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洋逻辑与名辩艺术 这一讲主要将西洋逻辑、名辩艺术以及二者的关系三个问题。 众所周知，世界逻辑之源有三：古希腊、中国先秦、古印度。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20世纪初年，在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或系统输入、或复苏、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交汇，揭开了20世纪中国逻辑研究的序幕，为而后百年的逻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了一个好头。 一、西洋逻辑 为什么用西洋逻辑而不用西方逻辑，因为西方逻辑外延更大。西洋逻辑指的是西方传统逻辑或者是古典逻辑或者是形式逻辑。这里的所谓西方传统逻辑指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在全面继承和发展前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门独立学科。当时称为“分析学”。《工具论》为奠基之作。核心内容是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后来经过卖加拉学派、斯多葛学派的发展，加进了命题逻辑，使古典演绎逻辑趋于完善。十六世纪，由于实验科学的兴起与不断发展，对逻辑工具提出了新的需求。英国人培根（F.Bacon.1561—1626年）探讨、创立归纳逻辑，著《新工具》。其后约翰·弥尔（J.S.Mill.1806—1873年）发展了归纳逻辑，提出了著名的“穆勒五法”。古典归纳逻辑建立起来了。 西方传统逻辑何时开始传入我国？始于明朝末年。 公元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一位泛海八万里，远道而来的客人到了北京，他就是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他获准常驻北京传教。利玛窦是位绝顶聪明的人。为传教他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着儒装、熟读四书五经。他带来了自鸣钟、三棱镜、日晷仪、天主像、圣母像以及《几何原本》、《逻辑》等中国士大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物、西学。这些西物、西学令中国士人大开眼界。更令中国高士服膺的是利玛窦的学识与辩才。以一种外来的宗教要征服遵奉儒学的中国士大夫谈何容易。利氏善于形上思维与逻辑推理，在与中国士大夫的辩争中，从思维方式、方法上便占了上风。对此，他写道：他们（中国士大夫——笔者）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在处理伦理学的某些训条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联系。”[1]（p311） 这使得士大夫中的高明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十分佩服。他们倾慕于西学，先后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名理探》等大量西方科学著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名理探》的翻译。因为这是一本传统逻辑著作。它的翻译、刻印标志着西方传统逻辑传入我国的开端。 《名理探》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此处所谓辩证法系指纯抽象的推理方法，实际上是形式逻辑即传统逻辑。该书是16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讲义。原版系拉丁文。内容是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原书分为上下两编，共25卷。译本分五端，每端分五卷。首端五卷论“五公”，于1631年刻印。第二端五卷讲“十伦”，于1631年后不久亦付刻。后三端十五卷，据考证亦由李之藻译出，但迄今，国内未见其刻本。 《名理探》的译者是李之藻、傅泛际。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又字我存，浙江仁和人。明万历举人、进士，明末著名学者。傅泛际（1557—1635）葡萄牙人，传教士，早年毕业于高因盘利大学。1621年来华。1623年，二人合作始译，傅译义、李达辞。五易寒暑，1627年完稿。书成，李之藻须发皆白，一目失明。两年后（1630年）即病逝。可谓呕心沥血。这样一部反映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为国人开一生面的著作，问世之后，其命运如何呢？说来极为悲惨，它受到了空前的冷遇。《名理探》影响不大。但还是有影响的。谭丕模先生的《清代思想史纲》中说：“顾（炎武）氏采用由徐光启，李之藻所介绍过来的西洋科学方法，考证名物训诂，究古今治乱之迹，开清代考证学之先声，在清代学术史上辟一 新园地。”（转引自北京师大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文学史家谭丕模》）《名理探》影响甚微，这是实情。 难怪，陈垣先生在李之藻逝世289年以后的1919年为李之藻写的传记中大为感叹，如果不赶紧为李之藻作传的话，再过些年，他的事迹及著述将很快被人遗忘。 二、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 自《名理探》问世，又过了250多年，到了清末民初，西方传统 逻辑系统输入国。 清总揽税务司大权的赫德（Robert.Hart,1835—1911年）组织，总税务司司译、传教士迪谨·艾约瑟（Edkins.Joseph,又译埃德金斯·约瑟夫1823—1905年）执笔，翻译了一套内容广泛的启蒙读物：《西学启蒙十六种》。包括地学、身理、化学、天文、动物、植物等学科。其中第十三种为《辩学启蒙》。《西学启蒙》一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译出，最终刻板印行却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版者是广学会。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赫德当时兼任广学会的董事长。 《辩学启蒙》的原著者是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W.S.Jevons,1835—1882年）。《辩学启蒙》据译的英文版本，其书名直译为《逻辑初级读本》或《逻辑入门》。该书1876年在伦敦出版，是耶芳斯晚年的著作，以理论浅显，叙述通俗著称，谈到了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最主要的问题。 《辩学启蒙》据译的耶芳斯原著理论浅显，叙述简明，但译者并不是逻辑专家，又是初创，看不出参考了《名理探》的翻译，译笔生涩，一些最基本的逻辑术语与当今通行的译法相距甚远。例如：演绎推理译为“凭理度物之分辩”；归纳推理译为“即物察理之辩法”；三段论译为“次第连成之论断语”；选言命题译为“用或字居首之语句”等。 