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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四科” 大约公元前5世纪，在古代希腊的中心城市雅典，形成了一个智者学派，他们用“三艺”，修辞学、文法、论辩术去传授知识。 这个海岛上的古代城市为早期的城邦联盟，梭伦是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古代希腊不仅被后世认为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更是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发源地。 逻辑一词，便来源于古代希腊语逻各斯。 那时的城邦国家，口才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实用技能。在城市广场的集会上，在政治事务中，演讲至关重要，通过演讲获得民众的赞同和喜爱，政治生涯也更顺利。 法律事务中，辩论也至关重要，得到陪审团的支持和同情，更容易导致诉讼成功。 雅典人希望提高孩子的核心素质，于是，整个希腊世界的学者们向雅典集结，这些教师被称为“智者”，他们传授的技术被称为“雄辩术”。雄辩术便催生了逻辑学。 当时的雅典学者柏拉图并不喜欢这种教育方式，他建议驱逐智者，在《理想国》中，他倡导“四科”，以算数、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开展教学活动。 “三艺”和“四科”，日后被称为“七艺”，七艺”成为西方知识和教育体系的最初形态，其中，论辩术、几何都和逻辑学密切相关。可以说逻辑学不仅是西方科学的基础，也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 和老师柏拉图不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试图纠正老师的错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理智以“求真”为目标，违反这个目标的论证是坏的。如果雄辩术如老师所说，以构造坏论证为目标，那是理智的败坏。 为了抵御这种败坏，亚里士多德需要发明一种系统化的方法，以分辨“好的”论证和“坏的”论证。逻辑学由此发端。 于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分为两个部分，说明正确的论证何以正确；说明错误的论证何以错误。但二者都以“推理形式”为枢纽，符合特定形式的论证是正确的，否则是错误的。这便是形式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在整理先师遗著时，把逻辑学部分命名为《工具篇》，这个名称显示了逻辑学的基本属性——它是工具。亚里士多德想发明一种工具，来武装人的头脑，这种工具必须是可传授的和有效的，普通人可以学会。 亚里士多德在评价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时说，“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涉及了逻辑的两个核心，归纳和演绎。 亚里士多德，被后世认为是西方逻辑学创始人，当然，他也是个多学科奠基者。 白马非马 1948年，中国作家兼学者钱锺书先生出版了《谈艺录》，一本以一种“古已有之”的方式写出的文化评论随笔。钱先生从议论1925年法国神父白瑞蒙的著作《诗醇》开始，“随心所欲”地写。当然，前提是读书极多，且记忆力特强，充分展示中国式杰出文人机敏的记忆类型。 从声音空绝之味，举白瑞蒙“诗成文，当如乐成音，言之不必有物”，到法国诗人魏尔伦、马拉美、瓦莱里，到英国评论家作《诗态》评《诗醇》，无分古今中外，只要沾亲带故，尽可能找尽具有血缘关系的论述。 《谈艺录》和后来的《管锥编》，遵循的就是中国古代逻辑，“横向并列”的学术写作方式。和西方著作，惯于从现象去推论本质的 “垂直式”方式，形成有趣对照。 按照西式的学术标准，很可能“横向并列”的解释方式很机智博学，但并不深刻。事实上，在做学问方式上产生的中西之争的焦点，就在于给事物分类的方法。 给事物分类的中国式方法，来自先秦时代，最有名的非“名家”莫属。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急剧变化，到战国时，社会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 名家，是其中活跃的一个学术派别。名家的目标，是要“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他们善辩论，以分析和探寻思维规律见长，又称“辩者”，西汉始称“名家”，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有智者风范，应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学派。 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名家分为“合同异”与“离坚白”两派，前者的代表人物为惠施，后者的代表人物为公孙龙。 “'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说某人要马，给黄马、黑马者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给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这就是公孙龙著名的“白马非马”命题的内容。 公孙龙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唯乎其彼此”，强调“彼”之名必须专指彼之实，“此”之名必须专指此之实，这样的“彼” 或“此”之名才能谓之“名正”；否则，“彼”或 “此”之名就不能成立，为“名”的外延和内涵提供了客观言说。 以白马非马为标志的“名辩”传统一直持续了约200年。 而“公孙龙在中国思想上第一个提出了相对完整和系统的知性逻辑学说，论证了知性逻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的思维规律。他上承邓析、伊文、惠施的名家学说，下启后期墨家和荀子的逻辑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环节。将名实问题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逻辑问题来加以研究，得以使逻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孙龙算得上中国逻辑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逻辑理论成为和西方形式逻辑、印度因明逻辑平行的中国逻辑系统。” 墨子是墨家的精神领袖，和儒、道比较，墨家显然是强调“分析”的学派。即使墨家内部，也争执不休，立场林立，互称异端，以至有“别墨”之说。墨家和“离坚白”的公孙龙学派之间的争论，属于兄弟之争。 百家争鸣的时代终于过去，“辩经”废而学术衰，将近两千年。 数理逻辑 到了古罗马时期，对“七艺”的内容和体系做了完善。