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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疫情，足不出户，无所事事，浮想联翩，往事难忘……1960-1965是共和国物资匮乏的年代；但我们的小学五年却接受了此生最正规的教育，似乎记忆中很少有阴影，唯有的是“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今天看来那个年代尽管物资贫乏奇缺与今天无法比，但仍然值得十分珍惜…… “票证经济”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段凭票吃粮喝汤的年代，也是靠粮票、布票等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并见证了那个时代。 首先就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购粮证。这是到粮店买米时必须出示的，上面有粮管所核准的每户人家的人口数，和计划供应数。粮店按照全市的统一规定给每个户籍人口配给粮食。口粮分大米和籼米。一般是每人每月5斤粳米，其余的都是籼米。成年人每月计划供应16公斤（指轻体力劳动者）；大中学校学生16公斤；儿童按不同年龄而定：一般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每月12.5公斤。但重体力劳动者，每月的标准是20公斤。特殊重体力劳动者为每月25公斤。
我保存的自家居民购粮证。 记忆中，家里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大米比例适当提高到每人每月10斤。而每月的26日可以购买下月的米。 除了购粮证，还相应需要粮票。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粮票是指全国通用粮票，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此粮票 购买粮食用品，其中还包括食油 (只有全国粮票才可以在异地买食油）。若要出差或探亲，一定要用地方粮票换上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才能出门。全国粮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自1955年起发行。 关于该年版票的诞生，普遍的观点是因为1965年版粮票背面使用说明中第四条“本票不准买卖、涂改无效、遗失不补。”的第一个顿号标错了，为了维护国票的形象，粮食部于1967年10月13日发出（67）粮农字第186号《关于发行1966年新版全国通用粮票的通知》，正式启用了在修正1965年版错误的基础上而增印的1966年版粮票。而国家粮食部1965年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流通时间长达28年。
我保存的1966版全国粮票。 1963年4月，“上海市居民定量粮票”发行。由粮管所根据每户定量数发给相等数量的“上海市居民定量粮票”，居民凭证、凭票向指定粮店购粮。票面分为伍百斤、壹百斤、贰拾斤、拾斤、伍斤、贰斤、壹斤、半斤、贰两、壹两、半两11种。当月使用，用后作废。此种粮票可在全市饮食店就餐，或购买面食制品。 1972年6月1日，“上海市粮票”发行。票面额为伍市两、贰市两、壹市两、半市两共4种。此票长期使用，对1960年版“上海市粮票”采取只收不发。
我保存的上海市粮票。 1978年9月4日，“侨汇粮票”发行，票面分为拾斤、伍斤、壹斤、半斤4种。由市人民银行代发，指定粮店供应优质粳米或面粉。 直到1981年8月22日，上海市粮食局决定，1958年和1960年发行的“上海市粮票”，使用至1981年12月31日止，过期作废。 除了买米凭证，买副食品也要凭证，后来又具体到了分肉票、豆制品票、香烟票、火柴票、油票、香烟票、肥皂票，春节期间还按每家的大户、小户发放禽蛋票、老酒票等等，买鱼是凭小菜卡，分大小户供应。 当时最抢手的就是此类侨汇券了。此前，为鼓励侨汇政府也曾发放各种侨汇供应券，持券可在普通商店购买商品。文革结束后，发展经济成了紧迫任务，为更积极争取外汇，京沪等多地开出“华侨商店”来鼓励海外华侨侨眷汇款回国。当时上海在南京东路七重天宾馆一楼（原为上海第一医药公司商铺）开设“华侨商店”，以此供应紧缺日用品和需要凭证供应的紧俏货，如平价供应茅台、五粮液等高档烟酒、自行车缝纫机、各种皮货。 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山下乡开始了，又有了供知青购买的“棉花胎专用券”