总观全书，由于译笔拙涩，显得粗糙。由于未能选用恰当的汉语翻译逻辑术语，使人觉得纲目不清。全书内容，演绎与归纳两部分与传统逻辑内容相比均不全。逻辑规律只字未提。 这一时期，与《辩学启蒙》相仿佛或内容上还不如《辩学启蒙》的另一本逻辑译著叫《名理学》。著者不详。译者为天主教徒李杕（1840-1911年）。李杕，字问渔，原名浩然。曾任天主教在中国南方的最高学府——震旦学院院长。在该学院讲授哲学时翻译的。《名理学》是他译的《哲学提纲》一书中的第一部分。该书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版。 《辩学启蒙》与《名理学》具有共同点：译者是外国传教士或教徒。他们并不是单一的强调逻辑的重要而选择逻辑著作加以翻译，介绍。《辩学启蒙》是全面介绍西学的基础上夹带进来的。而《名理学》作为《哲学提纲》的一个部分，也不是单一的介绍逻辑。此外，从内容上看，虽然两本译著基本上包括了西方传统逻辑中最主要的内容，但远说不上全面、系统。特别是《名理学》因袭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固守其烦琐、神秘的内容，令人不能卒读。尽管如此，创始维艰，作为西方传统逻辑系统传入我国最初的译本仍是有必要提及的。 严复译介的《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以最大的精力从事于翻译西方名著，他对科学研究的方法——逻辑学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译介的八本西方名著中就有两本逻辑著作：《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 《穆勒名学》原著者是约翰·弥尔。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逻辑家。严复将Mill译为穆勒。《穆勒名学》原名直译是《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1834年出版于英国。由初版至1879年就印行10版。在西方逻辑史上，这本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原书包括六个部分：名与辞；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归纳方法；诡辩；伦理科学的逻辑。严复于1902年译出全书的主要部分即前三部分及四的大部分，剩余部分由于精力不济，终未译出。译本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严复译介的另一部逻辑著作是《名学浅说》。《名学浅说》与前述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译的《辩学启蒙》所据原著是同一本书，即英国人耶芳斯的《逻辑初级读本》。译本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1年出第11版。 严复译书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译笔典雅，用的是文言。由于刻意雕琢，唯务渊雅，因而文字古奥。这就容易产生深奥难解，因辞害意等毛病。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范围，削弱了译著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严复典雅的文笔在当时及后来受到一些古文家的喝彩，但同时也有不少著名学者直率地提出了批评。梁启超说：“吾辈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新民丛报》第一期）鲁迅也认为《穆勒名学》是严复所译最难读的书之一，他说：“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及《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王国维说的更直截了当：“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为快也。”（《论新学语之输入》）懂英文的人与其看严复的译文，还不如看原书来的简洁明快，免得受罪，这就是王国维的结论。 严复翻译的逻辑著作影响很大，同时由于严译行文古奥费解，颇招批评。有鉴于此，东渡扶桑的学者王国维，胡茂如等翻译的逻辑著作相继问世。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1901年，1911年曾两次东渡日本。1908年任京师图书馆编译又名词馆协修时，将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的《逻辑基础教程》译为中文，中文书名为《辩学》。译本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益森印刷局印刷，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1959年，三联书店收入“逻辑丛刊”重版发行。 《辩学》所据译的原书，是西方一本很有影响的教科书。1870年出版发行，至1923年印行了29版。王国维的译本是比较忠实地照原文直译的，简洁明快。出版后常被用作教材。书中所用逻辑术语的译名与现在通用的大致相同，简练精确，科学性强。与先于《辩学》的其他逻辑译著，如《辩学启蒙》，《穆勒名学》相比有极大的进步。内容上演绎与归纳并重。所介绍的逻辑理论更为全面，系统。 比王国维译《辩学》还早两年问世的另一本有较大影响的译著是日本人大西祝原著，中国留日学生胡茂如译的《论理学》。 胡茂如，字次朴，河北定州人。留日学生。1906年，在日学习暑假期间将《论理学》译成中文。译本同年由河北译书社出版，颇受欢迎。1919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第三版。 《论理学》与前面介绍的几本译著有不同的特点。本书辟有专篇介绍印度因明。作者认为印度因明的三支作法与亚氏三段论有同有异，彼此相参，颇为有益。 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大西祝认为东方只有印度因明才粗具论式，能与西方形式论理相匹配，而中国名辩学不能算作论理学。这一思想也影响到译者胡茂如。书中所用逻辑术语与当代通用的相差无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译书质量的提高。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本译著外，这一时期翻译的传统逻辑著作还有日本人十时弥著，田吴炤译的《论理学》（1903年出版）；商务印书馆由日文编译，杨天骥校的《论理学》（1906年商务出版）等书，其影响远不如严复，王国维的译著。 在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人已不满足于只根据一本原著单纯的加以翻译，而是博采众长，以数本，十几本逻辑著作为蓝本，加以剪裁取舍重新编排，以期更显系统和简明，更适合中国某部分读者的需要。再后来，更多的学者径直自己动手写作出版逻辑著作。