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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自己，点亮别人”上海文艺出版社著名编辑谢泉铭（1927—2000）：全国解放后，先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在《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1974年调至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文学编审。历任上海市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晚年入住新华路凯旋公寓。 老谢的恩情，可比高山，堪比大海  一、还是边疆知青，初识老谢 1975年冬季，还是受苦受难当知青的我，从西双版纳探亲回沪，我的母亲对我第一次说到谢泉铭的名字。此前，母亲就写信要我通过发表作品，改变一下自己闭塞、困苦、毫无出路的处境。 母亲说：“老谢很会帮助人的。”她的意思，只要我写出了作品，老谢就会提出中肯的意见，犹如握笔教书法，让学步阶段的我，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写作方法。 那天晚上，母亲领我到老谢的武康路住所。只有二十几岁的我，见到一位连母亲都尊敬的陌生长者，很是拘谨。这位谢叔叔“嘿嘿”地笑着说：“云南有那么美丽的自然风光，有那么多彩的民族生活，你要注意观察生活，写出好的文章来。” 第一次见到老谢的印象就是：这位谢叔叔太和蔼太可亲了，如果自己做得不好，那就太对不起谢叔叔了。 带着些许兴奋但很快被迷茫和惆怅甚或是自卑覆盖的心情，走下了老谢所住新公房里弯曲的水泥楼梯，几天后，又乘上须得经过四天三夜的硬座列车，到达昆明后，还得坐上五天长途汽车，回到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云南边疆军垦农场，又要开始求学无门、回城无路的令人憋气和失望、无奈的知青生活。 在竹篱茅舍的孤灯之下，我是怎样地思念这位厚道又真诚的长者呵。 从那时起，我牢牢地记住了“谢泉铭”这个名字，他在我的心中，象征着希望和成功，因为妈妈相信他，在谢叔叔和我之间，牵起了一条黄浦江和澜沧江畔，虽是云山阻隔却是心灵丝丝沟通的温暖渠道。 希望的种子已经播入心田，但文学创作的幼芽何时出土？二十五岁的我，意志是坚定的，思想却是迷离而柔弱的。 二、回到上海，天天见到老谢了 人生的历程到了1978年底，我也是和多少人一样，终于时来运转、否极泰来。从边疆回到上海，从竹篱茅舍到花园洋房，从动乱浩劫到歌舞升平，真是有一种从地狱升到天堂的感觉。我进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被浓浓的文学艺术氛围深深浸润的好单位。 楼上楼下都是素有声望的著名编辑，他们积极又是负责地与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联系着，不断出版着具有全国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一切都是宽松又充满希望，只要你努力就能够成材，只要你成材就能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刚进文艺社，我先在总编办公室工作。这七年，在还没有进入代表出版社最高业务水平——编辑部的时候，是老谢给了我不断上进的勇气和信念。多少次，老谢总会抽空到我的办公桌前说上几句，“你自己要创造条件，写东西，争取发表，”，“出版社需要人才和接班人，我会与社领导说的”，还是那慈祥的面容和善良的微笑。 有时，忙碌的老谢并不进来，他从总编办旁边的小楼梯上到三楼《小说界》编辑部时，每一次都会将他充满期待和严格要求的目光,投向坐在办公桌前的我，尽管这只是几秒钟的瞬间，但我能感受到一位负有声望的资深编辑眼光中的热力和期望。 此时，随着他缓慢脚步声的渐渐离去，我也强烈感受到一种向着心中的最高目标——争取早日当上编辑和作家——奋力前行的空前压力！ 正是这种具有无比亲近和信任感的压力，给了我强大的动力，让我暗下决心，拼命学习，拼命写作，活，就要活得出人头地、光彩耀眼！我的那篇发表在1980年11期《人民文学》的散文《胶林行》，就是由他精心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后，最后认为“写得不错”才寄往北京的。当我得到编号为801111的编辑部稿酬通知单时，那兴奋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1985年的秋天，我终于从二楼的总编办“上升”到三楼的文学编辑室。这是我人生道路上质的飞跃。刚到文学室工作，我积极组稿，并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评论水平。 此时的老谢，已在为我的成长发展作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和谋划。他一方面嘱我要写出够质量的小说，在《小说界》发表，“当编辑，写不写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方面已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力，在隔壁《小说界》编辑部逐步造舆论，“小修人不错，有培养前途。” 我明白，老谢是想让我到这份大型文学期刊担任编辑，让我有更多机会去外地组稿，联系更为广泛的作者，参与更多的文学活动，让自己的编辑形象可以在更大范围得以展示。 1989年的春天，老谢数次坚持自己的意见，终得社领导同意，将我由文学一室调入《小说界》编辑部。