公元4世纪时，“七艺”被确定为学校的课程。公元6世纪，意大利的威维尔僧院院长克修都若斯出版《学术通论》一书，正式使用“七艺”这个名称，作为基督教教育的课程，“七艺” 正式定型。 耶稣会1534年在巴黎创立，他们把传教和教育作为使命，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七艺”。经过众多改进，在1599年最终成型的耶稣会文件《教育计划》，成为后世教育体系的基本构架，这个体系也是西方知识传往中国的依据。 十七世纪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绕过了亚里士多德设定的限制，认为重要的是概念之内容，而非推理之形式。莱布尼茨设想，能不能创造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把推理过程像数学一样，用公式进行计算，从而得出正确结论。他的想法没有实现，却成为现代数理逻辑的萌芽，从这个意义上讲，莱布尼茨可以说是数理逻辑的先驱。 1847年，英国数学家布尔建立了“布尔代数”，他创造一套符号系统，来表示逻辑中的各种概念，同时有一系列的运算法则。布尔用代数的方法研究逻辑问题，奠定了数理逻辑的基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德国数学家弗雷格和美国人皮尔斯，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理论基础，从此，数理逻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战后，欧美进入学院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和高等教育扩张使得社会拿出大量资源供养职业哲学家，民间广泛的价值焦虑为哲学提供社会需求，由此塑造了职业哲学家的工作方式。 新格致学，与逻辑 1607年，中国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学者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几何原本》具有的演绎体系和观念，与逻辑学契合，对清末的学者比较重要。 西方逻辑学的日本导入者是学者西周，1874年，他最早把Logic翻译成“致知学”。致知学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近代逻辑学，西周翻译为“新格致学”。“致知”一词，出自中国古籍《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西周最初还把“格物学”想象成现代物理学。西周又首次把古希腊的七艺翻译为：语法学、致知学、文章学、算术、几何学、量学、音乐学。 西周，费尽心思地构筑日本形式逻辑体系，首先是对Logic概念的翻译。Logic以“论理学” 之名进入学校教育，始于明治文部省。明治初期，在人们对“科学”的渴望和学习中，“论理学”成为横卧在科学根底的基础学科。 随后，中村正直将明治时代的新学问，分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同样如此区分的，还有中国学者梁启超。但那已是1902年以后的事了，“形而上”和“形而下”来自《周易·系辞传》，是有着很了不起的来历的词汇。 日本语的“论理学”或“致知学”，在中国被称作“名学”，或音译“逻辑”“络集克”，严复在《穆勒名学》引论中提到了“逻辑”是Logic的音译。 名学，与逻辑 穆勒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根据经验论完成了“归纳法”，是实证社会科学理论的奠基人，严复于1903年将穆勒的《论理学》译为《穆勒名学》，《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出版。严复在译介西学时所历的种种艰难，他能与日本启蒙学者共鸣的，皆因重新造种的使命感。 1909年，他将19世纪英国经济学、逻辑学者耶方斯的《逻辑学入门》译成《名学浅说》出版。严复从《天演论》开始，就将Logic译作 “名学”或“名理”。除了沿用“名学”“名理”之外，还使用了“洛集克”音译语。 “名学”“名理”之“名”，正是中国古代名家思想的核心概念。用中国传统名学来解读西方逻辑，这是严复博学和深刻的地方。但是这种深刻性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导致严复即便是翻译穆勒的西式逻辑学著作时，也难以放弃中国名学的传统魅力。 除严复外，还有康有为和梁启超，关于逻辑学，他们并不随意使用日语的“论理学”译词。梁启超提到过“论理”，但是此“论理”非彼“论理”，它与中国古典用例一样，是“论理”，但并不意味Logic。 “内籀”与“外籀”在当时也是颇具影响的名译，但因晦涩费解而被淘汰，日译“归纳”以及“演绎”则广为普及。 现代中国，作为逻辑学的学术规范用语， “名学”与“名理”被逐渐淘汰，相应的，从论理学到逻辑学开始普及，表明逻辑学的确带来了新思维的出现。 将“归纳”和“演绎”的日本新汉语传到中国的，是梁启超。有关西方逻辑学的知识，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一样，大部分来自穆勒著作的启蒙。
1846年开始，福建、上海这些城市开办了仿照西式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中国近代的教育体系开始初具规模。 1902年到1912年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清亡民国兴的动荡，但近代中国教育体系的构建仍然在继续。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进入民国后，逻辑学逐渐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 逻辑学相继取得了三个划时代的成果，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论、图灵机及其应用理论，带来现代逻辑学的发展。 1936年金岳霖《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1940年，金岳霖《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如今，距离逻辑学第一次进入中国知识界，已经有400多年的时间了。在现在的学校教育中，这种传统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逻辑学本身的发展和一百年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就人类知识的演变而言，也早已经历了从整体到分化、从分化到综合再到细化的过程。（本组封面报道参考资料：《发现李庄》，《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哲学课》，《谈艺录》，纪录片《金岳霖》） 2022年/第56期∣2022/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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