标志着中国引进西方传统逻辑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有：1909年崇明林可培编译的《论理学通义》；1910年陈文编译的《名学释例》；1911年王延直纂著的《普通应用论理学》；1912年蒋维乔的《论理学教科书》；1914年张子和的《新论理学》等。 三、 严复、王国维等对逻辑学的认识与重视 严复，王国维，胡茂如，王延直等翻译、编著逻辑著作的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识到，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是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所急需的，这就是逻辑学。这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才是绣取鸳鸯的金针。正是这一共同点使他们不约而同的从事了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事业——译介西方传统逻辑。 历史现象常常非常有趣，令人深思。清同治六年（1867年）严复14岁，正式入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数，理，天文及航海术诸科。清光绪三年（1877年）严复24岁入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的科目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海军炮堡建筑术等。光绪五年（1879年）归国后先后任职于福州船政学堂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以严复的学习经历，当时又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他不去介绍西方制炮，造船的技艺，不去介绍物理，化学等，却一扪心思译介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特别是逻辑学。他的行动是受什么思想支配的？ 严复认为西洋先进的自然科学及技术是应该学习的，但这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应该学习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逻辑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蔡元培指出：“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蔡元培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应当说蔡元培先生的话切中肯綮。其实，这也是蔡先生自己的看法。一次蔡元培先生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说道：“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学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转引自范辙《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分析方法》中华读书报 2003年11月19日第10版）严复不只一次地阐述过这一思想，他说：“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既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论世变之亟》）汽机兵械的制造技术、天文、数学、物理这些基础科学都不是西方学术之命脉。“黜伪而崇真”的科学方法即逻辑学才是西方学术之命脉。逻辑学有如此的地位，那么什么是逻辑学或说逻辑学与其他科学是什么关系呢？严复引用培根的话说，所谓逻辑学“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部甲按语第3页）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守逻辑。学习西方科学，逻辑学是首先应该学习的。严复如此重视西方逻辑的介绍，尤其是对归纳逻辑的推崇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事实。严复认为归纳逻辑是发现新知识，把人类思维不断推向前进的工具。他指出：“惟能此术（指归纳——引者），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名学浅说》第82页）他举出科学史上如下事实作为论据。西方近二百年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科学理论的建立，如奈端（即牛顿）的力学三定律、瓦德（瓦特）发明蒸汽机、哈尔斐（即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法拉第在电学方面的贡献等，都是应用了西方传统逻辑，特别是培根的归纳法的结果。严复的结论是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即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原强》）政治上严复要以西方逻辑为武器对中国封建旧学进行彻底地批判，根本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学术上，企图以这种崭新的思维方法武装国人，使之在各门具体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从而促进各门科学的发展。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严复呕心沥血倾全力翻译的八部西方名著中就有两部是逻辑著作了。联想到爱因斯坦1952年致J.E.斯威莱的信中所说的话：“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纪念爱因斯坦文集》上海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严复所讲是有道理的。 译介日本人大西祝《论理学》的译者胡茂如作为留日学生，他见到日本的变化，联系到祖国的日益衰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日本原先较中国落后的多，但自1856年日本成立蕃书调所，开始译介西方各科书籍至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胡茂如认为西方各国迅速发展，日益昌盛就是由于他们的思维方法、思维方式先进：“论理学自希腊亚里士多德肇之始基，近世得培根、穆勒诸哲家以改良之，斯学乃日盛月益。而其进也，且方锓锓焉而未有已。乃今而悟，泰西诸族人之所以日昌，为有其故。”（《论理学·序》）日本人学习、引进西方逻辑较我们要早，他们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就是很好的榜样。因而论理学正是我国思想界所急需。他大声疾呼论理学之“输入尤为当务之急”。 王国维翻译逻辑著作，决非偶然为之。