老谢写给修晓林的“修晓林好”嵌头诗。 此时，满屋的阳光，播洒在我和老谢的写字台上。我已是与老谢在一个编辑部面对面坐着，亲近又靠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对方马上就能听到。我经常惊叹于命运之路的神秘和神奇：乾坤竟能扭转，梦想可以成真！这是怎样的一种快乐的心境，又是多么让人回味无穷的金光灿烂的现实呵。 每天上班，只要一坐下，老谢都是点燃一支又一支香烟，凝神看稿、发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出版社，是没有空调的，酷暑天，门窗大开，屋里屋外一样热，落地风扇不停地摇晃着脑袋，发出“嗡嗡”的声响，吹出的风也是滚烫的，于降温无济于事。 身穿汗背心的老谢，汗流滴答，仍是专注地审稿。暮色降临，下班回家的老谢经常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提包，那是他将稿件带回家审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谢就是这样，将自己的全部心血，融入到每一篇来稿的思考、修改和编辑之中。 老谢与我谈起做一位好编辑和好作家的“成才之道”。他认为：作为负有策划开拓选题的文学编辑，千万不要只是忙于领导交办和日常案头发稿工作，一定要“驾轻就重”，以自己的热情和学养，结识最有创作实力和潜力的当代作家，力争组到他们的好书稿，这是对自己最好的锻炼和提高。
1995年2月10日，“谢谢老谢”文学活动。左起：修晓林、高低、张重光、沈嘉禄、李云良、姚忠礼、张抗抗、曹正文、陆萍、谢泉铭、胡永进、蒋丽萍、田永昌、王小鹰、叶辛、成莫愁、倪辉祥、宋德咏、林青、彭瑞高、郏宗培等。 1995年2月10日上午，由张重光动议，并由他与我们几位好友精心组织的热烈欢快、影响广泛的“谢谢老谢”文学活动，在上海余姚路南粤第一村海鲜酒家举行。 在这次别具一格的感谢恩师的文学聚会上，我吃惊、感叹于，围绕在老谢身边，竟有如此多热爱、崇敬他的学生！他们或是专业作家，或是新闻出版单位的资深编辑与记者。当年，像我这般借着老谢扶持和督促进入文学殿堂的青年，像鲜花绽放如众星拱月围绕在谢泉铭先生的四周，眼前和耳边，都是灿烂的鲜花和热烈的掌声。 当年，如我这般不厌其烦地向老谢求教的人，只要是几个，也够老谢承受的了，可是，他竟然敞开博大的胸怀，奉献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容纳和滋养我们，真个是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培养一位人才不容易，而要带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编辑，又是多么难得。 张抗抗、姚忠礼、张重光、王小鹰、叶辛、孙颙、彭瑞高、赵丽宏、沈嘉禄、曹正文、宗廷沼、李云良、张斌、季振邦、高低、田永昌、宋德咏、陆萍、蒋丽萍、成莫愁……五十多位当年曾经得到老谢启蒙和教诲的中青年作家，纷纷拿起话筒，表达自己的真挚心声和感激之情。 “是老谢的引领，改变了我的一生。” “是老谢对我说：自己不打倒自己，别人就打不倒自己。” “是老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善良、慈爱和敬业。” “是老谢掏出自己的一颗光芒四射的心，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程。” “老谢不谢，老谢不老。” “面对老谢的恩情，无论怎样，我们都是无以回报的。” 那时候的我们，在黑龙江，在安徽，在贵州，在江西，在西双版纳，在上海郊区，那时候的路途，实在是艰难，摔倒了又爬起，刚站起却又重重摔倒，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听不到理解的声音，浑身是伤疤，心中在流血，失败、冷遇、歧视困扰、迷惑着我们，我们这些文学跋涉者只能咬紧牙关，默念“奋斗”二字，孤独又坚忍地低头前行。 就在此时，我们结识了老谢，看见了他的慈眉善目的脸庞，听到了他语重心长的话语。我们都将他视作浓荫蔽日的大树、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我们的渴盼我们的期待都依偎在他那颗温暖又闪亮的心旁。 忘不了东窗前的叮咛，总记住握别时的提醒，每与老谢见一次面，总要让我们想上好久好久……当我们的第一篇作品经老谢之手编发、问世，其喜悦之情真是无以言表兴奋有加。从此，我们便觉得有了出路，并一次又一次地肯定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991年，老谢正式退休后，还是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他创办了 “ 爱文作家事务所 ” 并担任董事长，期望通过文学和商业的联姻，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 他担任上海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组织和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他受外地出版社之邀，参与新刊物的创意谋划，主编上海多位女作家的“白玉兰文学丛书”。 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只要是关乎文学的事情，他就来精神头，白天很兴奋，晚上很劳累。退而不休的快节奏生活，平时饮食又是高油、高糖的他，却没有切实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高浓度的血液和长期的高血压，已在悄然威胁着老谢的生命。 2000年3月31日，那天的气温竟然是少有的摄氏27度，上午，老谢到了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还专门到三楼的编辑部来见了我一面，“小修……”又是那充满关爱和期待的慈祥微笑！ 见到老谢，我立即想起前不久，他赠送给我的那幅饱含深情的书法作品：“修竹遍青山，晓月映星汉，林深凝朝露，好景不胜看。”