·魏书》卷十三有《钟繇传》，说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其曾祖钟皓和父亲钟瑜均博学多才，儿时钟繇便受到父亲的器重，格外爱护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长大后钟繇不负众望先被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享年79岁。钟繇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他审时读势，善于在重大事件中做出正确判断，深得曹操重用，钟繇也屡屡立功，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还曾赐送钟繇“五熟釜”，且亲自作铭文日:“于赫有魏，作汉潘辅。厥相惟钟，实于心替。靖恭风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魏明帝时，晋封定陵侯，再官迁太傅，世称钟繇。钟繇对后世最大的流传是他的书法，在《三国志》中也间接的提到钟繇的书法，《胡昭传》说:“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顎、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这也就推翻了《三国志》中只字未提钟繇书法一说。也因其官阶太高，书法在其生平略显次要，不屑一一书，着重强调他在政绩。在诸多史论中都有记载钟繇在书学方面颇为刻苦勤勉，他在书法学习中得奇闻异事同样具有传奇色彩。在宋陈思《书苑菁华》卷首记云: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蔡邕)《笔法》于韦诞座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繇苦求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从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岂不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临死，乃从囊中出以授其子会，谕曰:“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法未终尽，后学其用笔。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虽说此传言未必属实，但可见钟繇对“用笔'的重视，也反映出魏晋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书家对讲笔法视为第一要务。在释适之《金壶记》载:繇同胡昭学书十六年未尝窥户，繇与子会论8: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每见万类皆画象之。可见钟繇苦学书法三十年，为了学书而呕血、盗墓，甚至有记载临死之前才向儿子传授他的书法秘诀，虽说传言略夸大其词，却看出钟繇对书法的异常执着追求。传钟繇书法源自刘德异，世称行书的首创者。卫恒《四体书势》载:“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舞。”时人称“钟瘦胡肥”各得其巧。传世钟繇用笔说，却涉于蔡邕。传钟繇“用笔说”，文辞不长。“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界)也，流美者地(人)也，非凡属所知。”钟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楷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以楷书为审美标准的时代。羊欣《系古来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为世人所善。”此话中所谓的铭石书，即是刻在碑上得文字，可见其继承蔡邕的一面。而章程书，“时人用写篇章或法令，亦谓章程'而梁皓云:'钟繇善章程书’”。章程书也可名为小楷，类同于奏章的文字，一种创新类型的楷书。所谓行押书，在《宣和书谱》中说:”钟独得以行书显，当时谓繇善押书者此也，”“行押书”有又可谓行书。“章程书”出现于小楷草的创作阶段，与王羲之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特有的“魏晋现象”，钟繇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已无真迹，所能见到真迹十几种，主要以楷书为主。即《尚书宜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还示帖》、《力命表》、《墓田丙舍帖》、(常患帖》、《白骑帖》与《长风帖》。在钟繇的用笔中，不说一个势字。书法的运动是一种运笔的过程，钟繇的“用笔”并无太多解释仅是说在“用笔”中需要下功夫。而他顺应了时代的转变。顺时势而造英雄，此乃钟繇书法不可否定之处。古质茂密，是钟繇书法的一大特色，“钟书尚翻，真书亦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賽腾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从《宜示》《力命》诸表，并出王临，不见此妙。惟《戎路表》分势多在，可以想见之。王出于钟，而易翻为曲，减去分势。”(书艺略论》)钟繇的“三体书”，“三法皆世人所善”，大部分都是信手而书，但都尚存隶意的，不完备的楷书。魏晋时期，例如曹喜和杜操等人的书迹早已失传，而张芝的书法作品现也无所存，蔡邕也无可靠书法作品流传至今。因此钟繇算是享有名誉并且有刻遵循的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书家了。在书法理论上，蔡邕曾提出作书先要'先散怀抱，任情恣肆”，而钟繇的“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把蔡邕的个人书写情感的理论再推进了一步。此理论更加注重了“人”，而非“界”，人才是生命的主题，而界则是形成书法作品的可以借助的工具，这也表现了艺术就是表现人的本身。钟繇还有一句名言“每见万类，皆画象之”，书法上得书象并不等同于绘画的可以直接面对实物进行描摹，书法是相对抽象的视觉艺术，只有少数的“善学者”才可做到如此，所谓“外事造化，中得心源”，而钟繇能做的如此真可谓一个才华出众的大叔。钟繇的另一部著作为《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其原文非常简短:平，谓横也。直，谓纵也。均，谓间也。密，谓际也。锋，谓端也。力，谓体也。轻，谓屈也。决，谓牵擎也，补，谓之不足也。损，谓有余也。巧，谓布置也。称，谓大小也。文本虽内容简短，所要表达的内容却沉思缜密，并阐述了严肃地书法学态度，像其小惜一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此段可以看书他在笔法上心得:横平竖直，字与字，笔画与笔画之间需要有间隙，从启笔开始下一笔的链接要紧密，不可断气。而笔画的末端要善于用笔铮，笔画之间要学会力的运用。书写时候不快不慢不可拖泥带水。在通篇上不足的地方可以设法弥补，字形如果太过繁密可以选择减损。大小对称。这十二意中包含了现代书法对书写时所强调的笔画、结字、章法、布局，以及出现问题后的补救措施。早在钟繇就已经对书法美学有如此深刻地研究，十二意比蔡邕的“九势'更为丰富且全面。故《宣和书谱》这样歌颂中钟繇:“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钟繇，回顾他的一生在书法上作出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战绩丰富。钟繇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文化、社会都动荡的年代，不仅在政绩上做出大胆判断，深的统治者重用，更在书法方面进行了大胆地创新，敢于变革，并创立了新体楷书。行书方面也独具一格与王羲之的妍媚之风同立在中国书法的巅峰:他在书法上得造诣以及勤学苦练的精神影响者一代代书家们:而在理论上得成就更作为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典范，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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