他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是建立在对逻辑科学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他在盛传一时的名文《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指出：“今日所急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普遍介绍西学各门学科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学习、掌握西学研究学问的根本方法。显然，这里的“研究之方法”即指逻辑学。王国维亲自讲授逻辑学、翻译逻辑学教科书，就是贯彻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同样，《普通应用论理学》的纂著者王延直也是一位热心宣传、推进逻辑科学在我国传播、发展的实干家。1905年至1912年，七年间王延直教授论理学达19次之多。其间十易其稿，最终形成《普通应用论理学》一书。行为必受其思想支配。王延直认为：“吾国人欲程度增高，必自政、学两界始；而欲增高程度，又必自服从真理始；欲服从真理，又必自推求真理始；欲推求真理，又必自研究论理学始。”（《普通应用论理学·自序》）他的结论：推广逻辑学的学习与研究“不容缓图”。 四、中国名辩学研究的复兴与发展 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就在古希腊与古印度孕育着《工具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逻辑、《正理经》为代表的印度因明时，作为文明高度发达的古代中国也孕育产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名辩学。其发端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前551-前479年）、邓析（前545-前501年）。惠施（前370-前310年）、尹文（与约前360-前280年）、公孙龙（约前325-前250年）等为代表的名辩家们承前启后，为名辩学的发展及最终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国中晚期，后期墨家在继承前人大量的有关名、辞、说、辩论述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墨经》为代表的辩学。荀子则全面总结了先秦的正名理论，创立了以《正名篇》为代表的名学。辩学与名学二者仅是各有侧重而已，内容上并非水火，而是相互交叉渗透，所以我们说，战国晚期中国名辩学诞生了。 所谓名辩艺术，指发端、成长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以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以及墨家、儒家的荀子等人的著作、思想为代表，围绕“两可”、“名实”、“坚白”、“同异”、“有穷”、“无穷”等问题，假物取譬而展开的论辩所体现的思辩方法。其核心内容与西方逻辑学所研究的内容约略相当。 西洋逻辑与名辩艺术的比较 章士钊是中国第一个使用“逻辑”这个范畴的学者。章士钊在《逻辑指要·序》指出：“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意在说明，逻辑作为一门学问，在中国也存在。 《庄子·天下》：“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相与乐之。”“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吕氏春秋· 不屈》“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也。” 《庄子·徐无鬼》：“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辞则不乐。” 凌谇：辩难诘问。 《墨子· 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荀子· 正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 以上所举的史料从名辩学作为一门学问在战国晚期已经有了，主要的理由在于：有一群致力于其中的人，如：辩者、辩士、辩察士、察士等；有与西洋逻辑相似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格式；还有类似于西洋逻辑的著作。 严复：“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名学浅说》） 中国近代第一位慧眼独具、发现先秦名辩学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有其共同之点的人是孙詒让（1848-1908年）。1897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指出：“尝谓《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德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转引自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219页）孙对梁启超寄予厚望，希望梁能“宣究其说，以饷学子”，这乃是“旷代盛业”。 梁启超（1873-1929年）果不负孙之厚望，于中国名辩学用功颇勤，著述甚丰。首开名辩、逻辑、因明比较研究之风气。先后发表有论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墨子之论理学》（1904年）；专著《墨子学案》（1912年）、《墨经校释》（1922年）等。经过他的研究，他发现祖宗流下来的《墨经》真的是一处宝藏。他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两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的民族。”（《墨子学案》）梁启超用实际行动来洗刷这种耻辱。 二十世纪初年开创东西方逻辑比较研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章太炎（1868-1936年）。他的著名的逻辑著作是写于1909年的《国故论衡·原名》。全文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论述名辩源流；一是将墨家论式与西方逻辑亚氏三段论、印度因明论式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章的结论是：“辩说之道，先见其旨，次名其柢，取譬相成，物固可形。因明所谓宗、因、喻也。印度之辩，初宗、次因、次喻。大秦之辩，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矣。《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原名》）章氏的结论可用例说明如下： 印度量：声是无常，所作性故。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喻如瓶。 