供知青购买的“棉花胎专用券”。 在林林总总的票证中，还有一样公交月票。1956年3月，上海公交月票实行硬卡，可供使用1年，乘客需逐月凭月票卡购票粘贴通用月票缴款证。同年6月，又将月票硬卡改为每年两张，分单双月互换使用。 1957年3月起，为便利广大市民购买月票，委托本市部分公私合营卷烟杂货商店代售（当时有32家，分布上海市各区）月票缴款证，同时撤销原有各分售处。代售日期为当月21日至次月2日。1964年7月加强月票管理，严格控制，逐步紧缩，修订月票发售、使用及退票办法，全面整顿月票卡，对非本市常住户口的人员停止发售，将发售对象限于本市机关、企业、工厂、部队、商店、学校的工作人员与学生。凡因工作或学习需要，往返乘车距离较远、车费较高者，经所属单位核实，并出具盖有厂一级或中心店以上的行政或工会公章的证明，始可申购月票。申购时，申请人必须持证明及本人最近的脱帽半身一寸新照片2张，至公交月票总发售处填写申请书，经查对同意后发售。月票价格为每月6元，可在市区任何公交车上无限制使用。后来，逐步提高到每月12元、25元。
我保存的1995版上海市公共交通月票。 再谈谈小时候的吃。夏天除了吃棒冰也很想吃西瓜，可那时没有冰箱，假如下午把一只西瓜打开，吃不完就容易变质，于是奶奶就规定，西瓜必须等父亲下班回来后再吃。有时父亲到家已经九多钟，等他吃完饭洗完澡，我们早就睡到苏州了。这时，奶奶就会把我们叫醒起来吃西瓜。西瓜有父亲一切成四，再切成一片一片的分给我们吃。大家边吃西瓜边聊天，聊到开心的话题就哈哈大笑，一扫困意。吃完西瓜留下瓜子，清洗干净，凉在竹筐里，第二天再晒太阳，直到晒干后收藏好，春节的磕瓜子就指望它呢。然而，西瓜子在凉晒时，有时会遇到雷雨大风被一吹而光，那个沮丧啊，实在是难以形容。吃剩下来的西瓜皮也可以利用它，把它腌制起来，第二天就当酱菜吃。 暑假里，星期天父亲上午去公司加班，有时他会带我们一起去。最开心的事坐公交车，48路从香花桥一直坐到终点站北京东路外滩。沿途经过静安寺、大世界，还有可以看到黄浦江，这些都让我兴奋不已。最难忘的是，中午去他们公司食堂吃午饭。周末，单位食堂用餐人不多，但菜肴依然丰富，我们可以尽情挑选自己想吃的菜。但是，那时食堂的菜还是比较素的，记得有炒豇豆、红烧茄子、咸菜毛豆，还有免费的冬瓜汤。 吃完午饭回家，父亲便带我们去福州路外滩吃刨冰。赤豆刨冰、桔子刨冰都是0.15元一杯，是那种挺大的钢花玻璃杯，拿在手里有点沉。第一次吃刨冰，我愣是冻得嘴打哆嗦，也许那时岁数小，牙齿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感觉实在是太凉了。好长时间过去了，冰才慢慢融化，感觉不太冷了，我才开始慢慢吃。炎热的夏天，一杯刨冰下去，顿感清凉无比。
当年的光明牌中冰砖，现在增加了大白兔冰砖和雪糕。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上海还有比棒冰、雪糕更来劲的冷饮“刨冰”。小时候，弄堂里叫卖的冷饮主要是各种棒冰，也有少量雪糕。那个年代，吃棒冰都是很少有机会，何况吃雪糕？赤豆、绿豆、桔子等棒冰都是0.04元一根，棒头断了的卖0.03元。钱少的时候就让卖棒冰的挑一根断的那才0.03元啊！雪糕棒冰0.08元一根。后来又有了大雪糕是0.12元一根。再后来有了比雪糕更高级的冷饮—“冰砖”。简装冰砖0.19元，中冰砖0.22元，大冰砖0.44元。那时“光明牌”是上海唯一的冷饮品牌，所以没有假货。