老谢身着那件淡绿色的细条灯芯绒西装，衬衫里面还穿着棉毛衫，他的额头上微微冒汗，脸色泛红，说是下午要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哪里知道，这竟是老谢与我的最后见面！ 傍晚时分，我在编辑部接到沈善增打来的电话，说老谢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参加由上海市总工会主编“五月丛书”作品出版座谈会时，突发脑溢血，已被送往仁济医院抢救。我立即赶到医院急救室，只见平躺着的老谢已经不省人事，医生说已经测不出心跳了！ 老谢的家人到了，郝铭鉴老师和叶辛等作家友人也到了，众人围绕在老谢的遗体周围，心痛！绝望！悲怆！我看着已经停止心跳的老谢安详的面庞，为他擦去溢出在嘴边的流状物，他的左手在我的手中，由温热而渐渐冰凉，我怎么能够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2000年4月10日上午，在龙华殡仪馆大厅的谢泉铭先生追悼会上，高大的厅堂，从外到里，人头攒动，上下左右悬挂和摆满了沉痛悼念、无限惋惜、深情感恩的挽联和花圈。每一位前来为老谢送行的友人，都是用自己的一颗最是悲伤沉重的心，诉说、凸显着老谢一生的荣耀和光辉。 “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了窗儿滴到明”。此后，每逢老谢的忌日，我总会遥望天际，为他燃起一炷高香。老谢早已带着微笑，到了那个仍然是鲜花簇拥的天国。 当我们再看到巍峨高山和清清流水，读到能够打动人心、让人的心灵和精神得到净化、升华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会想到谢泉铭先生——一位总是希望别人成功的人。从今后，我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心香和心祭。 三、老谢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已经十六年了。这五千多个日日夜夜，老谢的名字，经常在我们的心中被念叨着，在我们的脑海中轰响着。 2001年12月，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上海代表团入住的二十一世纪宾馆里，巧得很，我与彭瑞高、季振邦一同走进电梯，我立时想到：我们都是老谢的学生！ 我脱口说了一句：“老谢，想念老谢。”瑞高马上说道：“是啊！”振邦用无限怀念的口吻说：“不说在老谢之前，前无古人，但是可以说，在老谢之后，绝对是后无来者。” 当我担任责任编辑的一位位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相继出版，并且好评连连，获得省、市、全国文学奖项；当我于2009年评上正高职称；当我已经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写出还算比较像样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当听到文艺社的老编辑吴郡和诗人陆萍对我说“能在你的身上看到老谢的作风”，“你得了老谢的真传”时，我都是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我的成长与进步，我的欢快和享受，都是与老谢给予我的切实关爱和启悟、指导分不开。就像一棵自由出土却是未经风雨的小苗，因为有了辛勤园丁的除草、浇灌和驱虫，这才得以在阳光雨露中挺拔成材。
2010年清明节，谢泉铭先生逝世十周年，多位作家到上海福寿园凭吊老谢。前排左起：修晓林、姚忠礼、谢咏、陆萍、宗廷沼。后排左起：张重光、王安忆、王小鹰、叶辛、江曾培、郏宗培、季振邦、刘绪源、鲍正衷、魏心宏、田永昌 。 2010年3月26日，正是愁肠百结、肝肠寸断的清明时节，上海的一批作家，代表着分布在全国各地更多的作家友人，来到青浦福寿园墓区，为了老谢——一位在特殊的年代，以他特殊的方式，给予当初许多热爱文学、向往成功的艰难跋涉者以孜孜不倦特殊帮助的资深文学编辑，献花、默哀、燃香、叩拜。 我们在犹如无华的衣着、饱含坚定的信念、永远透出微微暖意的老谢墓碑前，深深鞠躬、无尽思念——为了神圣的文学，也为了给予处境困苦者以切实的提携，当年，正是因为有了老谢，我们才感受到从混沌、气馁、郁闷中逐步剥离出来的对于自身潜质和能力的认定和自信。 于是，池塘里的丑小鸭正在幻变成即将飞向蓝天白云的俊俏天鹅，弯曲虬枝上的青涩果实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渐渐转化为浆液充足的苹果，正坚实膨胀且外皮泛红。
2012年3月29日，《谢谢老谢——深情怀念谢泉铭》新书发布座谈会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左起：林青、修晓林、徐频莉、谢咏、田永昌、俞彪。 江曾培说：“老谢是出色的'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家。我与他同事四十多年，他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之中。” 叶辛说：“永远记得最初叩响文学之门的那些日子。” 王安忆说：“师恩如山。” 赵丽宏说：“老谢在我们心里点燃了不熄的灯。” 王小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文。” 田永昌说：“没有谢泉铭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鲍正衷说：“老谢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 季振邦说：“我们永远是老谢的学生。” 陆萍说：“谢泉铭老师，是您的感召，我们又一次聚集。” 