大秦量：凡所作者皆无常，声是所作，故声无常。 墨子量：声是所作，凡所作者皆无常，故声无常。 比较之下，章氏说：“大秦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其短于因明立量者常则也。”（《原名》）章氏对因明的偏爱与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初年，东西方逻辑比较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一大批从逻辑角度对名辩文献进行注释的著作印行。这是此前的校释著作从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墨经》一书校释本就有近百种。例如，梁启超的《墨经校释》认为《墨经》皆用“名学的演绎与归纳而立义；其名学之布式，则与印度因明有绝对相类处，同时有西洋逻辑之三支式。”谭戒甫《墨经易解》的观点是：墨学是一门独立性的辩学，有它独立的论式组织。而其论式组织在《大、小取》两篇中，《经、说》各条则为辩学论式的例证。《墨经易解》将西洋逻辑、印度因明及墨辩论说进行了细致地比较研究，把三种不同逻辑传统的比较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张纯一的《墨子集解》认为，《墨辩》大旨与因明同，其特点是重正名，又重实际之归纳，不重演绎之形式，这是希腊的三段论所弗如的。《大、小取》同为墨家的论理学，“观点体例精严，足为立论之楷模”。但两篇各有所重，“《大取》系以学说为主体，而以论理为断制。《小取》系以理论为主干，而以学说为印证。” 东西方逻辑比较研究的兴起，无疑为名辩研究新局面的到来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局面到来的首要标志是一批中国名辩发展史著作的问世。其代表著作有：胡适著《先秦名学史》(英文书名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郭湛波著《先秦辩学史》；虞愚著《中国名学》等。 综上所述，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是荒唐的。尽管中国古代的逻辑与西洋逻辑不同，中国名辩与西洋逻辑有共同之处。近现代中国有否认传统逻辑的现象，并不能否认传统逻辑价值，传统逻辑并不过时，而是逻辑发展的基础。
附几个著名的先秦名辩事例： 邓析的两可之说 邓析（约前545—前501年）春秋末年郑国人。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吕氏春秋?离谓》）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吕氏春秋?离谓》） 尹文与齐王论士 齐王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齐国无士，何也？”尹文曰：“愿闻大王所谓士者。”齐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齐王曰 ：“善！此真吾所谓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可得也。”是时齐王好勇，于是尹文曰：“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钜士也，见侮而不斗，辱也！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尹文曰：“唯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是未失其为士也。然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齐王无以应。 尹文与齐王论士 尹文曰：“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见侮而终不敢斗，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斗者，辱也。’谓之辱，非之也。无非而王非之，故因除其籍，不以为臣也。不以为臣者，罚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且王辱不敢斗者，必荣敢斗者也。荣敢斗者，是之也。无是而王是之，必以为臣矣。必以为臣者，赏之也。彼无功而王赏之。王之所商，吏之所诛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赏罚是非，相与四谬虽十黄帝，不能理也。”齐王无以应焉。（见《公孙龙子?迹府》又见《吕氏春秋?正名》） 惠施善譬之一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且为栈道而葬。群臣多谏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丧行，民必甚病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丧，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 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滦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滦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帐）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弗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日。” （《战国策?魏惠王死》） 惠施善譬之二 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战国策?田需贵于魏王》） 此条材料另见《韩非子?说林上》“田需”换成了“陈轸”。 惠施善譬之三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 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 王曰：“未谕也。” 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王曰：“善。”（刘向《说苑·善说》） 公孙龙的高超辩术 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龙曰：“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孔穿无以应焉。（《公孙龙子·迹府》） 公孙龙智解外交难题 空雄之遇，秦与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悦），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 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独不助赵，此非曰也。’ ”（《吕氏春秋?淫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