外包一层巧克力的紫雪糕，当时可算冷饮中的“奢侈品”了。 周末下午在家里听到“棒冰吃伐？光明牌棒冰！”的叫卖声，我们就非常激动，希望奶奶能同意我们去买，也许是节约，也许是怕我们吃了着凉，奶奶一般不会答应我们吃冷饮。偶尔妈妈在家便会同意我们三个孩子一人一根棒冰。 为了让我们吃到冷饮，有时候妈妈会把单位里发的冷饮水省下来带给我们尝尝。所谓“冷饮水”就是用各种水果粉调制出来的，然后用冰水冲制而成。妈妈舍不得喝，就倒入杯子，下班后带回家。那时候公交车没有空调，妈妈把冷饮水带到家已经热乎乎的了。但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喝上这样的“冷饮水”我们也是很开心了。 妈妈有时还会在单位食堂里买回些猪头肉给我们吃。单位的菜不算贵，0.20元的白切猪头肉可以装满一个大号的搪瓷杯。回味起当年猪头肉的味道，干净、肥厚、鲜美、开胃。 我小时候爱听广播，家里有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那时叫无线电）。每天傍晚我就会聚精会神的收听少年儿童节目，中央台的孙敬修、上海台的陈淳，都是我小时候崇拜的偶像。听他们讲故事、说新闻那简直比出去玩都畅快。慢慢地，我便知道有张《每周广播》的小报，2分钱一张，周六出版。这张小报上会预告下周的上海电台各档节目的简要内容。于是，我给妈妈一个“任务”--每周六买一份《每周广播》回来。虽然仅仅是2分钱，但那时大多数孩子身边没有钱。想想也是，那时，有工作的人一个月才挣三十来块，扣除饭钱及车钱，到手的不过二十多元，而这些钱要负责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每周2分钱，一个月就是8分钱，一年下来就是0.96元，那也算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记得在生活最艰苦的日子里，奶奶将她小时候一起采茶好友的孩子接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好像是三姐妹吧。她们一来就非常热闹，白天一起玩闹，晚上一起做面食。她们说，吃面疙瘩最省粮食加点菜味道也好，比吃馒头好多了。因为除了籼米饭，就是馒头，而面疙瘩作为新的品种进入我家的餐食中，无疑改变了我们几个孩子的喜好。再也不要为每天咽不下去的馒头而烦恼了。直到今天我还对当年的“菜汤面疙瘩”情有独钟。 副食方面，那个年代我们春夏季吃得最多的是茄子、豇豆、番茄、冬瓜，而冬天则以黄芽菜、洋山芋（土豆）为主，有时就放点肉丝，做成烂糊肉丝吃。除了节假日可以买到一些冰冻的水产品外，菜场上每天可以敞开供应的是“橡皮鱼”（有层厚厚的皮且口味非常粗燥）或“眉子鱼”（刺很多的，但味道比橡皮鱼鲜），就是这些鱼去晚了也会被“抢光”。而“自由市场”则在“大批判”中悄然地兴起。因为有需求、因为“民以食为天”。在市郊结合部经常有人骑着自行车兜售河虾，有时就在僻静的小马路边上偷偷地卖。那时买一元钱中等大小的河虾就有二十几个，稍微小点的可以买到几十个，估计有一斤左右的份量。 1974年弟弟参加工作了，每月学徒工工资18元，遇到发工资的日子，他就会“胆子大”一记，在中山西路厂门口的僻静处买来1元钱的河虾，带回来给大家尝尝鲜。 1978年11月我姐姐生下了小外甥，由于营养不够，奶水很少。听说河鲫鱼可以催奶，为了让小外甥能够吃到足够的母乳，奶奶给我几块钱，我便骑车到中山西路交通路口的桥洞地下与小贩偷偷交易，生怕被市场管理人员发现。2元钱的鲫鱼活奔乱跳的有三条，大概有1斤半左右吧。买回家立马宰杀，奶奶用菜油煸一下加上葱姜就开始炖鱼汤。半个小时后，一锅白哗哗的鲫鱼汤便端到了姐姐床边。喝着热乎乎的鲫鱼汤，姐姐觉得很开心、很温暖。 六、七十年代，只有到了过年，政府配给的副食品可以凭票购买。诸如，冰蛋每户一斤（可以用来做蛋饺）、带鱼2斤（也就是2-3条）、瓜子（香瓜子、南瓜籽、西瓜籽任选其一）每户半斤、金针木耳每户0.4元，香烟也会因为过节而增加一包牡丹牌，还有猪肉供应也会适当增加，比如一户可以多买半斤等等。 为了显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66年到76年间，过年还供应水磨粉年糕，每户5斤，但也需要凭证、排队。 夏天买西瓜要排队、冬天凭票买山芋也是计划供应，要排队。淮海路上买苏打饼干要排队、香花商场买处理的水果也要排队。“排队”是那个年代的特征，也是那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三是出行。小辰光，我们出去大多靠步行。偶尔乘车也要计算一下。比如去静安寺，可以在新华路番禺路上76路，车费是0.10元。但如果向前走一站，到侯家宅上车，就只需0.05元车费。当然，也可以从新华路番禺路站上车，提前一站到美俪园下车，同样只需0.05元。