张抗抗也曾说：“老谢猝然离世前，如他一生惯有的风格，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十年前，老谢突然去世时，彭瑞高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也许我们不能说，如果没有老谢，我们至今还将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在把我们带出文学隧洞的人中，老谢手里的火把是最亮的。也许我们不能说，如果没有老谢，文坛会缺失整整一个师团；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个文学编辑旗下聚起那么多青年，老谢这一生本身就是奇迹。” 而在老谢去世十周年的时候，有这么多经过他当年扶植、激励的作家，汇集在他的墓碑前，无限感怀一种永远不会凋谢的“老谢精神”，这是一幅多么深情动人的画面！ 狄德罗说过：“好名声比金腰带更有价值。”一位文学编辑，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和高尚人品而永远活在作家们的心中，这就是与日月同辉、江海共存的最高荣誉。 一位出版界的长者和前辈，因为他对于文学事业的由衷热爱和对于写作者的耐心辅导和谆谆教诲，而受到人们的永远敬重和怀念，这就是如同松柏、高山般的长青和仰止。老谢，您是一位崇高的感动中国的优秀出版人。 犹如久藏心中的天地五谷精华，时间越是久长，我们对于老谢的思念之情，就越是深厚绵醇，香飘万里。 谢泉铭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9年8月，左二 张抗抗、左三 赵丽宏、右二 魏心宏、左一 姚忠礼、修晓林，在福寿园祭拜、缅怀老谢。 本文摘自修晓林专著《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照片由修晓林提供，并将此文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修晓林专栏文章推荐阅读 附录一篇  来世还做你的女儿 作者 / 谢咏 爸爸离世十一年零十一个月了。书桌玻璃板下还压着他生前摆放的那张与沈善增的合影。橱上的座钟在爸爸走后又不停地摆动了143个月，4384天，105216小时……很奇怪，斗转星移，岁月虽未留住爸爸的脚步，可他仍每天陪伴着我们，女儿在精神世界与爸爸同行着。 去年夏天，修晓林老师发来邮件，提及要为爸爸出版纪念文集，这个计划得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知名作家们的赞同。刚好放暑假，妹妹谢吟携女儿回国探望妈妈，姐妹俩决定整理爸爸所有的遗物。拍去封存十一年多的书信、资料、照片上的浮灰，记忆的闸门刹那间打开，爸爸隽秀工整的字迹、音容笑貌—直浮现眼前。 他真是个有心人，每日、每月、每年都在积累史料。爸爸为家中长辈保存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图片; 为妈妈、我们姐妹留下了完整的文档 ; 还为自己记录了数十年的生活工作经历。泛黄发脆的纸张、老照片，承载着爸爸的风雨人生之路，姐妹俩的心，像初愈的伤口再次被撕裂开。如今，年过五旬的我们，更能理解当年的爸爸，对他的人生也有了进—步了解。 爸爸谢泉铭，1927年11月6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个小商人家庭，中共党员，笔名晓野。爷爷谢瑞林，十几岁时父母双亡。早失怙恃的他离开农村，来到绍兴城里，在染坊里当学徒。爷爷是这样的辛苦，年近三十，才娶了我奶奶谢章氏。爸爸是他们的第九个孩子（四个夭折），所以，他与上面的二伯相差了九岁。我从没见过爷爷、奶奶，他们在解放初期就相继病故了。曾记得二伯家的客堂间正中墙上挂过爷爷奶奶的画像。 2009年五一节，我和妹妹去绍兴看望96岁病重的二姑妈。在她的相册里，我才第一次看到了爷爷奶奶和二十岁就去世的大姑妈谢杏春的合影 。 爸爸自幼喜爱舞文弄墨。由于兵荒马乱，他断断续续在绍兴、皖南、上海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抗战胜利后，在我二伯的资助下，爸爸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成为谢家第一个大学生。1950年夏， 爸爸毕业了。作为建国后的首届大学生，他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宣部工作。历任戏改处干事，文艺处秘书，上海市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秘书。 爸爸于1951年开始写作。1952年初，绍兴路上54号原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和野鹤合作的《父子争先》单行本 。爸爸在文化机构工作了九年，为自己打下了政治、哲学和文艺理论基础 。 1953年春，爸爸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工作团第三团，跨过鸭绿江，来到血火纷飞的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 爸爸悉心保存了二百余张慰问志愿军的老照片，家中还有把“鎯头”，是他从朝鲜带回的美国飞机零件，以及一块朝鲜青年女教师金致花送的洁白丝绸方巾 。1959年夏，爸爸由市委宣传部调到«新民晚报»，任文艺副刊编辑，开始真正接触编辑专业。 以后，他又借调《解放日报》副刊任编辑。1974年正式调至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小说界》文学编辑、副编审、编审。1987年和1988年,爸爸分别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荣誉证书、中国作家协会荣誉证书 。 爸爸，这辈子能做您的作者很快乐。因为您一辈子善待文学新人, 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写出人生的处女作 。