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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中共创始人被捕,因信仰不同分道扬镳的一生挚友挺身营救

 毗陵桥上星如月 2022-06-20 发布于上海

在中国近代文化及思想领域中,陈独秀与胡适堪称无可替代的两大璀璨巨星。

陈独秀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胡适也是新文化的重要人物,两人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过程中携手同进,结下了深厚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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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胡适坚持科学、民主,信奉自由主义,两人在政治主张及思想信仰上越行越远,直至分道扬镳。

但是,两人之间胜似亲人的友情却始终未断,而且相伴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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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结缘是从《新青年》杂志开始的。

1915年的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当时的胡适还在美国留学,陈独秀通过朋友向胡适寄去了杂志并向其约稿。

此时,胡适也正在积极主张倡导新文化,并在中国留学生中率先发起推广白话文的运动,两人的思想主张不谋而合,于是亲密的合作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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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独秀收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关于文字改革的稿件,阅后大加赞赏。他马上给胡适回信:“文字的改革,实为我国目前紧要的大事,这绝不是戏言,更不是空言······此事务必请求能够赐以写实的文字,作为改良文学,盼望寄来后将刊登在《青年杂志》上。”

在陈独秀的鼓励之下,胡适马上有写出《文学改良刍议》文章,陈独秀即可予以刊发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由此两人携手吹响了中国白话文革命的号角。

陈独秀非常看重胡适这位同乡的文采,两人遥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陈独秀将胡适视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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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胡适回国后,即应陈独秀的邀赴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成为真正一同合作的的亲密战友。

两人在北大的教育改革及新文化思想的宣传方面齐心协力,引领着国内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成为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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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而胡适则成为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二人思想信仰已是水火不容。

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断绝与陈独秀的私交友情。他1925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道:“你我两人都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的宣言,我知道你们现在主张的阶级专政,已经不会信仰自由这个字了,在这一点上对我来说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

但是,我们两个是老朋友,尽管在政治主张上不同,尽管在事业道路上不同,彼此仍不失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的头脑的背后,总是还共同有一些能够容忍异己主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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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党发起反革命事变,血腥镇压年轻的中共。陈独秀也进入了人生的低谷,他不仅被开除出了由自己创立的政党,而且两个爱子及优秀党员陈延年、陈乔年也惨遭毒害。

此时的这位新文化领袖,众叛亲离,他形影孤零地过着流亡的生活。

1932年陈独秀在流亡隐藏过程中以共党首脑的名义遭到逮捕,当时国民党当局准备由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并要对他处以死刑。

陈独秀在狱中题写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文字,此时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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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胡适此时挺身而出,他联合了北大教授,对陈独秀发起营救,胡适四处活动,疏通了各种关系,并委托好友时任司法部长的罗文干积极斡旋,终于得到蒋介石同意,将陈独秀转到了普通刑事法院,以刑事判决来保全他的性命。

在陈独秀等待法院庭审期间,胡适发表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绩,以及他为了新文化、新思想改革一往无前的精神,同时对他在文学革命中结合从事政治活动的探索实践作出肯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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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他主编的《独立评论》刊出了好友傅斯年书写《陈独秀案》一文,公开为陈独秀辩护,要求给陈独秀一个合法的公正判决,不能贸然用一个“反动”的标准进行判决,不能杀害这个“中国新思想革命史上的有功之臣”,应当“依据法律进行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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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于这年的12月在狱中给胡适写信,感谢他和朋友们的营救行动。

要知道陈独秀孤傲一生,无论生活多么穷困潦倒,对于权贵高官的金钱厚礼,他都一概拒绝不收。而他亲自给胡适写信感谢,足以看出他对胡适的友情和信任。

他还要胡适给他寄一批他列出书目的书,以供在狱中的阅读。并请胡适催促商务印书馆尽快出版他的《拼音文字》书稿。

当知道商务印书馆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出版《拼音文字》时,胡适便私下里筹集了1000元,当作稿费送给陈独秀,以解决他的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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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狱室遭到日军空袭被炸,他本人险遭不测。

胡适当时正好在南京,他听闻后焦急万分,就会同张伯苓等好友四面奔走相托,终于使得陈独秀获释出狱。

实际上,早在1919年陈独秀曾被北洋政府逮捕时,就是由胡适出头进行营救的。

两人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已是对手,但多年的深厚友情,致使胡适一次次出手相助,而且次次使陈独秀逢凶化吉,确实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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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出狱后,即住在胡适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当南京、武汉相继被日军攻陷后,生活潦倒窘迫的陈独秀流落到了离重庆不远的农村里。

1938年初某杂志污蔑陈独秀是日本汉奸,卑鄙无耻的谣言说每月日本人给他200大洋,这全然是要置他于死地。

此时又是胡适联合了九名教授在《大公报》发表声明,为陈独秀进行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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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胡适赴国难,出任了驻美大使。他虽不在国内但一直关心着陈独秀的命运,当得知陈独秀的贫困加重病的状况时,除在经济上给予帮忙以外,又想方设法准备让陈独秀出国进行疗养。

但是一身铮铮傲骨的陈独秀,宁愿病体加身、清苦孤零,也绝不肯在民族危亡之时出国避难。

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病逝于四川一个小镇。全国各界,包括许多曾与陈独秀政见分歧敌对的人和团体,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表示了哀悼与敬意。

陈独秀和胡适有一生的政治信仰的分歧,却没有影响到做一生的君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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