再比如去淮海路，从家里出发要走几乎两站路，到淮海西路武康路口，才可以坐到26路无轨电车，乘四站路到淮海路陕西南路下车，车费是0.04元，到了陕西南路再往前走两站就是淮海路最热闹的商业圈有长春食品商店、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国泰电影院、上海人民艺术剧场、文化广场、全国土产商店等等。回来也是如此，花四分钱、再走两站路就可以到回家。 第四能省则省。文革中，父亲工资被“冻结”后主要靠母亲的收入过日子，奶奶会当家、会持家，她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节约、节俭、节省。而处于逆境中的我们更加懂得来之不易的生活、更加珍惜每一分钱、每一粒米。 每天晚上父亲没到家我们就开3瓦的节能灯，父亲到家了大家一起吃饭就开15瓦的日光灯。因为日光灯既省电又亮堂，后来家里几个房间以及厨房、洗手间都换上了功率最小的日光灯。做作业可以开15瓦的灯，做完就开3瓦的节能灯。 使用煤气也是尽量开小火，这样煤气表走得慢，当然费用就会相应减少。为了节省水费，奶奶把淘米的水也攒起来，她说这样既可以用来清洗碗盏（那时没有洗洁精）又可以节约用水。 我们家的水、电、煤气表，除了煤气表是独立的外，电表与隔壁合用，就是我们用大电表，他家用小电表，只要他们用电，我们的电表也会动，这样一来，根据每月的电表抄见数，他们会按一定的比例贴钱给我家。而水表则是整个一幢房子一个大水表，每月按照水表抄见数和各家的常住人头平均收取。为示公平，水费的平摊收取每家轮流。 每月水、电费单字、煤气费单子来了，奶奶最紧张，她总担心费用过高而超出她的“预算”。 而“独立”的煤气表则安装在我们房子的后门，要走过厨房间到了楼下的楼梯口才能看到。为了掌握煤气的确切数字，更好地节约煤气，我曾不止一次的跨在楼梯口查看煤气表上的数字，然后告诉奶奶。 水、电、煤可以节省着用，但每月的房租却是雷打不动的19.12元。那时，听大人说假如三个月交不上房租就会被撵出去，所以每月的房租是家里最大的一笔开销。 家里的电话每月租费4.5元，但文革中被停机倒也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家里的收音机也不敢多开，因为耗电。我喜欢听广播，每天不听觉得难受，当时我还想过，只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轻点，奶奶不会听到或许还能省电呢！ 小时候，有时会“渴望”自己生病。因为如果谁病了，奶奶会给我们点特殊的“待遇”，比如可以吃到“肉松”，（这在当年也是高档食品）。又比如大米粥，那时凭“购粮证”买米，其中梗米每人每月才五斤，其余都是籼米，籼米吃口比较硬，但涨性很好，一般孩子多的家庭都吃籼米的多，而大米则只能偶尔为之。所以，一旦我们三个有生病或不适，奶奶就会煲大米粥给我们喝。大米粥喝起来又稠又香，就着肉松，恨不得把粥底都喝下去。 还有，每当生病，奶奶便会带我们去延安西路的“第七联合诊所”找医生诊治。医院离家不算远，步行大约20分钟，但奶奶毕竟年纪大了，于是就叫“三轮车”，这是我们小时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从法华路到延安西路大约2-3角钱，奶奶在付车费时总要讨价还价，有时“车夫”见奶奶年纪打了，给1角5分钱也就算去了。 我们慢慢地长大了。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们开始为奶奶分担家务，比如星期天休息，早上起来看到奶奶买菜还没回到家，就去菜场帮奶奶拎篮头，就是把奶奶买好的菜拿回来；寒暑假早上帮奶奶去菜场排队。任务有了，但要真的去实施还需要毅力。尤其是冬天早上要从被子里起来，难度极大。有时奶奶喊了几声，看我们纹丝不动，她就自己起来去了菜场。确实也有几次是自己觉悟了，咬咬牙就起来了，提前帮奶奶在摊头上摆好了篮头或砖头，等菜场开秤前奶奶到了我就“解脱”了。 但是有一次天慢慢亮起来了，已经开秤了，奶奶还没有来。眼看快排到了，我急得要哭出来了，这时一声：“你过来”，把我惊醒了，回头一看，奶奶拿了一副大饼油条正笑盈盈地招呼我，原来奶奶怕我起早饿着，去买了点心“犒劳”我。看着手里的大饼油条，我眼睛湿润了：奶奶啊奶奶，你自己平时省吃俭用，却花了7分钱买来大饼油条给我吃……
奶奶省吃俭用，却花了7分钱买来大饼油条给我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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