您常说，只有当过编辑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甘苦，编辑是一项特殊的创造性职业。我依稀记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在武康路73弄我家那间16平方米斗室中，刚和饭桌一样高的我，就认识了一些爸爸采访的对象，如劳动模范黄宝妹、韩忻亮、王林鹤、桑钟焙和包身工出生的潘年芳。 由于他们不善于用文字表达，爸爸采访后还为他们代笔写文章。“文革”期间，我已是青少年了，在家里，又陆续见到了鲍正衷、姚美芳、姚忠礼、董国新、姚克明、沈慧敏、陆萍、田永昌、季振邦、曹正文、王小鹰、王英琦、叶辛、张抗抗、汪雷、孙顒 、吴永进、谭元亨、赵丽宏、徐如麒、姜金城、林青、袁军等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都是爸爸的忘年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刘再复先生写了一篇《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的文章，讲述了1980年他首次来到上海时，拜访了他的散文诗《雨丝集》的责任编辑谢泉铭，当他见到我家的住房时, 难以置信如此狭小和简陋，更让他惊讶的是，床下还堆满了物品，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 爸爸就在这一窄小空间的灰暗灯光下，一页一页地阅读那些无名作者的手稿。刘再复认为，他与爸爸素昧平生，可爸爸却在阅读中发现他有写作的底气 。爸爸给他去信的话语，让他高兴得彻夜难眠。 他说: “ 没有谢泉铭就没有我后来的《读沧海》和《再读沧海》等，所以我到海外浪迹天涯时，总是对友人说，上海有个默默无闻无私的'神瑛侍者' , 他的名字叫做谢泉铭……” 因为爸爸曾是业余作者，由于编辑的扶持，他才走上了文学专业道路，所以，他非常乐意接触文学青年。作为女儿，从小就知道，编辑工作就是“为他人作嫁衣” 。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天爸爸脚扭伤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有一位身材削瘦，高鼻深目的年轻人走进了家门，他就是叶辛。他走后爸爸对我说，叶辛很勤奋，劳动之余，夜晚还趴在小油灯下写作，困得打盹，连头发烧焦也不觉察。叶辛的刻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张抗抗也到我家来吃过饭。她为人随和，跟谁都能聊天 。有一次她的胃不舒服，还在我家床上躺了会儿 。她妈妈朱为先老师曾专门到我工作的学校来探望，为人非常热情可亲 。上中学时，爸爸常把王安忆的家书借来给我们看，表扬她观察生活细节的能力，要我们好好向她学习。 一个初中生把信写得那般鲜活,知青生活栩栩如生，跃然纸面，令我们羡慕、崇拜。 爸爸和芦芒、王小鹰父女有着两代人的友谊 。有时一大早，身着老头衫的芦芒老师就坐在我家饭桌前谈天说地了 。王小鹰每次见到爸爸都很亲热，一口一个 “谢叔叔”，叫得爸爸乐开了花 。 妹妹曽跟随赵丽宏和女友去过青岛看大海，至今记得他的幽默玩笑令人捧腹 。韩静霆为人特别实诚，夏天来上海开会，捧着一盒子棒冰来看爸爸，到我家时已经化得差不多了 。至于姚美芳、姚忠礼姐弟、董国新、鮑正衷、徐如麒、曹正文、陆萍、沈善增等文学青年则是我家的常客 。 爸爸认为 “编辑和作者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因为，彼此从事一种共同的文学事业 。” 多接触各行各业的作者，即可广采见闻，又可交流信息，从中不断汲取知识和营养 。这一切都是为了取得一个编辑应有的知识优势 。” 当年，作者们上门聊天，我和妹妹常坐在床边旁听，不知不觉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1959年，中山公园。爸爸给女儿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爸爸故世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党委副书记徐保卫同志曾动情地对我说，老谢不仅认真编书，而且也热心培育作者 。 我在整理爸爸遗稿时，读了《裁剪妙处非刀尺》这篇文章，里面记录了爸爸当年在“文革”那特殊年代里，怎样尽力帮助、保护叶辛、张抗抗等知青坚持文学创作的往事 。 爸爸在业务自传中写道 “编辑不但要编好书刊，全心全意为他人作嫁衣, 而且要注意和扶持文学新人” 。“既出书又出人”、“退稿不退人”是爸爸的心声 。为了不辱没编辑这个名称，他辛勤耕耘、实践了一辈子，用生命架起了作家和读者的桥梁 。 在爸爸的相机里遗留着一卷未拍完的胶卷, 记录了他生命最后一个月的情景。2000年3月7日，他拍摄了王安忆、叶辛等作家活动的镜头; 3月下旬，他每日邀请一位为“白玉兰丛书”撰稿的女作家来家谈稿子，同时在阳台上拍一张与作者的合影。可惜，这五部书稿他只审完了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爸爸编辑生涯中第一次未完成的工作了 。 值得欣慰的是，当年爸爸关心关爱帮扶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们， 同样铭心刻骨地感恩老谢、记得老谢。1995年2月10日，沪上三十名作家、同仁举行了 “ 谢谢，老谢 ” 的文学聚会。看了当年的录像，我方恍然大悟，为何当时已经拿到签证的爸爸却让妈妈独自出行，放弃了共赴美国探亲的机会? 真正的原因是，他离不开倾注毕生心血的作者群体和将要举行的 “谢谢,老谢 ” 活动 。 为了这一声 “ 谢谢,老谢”, 张抗抗在百忙之中，特地赶赴上海祝福 。为了这一声“谢谢,老谢”，王小鹰也带着可爱的女儿来谢谢 “师爷爷” 。主持人李连泰说: 出席的作者阵容绝无仅有；与会者的心情之虔诚绝无仅有 。 作家们说,“老谢是把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当作事业来做 ” 。这是对爸爸三十五年编辑生涯最高的奖赏，令他十分欣慰。会上，爸爸也发自肺腑地道出了“老谢，谢谢”的心声。1995年5 月 ,爸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少由我发表过他们处女作的作家活跃在当今的文坛上，创作出一部部有影响的作品，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我高兴的呢?！” 如今，十七个春秋过去了，作家们签过名的尼龙布依旧鲜红，这，寄托着爸爸对作者们的一份珍贵感情。 值得欣慰的是，当年爸爸关心关爱帮扶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们，同样铭心刻骨地感恩老谢、记得老谢。1995年2月10日，沪上三十名作家、同仁举行了“谢谢，老谢”的文学聚会。看了当年的录像，我方恍然大悟，为何当时已经拿到签证的爸爸却让妈妈独自出行，放弃了共赴美国探亲的机会?真正的原因是，他离不开倾注毕生心血的作者群体和将要举行的“谢谢，老谢”活动。 为了这一声“谢谢，老谢”，张抗抗在百忙之中，特地赶赴上海祝福。为了这一声“谢谢，老谢”，王小鹰也带着可爱的女儿来谢谢“师爷爷”。主持人李连泰说：出席的作者阵容绝无仅有；与会者的心情之虔诚绝无仅有。作家们说，“老谢是把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当作事业来做”。这是对爸爸三十五年编辑生涯最高的奖赏，令他十分 欣慰。会上，爸爸也发自肺腑地道出了“老谢，谢谢”的心声。1995年5月，爸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少由我发表过他们处女作的作家活跃在当今的文坛上，创作出一部部有影响的作品，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我高兴的呢?!” 如今，十七个春秋过去了，作家们签过名的尼龙布依旧鲜红，这，寄托着爸爸爸对作者们的一份珍贵感情。 爸爸，这辈子能做您的亲友很幸福。您一辈子同情弱者，乐于帮助他人。亲戚中，您是和事佬，对谁都亲，长辈信任，小辈爱戴。爸爸与兄姐之间的感情很深。“文革”中，大伯去世了，侄儿们生活艰辛，爸爸放弃了祖宅的继承权。 爸爸一辈子感恩二伯当年的栽培，他工作后坚持接济侄儿女们上学。堂姐、堂哥们学习优秀，上世纪六十年代，两位堂姐先后成为谢家第二代大学生，爸爸非常骄傲。二姑妈的孙女十六岁就从江西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 求学期间，“小舅公”多年对她关爱有加，总让她来家蹭饭、借书、聊天，有时还把同学带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姑妈在绍兴见到多年未见的“小老弟”，姐弟俩高兴地相拥在一起。老外婆生前总夸女婿半个儿，她晚年买菜送饭爸爸全包，多年如一日。现在，别人总夸风烛残年的妈妈 “福气好”，其实，女儿只是受爸爸潜移默化的教化罢了。爸爸烧得一手好菜，就在爸爸去世当晚，桌上还放着他早晨出门前准备的饭菜。他有一本“谢家菜谱”，这是他每日体察家人口味的积累，使得我家 “众口易调”。 弄堂里，邻家孩子都喜欢听谢叔叔讲自编的故事。对门蹒跚学步的幼儿认定了这位“冰砖阿公”。爸爸去世后，我儿子说， 世界上那个最疼他的人去了。平时，儿子和外公关系最铁，他俩是“死党”。放学后外公去接他，从校门至家门，可以带回一串“小尾巴”。因为外公会给小朋友们买点心，领他们上家里玩。儿子成绩考砸，有外公签字，准能过关。 爸爸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他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欣赏音乐，热爱书法绘画，痴迷球类比赛 。小时候，爸爸教我们种植牵牛花、苦瓜、朝天椒。他还喜欢喂养蚱蜢、蟋蟀，甚至鳝鱼、鲫鱼、小虾、螃蟹等。爸爸不在了，我们没心思照看家中的鸟笼，几天之内，他养的八只芙蓉鸟全都飞走了 。 爸爸在编辑手记中曾写过这么一件事：1985年第四期《小说界》发表了中篇小说《虬龙爪》，其中两幅插图，作者把百灵鸟的平顶鸟笼错画成圆顶的画眉鸟笼了。作为责任编辑，爸爸在审稿时并未发现这一错误，这让爸爸十分纠结。事后他写到 “ 这说明我的知识面是狭窄的。编辑素养的高低是消灭错误的关键。” 读了爸爸的遗稿，我才知道，原来莳花弄草，喂养鱼虾，也是爸爸开拓知识面，了解和观察各种植物和动物特性的方式。晚年，爸爸热衷于收藏造型各异的打火机，书房内一面墙壁，陈列着近三百只打火机，这些是爸爸的最爱。睹物思人，爸爸丰富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 社区里，爸爸发挥余热，积极参与社区各项活动。爸爸在凯旋公寓只生活了一年半，可他的为人有口皆碑。让妈妈享受了延续至今社区“国宝级”的待遇，妈妈只要一进医院，她的行踪准会被新华街道或田渡居委干部们及时发现，给予亲切关怀。我家的洗衣阿姨，儿子媳妇均为名牌高校的老师。我们搬迁后，她宁愿乘车到新舍来洗衣服，因为，爸爸对她好。 爸爸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社区每日都有人上门吊唁，通过他们的诉说，我才知道，爸爸对谁都客气，有求必应。他每日外出，热情招呼友邻，和门卫聊天。端午送粽子，中秋分月饼。平日女儿孝敬的补品、水果等，经常被他转送给周围需要帮助的普通人。 清洁工家中闹了矛盾，他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追悼会上，物业经理亲自带领数十位社区保安、物业人员、居委干部等为他送行，不断念着他的好。2008年夏，妹妹参加同学聚会。多年未谋面的老同学告诉她，当年他也去了追悼会现场，由于人太多，没有进得悼念大厅，他只是想对曾经帮助过他的谢叔叔说声:“叔叔，一路走好。” 爸爸，这辈子做您的女儿更幸运。感谢您和妈妈孕育了我们的生命，还给了我们浓浓的父爱。从小，您没动过我们姐妹俩一个指头，但我们却很听您的话。因为您说得少做得多。您一辈子为他人着想，勤劳持家，悉心照顾家人。记得小时候，周末的傍晚，爸爸接我和妹妹从幼儿园回家，在滂沱大雨中，您左手紧紧抱住妹妹，右手又十分吃力拽着驮在背上的我，趟着积水在风雨中前行……靠着爸爸的背，我非常温暖。 1964年金秋十月的一天，爸爸带着我外出，在淮海中路、乌鲁木齐南路十字路口，交通被管制了，路人纷纷议论 “ 外宾来了 ”，个子不高的爸爸一下把我驮在肩上。人群中刚升入二年级的我自豪地 “鹤立” 着，借着爸爸的肩膀，我清楚地看见了来华访问的阿富汗前国王穆罕默德· 查希尔·沙阿和霍梅拉王后，并连续几天为自己能见到 “真人版” 的国王和王后而兴奋不已。从此，我记住了阿富汗这个邻国。 1970年春，干部 “四个面向”，妈妈去了黑龙江慰问团。那年我十四岁，妹妹十三岁。爸爸工作繁忙，每晚要九十点钟才能回家，可他既当爹又当娘，经常是我们睡着了，爸爸回家还要干家务。妈妈不在身边的六个年头里，爸爸为女儿付出了许多许多。
1971年夏天。妈妈因“干部四个面向”远赴黑龙江，爸爸既当爹又当娘的日子开始了。那时，谢咏（右一〕十五岁，谢吟（左一〉十四岁。 在爸爸的影响下，女儿也勤快地做家务。我纳鞋底、钩包、绣花、织毛衣、裁剪衣裤；做豆沙、蛋饺、鱼圆，蒸年糕、做八宝饭；刷地板、擦窗，洗被子什么都干。十八岁那年，我亲手为爸爸裁剪缝制了一件“时髦”的藏青色涤卡中山装。穿上这件新衣服时，爸爸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中学毕业后，妹妹又接着干，各类家务也很在行。当年，爸妈联手陈醇叔叔、广霞阿姨为龚心瀚叔叔做媒成功后，他们高兴万分，特地让妹妹为新人赶绣了两对枕头套。妈妈找出了漂亮的纸盒用来包装女儿的 “作品”。因为心急，妹妹忘了在枕套上垫层纱布，结果在新枕套上熨下了焦痕。妹妹自责，没敢吱声，爸妈没察觉，就向新人赠送出带有焦痕的礼品。如今，妹妹旧事重提，让我写出几十年前的 “ 秘密 ”，向龚心瀚夫妇真诚致歉。 虽然16平方米的房间，全家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但爸爸给了我们宽松的成长空间，我们过着平凡、快乐而温暖的生活。他平等待我们，工资放在抽屉，任女儿自由支配，早早当家。女儿提出的各种学习要求，他都创造条件尽量满足。 我们爱看各类文学名著，唱歌画画、练毛笔、拉手风琴，妹妹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爸爸从不说教，我们能向他敞开心扉谈心，他经常鼓励我们：女孩子也要有事业心， 要有一技之长，努力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不同阶段遇到的问题。爸爸的爱，滋润着女儿，使姐妹俩成人后拥有健康独立的人格和较强的生存能力。 我永远难以忘怀那些物质匮乏但精神富有的日子。去年八月初我去黄帝陵，途中收到妹妹的短信：“今天吃了红米苋，很怀念小时候在武康路有父母陪伴的夏天”，眼眶不禁湿润。幼时，我曾在圆明园路《新民晚报》社的车间内，捡过地上的铅字，看着报纸从机器中印刷出来，散发着阵阵油墨香。 爸爸也曾带我们去过他下乡的上海县七一公社光明生产队，在河边看牛犁田，嬉耍捉昆虫；在农家看灶头烧稻柴，品尝红烧肉。三年自然灾害时，农民朋友上我家来，爸爸花了2元钱，买了四个高价鸡蛋热情招待他们。没菜吃，爸爸就用腐乳汁猪油拌米饭，晶莹喷香的白米饭撑得肚皮圆溜溜，儿时的味道，至今齿颊留香。 在我的记忆中，爸妈从来不过生日，但从不忘记在女儿们的生日时，烧一碗香喷喷、美滋滋的大排面。妹妹在美国近十年里，生日前一定会收到爸爸寄自大洋彼岸 “ 每逢佳节倍思亲 ” 的信。1997年，在爸爸妈妈七十大寿前，姐妹俩终于还了心愿：共同资助爸妈去新、马、泰、港、澳三国两地旅游，当了一回“老外”，他们高兴极了。1997年在婆婆支持下， 妹妹、妹夫又买新房，让爸爸妈妈迁入新居，告别了几十年的蜗居。在新房里，爸爸多次邀请亲朋好友上门聚会，留下好多照片，这是爸爸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 我二十岁那年报名参加援藏教师队。感谢爸爸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我，他熬夜给我写了走上社会的十条要求，让我有机会在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西藏高原，站一站“自家的屋脊”，拥有了首批藏族学生。在爸爸关怀下，援藏期间，我收到了徐刚老师亲笔励志信，还接触了秦文玉、沈巧耕等作者，感受了他们特别能吃苦的老西藏精神。 期间，我还和张抗抗的妹妹婴音通过一段时间信，因为年龄相仿，很谈得来。记忆犹新的是，1978年夏，完成援藏任务的我，从西藏去北京，刚住下就发起了高烧。徐刚、倪正良两位老师帮我联系医院看病，可我 “ 恩将仇报 ”，将已致使近六十名援藏教师发病的暴发性菌痢，再度传染给了两位恩师及家人。按今天的话来说，是把西藏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扩大到了北京。 1996年，妹妹从美国回来不久，脑部被查出微腺瘤。虽然我们瞒着妈妈，但是妹妹心理有负担。一天爸爸特地陪妹妹散步回家。爸对妹说，“你的病一定会好的，不会有事。” “为啥? ” 妹妹不解。“因为我们祖上积了阴德。” 随即，爸爸讲述了自己也是刚晓得不久的往事。爷爷奶奶生前虽省吃俭用，但乐善好施。当年，一位街坊去世，家人身无分文，上门向爷爷奶奶借钱，爷爷奶奶立即取出积攒的铜钿，让街坊的家人买副薄棺，办了丧事。几十年过去了，爷爷奶奶早已不在人世，街坊的后人却亲自寻上门来还钱……听爸爸这么一说，妹妹顿然释怀。说真的，爸爸的话很灵，妹妹至今健健康康的。 爸爸，您为人处世总是先考虑别人，很少想到自己。我永远不会忘记：2000年3月30日那天我加班，晚上去娘家接儿子，推门进屋，爸爸双手插在裤袋，正站着看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他是铁杆足球迷，看着爸爸专注微笑的神情，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然后，爸爸就送我和儿子下楼。给女儿送行是爸爸妈妈晚年的保留节目。在楼下，当儿子和外公道了声“再见”后，他笑眯眯地转过身去，谁知，这一刻竟成了我记忆中永恒的定格。
1996年春，谢泉铭与外孙田楠在家中。 3月31日那个黑色星期五，天气闷热异常。下午，爸爸突发脑溢血，在市工人文化宫新书发布会上倒下了。当爸爸被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后，还特地关照赶来的妈妈：“我小中风，别告诉谢咏，她今晚有事。”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什么都为别人考虑的人。 傍晚，当我赶到医院时，抢救床上的爸爸已小便失禁，浅绿色的西装被浸湿。 见我来了，爸爸歪斜的嘴唇蠕动着，我摸着他柔软温暖的手，俯身凑上去刚想听个清楚，却被医生叫了出去，“老先生脑溢血已达60CC多，出血部位不好，给你们家属20分钟时间商量，是否要开颅”。我立即给医生朋友打电话。爸爸这样热爱生活，怎么都得抢救，哪怕变成植物人我们也上。 就在我们紧急咨询，做着艰难决定时，医生又过来说，已经没有机会手术了，老先生已经出现了脑疝，家属要做好准备，也许过不了今晚……这是多么残酷的宣判啊！妈妈说，“先走的应该是我，他不是对我说要活到九十岁吗？”爸爸，您连选择人生谢幕的时刻，都在为别人着想，不让亲友、领导熬夜。 22时，爸爸离去了。妹夫请护工为他擦洗干净身子。24时，我和妹夫护送着爸爸进了太平间，遗体被推进直冒着寒气的冰柜，“哐”的一声，冰冷的金属柜门关上了，我的心也凉到脚底，真觉得天旋地转，不相信这眼前的一切。老天太不公，爸爸仅在二十一世纪生活了三个月！ 不知怎样回到家的，给正在阿克苏援疆的老公挂电话，他怎么能相信？十天之前，爸爸刚为他返疆饯行。几天后，儿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外公曾和他说起，自己的头有点疼。我怎么就没看出爸爸的症状呢，自责对爸爸的健康关心不够。但我怎么意料得到呢? 去世前不久，爸爸刚做过体检，除有点脂肪肝，其他指标都健康。一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太痛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听到音乐的旋律，眼泪就不由自主地顺着眼角流出。妹妹去国外散心，遇上同为丧父的团友，相互倾诉、泪流满面……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爸爸已经离开的事实。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吧，爸爸倒下时，沈善增在身边，和书桌玻璃板下的合影一样，他们在一起。当救护车来时，爸爸点名要沈善增跟去医院。爸爸逝世前，孙颙、叶辛、赵丽宏、郝铭鉴、何承伟、徐保卫以及市工人文化宫的同志等赶到仁济医院抢救室临终关怀，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时光。我至今记得沈善增为爸爸忙碌的身影和叶辛注视吊瓶的忧郁眼神。孙颙、徐保卫等领导则安慰着乱了方寸的妈妈。 翌日早上，又是王安忆夫妇第一时间叩开了我家的门，追思老谢，细声慢语地开导我，同诉失去母亲茹志鹃的心情…… 4月2日，赵丽宏在《新民晚报》发表了《永远的微笑》悼念文章，爸爸猝然离世的讯息，第一时间飞人了寻常百姓家。顷刻间，我家的电话铃声急促响起，并且持续了几天。 郏宗培老师和同仁们，在短短二三天内组织联系上海及外地的六十余位作家，赶在爸爸追悼会前出版了《永远的微笑》纪念册，他和沈善增还上电台作了专题节目。 姚忠礼的生日恰巧与爸爸忌日同天，从此，他不再过生日，反而坚持十一年如一日，每年中秋节相约董国新或吴永进来看望妈妈。今夏，多年未联系的金山干巷农民作者黄义来电，询问妈妈的病情，他是多么念旧。 以后，每逢爸爸逝世一周年、三周年、五周年、十周年的忌日，张抗抗、叶辛、赵丽宏、江曾培、彭瑞高、沈善增、田永昌、陆萍、修晓林等作家们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我都认真阅读，并收藏留作纪念。 2010年阳春三月，爸爸逝世十周年之际，沪上十几位知名作家和生前的领导、同事们，又自发前往福寿园墓地祭扫爸爸。当晚“自助劈柴”，聚会静安宾馆，追思老谢生前的点点滴滴，令我们全家十分感动。患上血管性痴呆的老妈，失明前夕看了作家们的签名和视频后，竟流畅地对着摄像机镜头道出了 “ 我感谢你们 ” 的心声，留下了那值得纪念的瞬间。 爸爸，您在天上看着我们，永远地微笑着，女儿为您感到骄傲。您辛苦了三十五载为他人作嫁衣，日日夜夜俯首桌前编稿、写信、爬格子，您的人生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两字。您忙碌了几十年的背影，在女儿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爸爸，您匆匆走完了人生，但是值！因为您不仅活在家人的心中，活在亲朋好友的心中，更活在您的作者们心中。 爸爸是女儿一生的偶像和榜样，来世我们还做您的女儿。纪念爸爸的文集得以出版，得益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数十位作家的关怀和支持，得益于编者的真诚帮助。各位领导、作家、朋友们，爸爸在天堂里由衷地感谢你们还记得他，他的那一声“老谢，谢谢!”不绝于耳，你们可曾听到? 在此，谨代表我们全家向各位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2012年2月
谢泉铭先生墓碑。 新华路时光 音乐频道 / 张明敏演唱《爸爸的草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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