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赓 前言1954年，南京一个61岁的摆摊大爷，因为生活实在困苦，无奈之下，他决定给陈赓写一封信求助信，恳求他给予帮助。 收到这份求助信后，陈赓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了20多年前的一幕： “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陈赓感动说道。 对方回应：“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陈赓立即给对方回信：
那么，这位摆摊大爷究竟是谁？他为何会给陈赓写信求助？陈赓又为何会如此帮助他？他当年究竟为共产党做了什么，能让陈赓许诺，决不会忘记他？ 我愿为中共提供情报这位摆摊大爷，曾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1928年8月的一天傍晚，上海霞飞路的一幢三层洋房门前，比以往更加热闹。 一辆接一辆的高级轿车，在这里停下，宪兵队的头头、警察局的长官以及租界要人等，相继从轿车上下来，走进这幢洋楼中。  杨登瀛 很快，一辆崭新的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般，稳稳停在门口，站在门口的俩人，赶紧大踏步迎上去，恭恭敬敬的打开车门。 随后，车上下来俩人。开车门的人恭敬的说道：“陈先生走好，杨先生走好！” 这位陈先生，是当时国民党调查科的头目陈立夫。而杨先生，则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杨登瀛。 随后，陈立夫将杨登瀛介绍给了在场的所有人：
陈立夫讲话结束后，杨登瀛接过委任状，高声说道：
 陈立夫 此时的陈立夫还不知道，高喊要效忠蒋委员长的杨登瀛，其实已经开始为共产党工作。 杨登瀛曾在日本求学，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早稻田大学。 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来，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1924年，他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次年，在五卅风暴中，杨登瀛结识了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并成为莫逆之交。 后来，杨剑虹将杨登瀛介绍给了陈立夫。就在此时，杨登瀛的身边，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 1926年的一天，杨登瀛的一个朋友上门拜访，称要介绍一个仰慕杨登瀛才华的人，给他认识。 随后，一位陌生人上前一步，握着杨登瀛的手说：“久仰先生的大名与才华，希望您能收我做您的日语学生！” 说话的人，叫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原来，当时革命面临危险，杨登瀛不仅广交国民党的要人、租界巡捕以及青红帮、三教九流，还与共产党人有关系。 中共觉得，杨登瀛可能为我所用，便派出陈养山，去摸清楚杨登瀛的政治倾向。  陈养山 杨登瀛客气的笑道：“不敢当，不敢当……” 说着，三人一起坐下，一边聊天，一边喝茶。 此后，陈养山便住在了杨登瀛的家里，俩人经常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成为一对密友。而陈养山的真实身份，也为杨登瀛所知。 1928年春天，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剪除政敌，指示陈立夫，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看透国民党一党独裁以及腐败的现实后，杨登瀛处于极度矛盾中。他不愿意为这样的政党卖命，但又与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有距离，举棋不定。 就在此时，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的陈养山，返回上海，来到杨登瀛家里暂住。 经过一番深谈，杨登瀛深感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勇敢无畏。经过再三考虑，杨登瀛终于下定决心，他对陈养山说：“我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 很快，陈养山便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委又上报给了中共中央。 时任中共中央特委情报科科长的陈赓，立即找来陈养山面谈，详细了解、研究杨登瀛的情况。  陈赓年轻时期 最后，陈赓觉得，杨登瀛基本上是倾向共产党的，可以合作。于是，陈赓又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同意了陈赓的提议。 1928年的一个晚上，陈赓与杨登瀛，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中，秘密会面。 见面后，陈赓告诉杨登瀛，可以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工作，以后还要渗透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 从此，杨登瀛成为我党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成员。 同年5月，杨登瀛按照陈赓的指示，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公安局、工部局、巡捕房等机关，全部建立联系。结识了国民党上层重要人物，例如钱大钧等人。 为了方便杨登瀛的工作，中央破例批准，为他买了一辆汽车，并派出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连德生，充当他的保镖。 另外，还派出陈赓的助手刘鼎，与杨登瀛直接联系。 1929年，陈赓又替杨登瀛在上海四川北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中央特科安娥负责，将杨登瀛搜集到的情报，拿到办事处，然后选抄送给陈赓。  安娥 就这样，杨登瀛打着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招牌，实际是在中央特科的指挥下，在上海国民党的军警机关，以及帝国主义的侦探机关独立的进行活动。 为了方便杨登瀛的工作，迷惑敌人，周恩来批准将中共的一些宣传材料、游行集会的传单，以及《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报刊提供给杨登瀛。 另外，中央还时常给他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让他及时上报给调查科。 同时，中央特科还故意在租界内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以及几份过时的情报，让杨登瀛带人破获，当做他邀功的资本。 对此，党内有些同志表示不理解。陈赓解释道：
在双方的默契配合下，杨登瀛工作效率非常高，逐步取得中统高层的重视与信任。  周恩来 再加上他聪明机智，结交的国民党“朋友”越来越多，成为了真正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中共地下特工。 在上海火车北站华界旁边，有一个双开间的门面房，是我党的隐蔽宣传机关。 不幸被叛徒出卖后，陈赓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动手，赶紧将宣传物品等全部转移，然后让杨登瀛向国民党方面举报。 很快，杨登瀛就带着警察局、巡捕房的人前来搜查。 最终，他们只搜到了一些用处不大的宣传品。但是，当他将这些东西上交给警察局后，不明真相的警察局长，非常高兴，当场嘉奖杨登瀛，还签发手谕： 以后杨督察员来报告消息，应当立即行动！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杨登瀛不仅帮助地下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机关、租界巡捕房，还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 随着杨登瀛的地位逐步提高，他又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 徐恩曾多次将陈立夫交下来的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全部交给杨登瀛处理。  徐恩增 于是，上海敌探机关的动向，进一步置于中共中央特科的控制之下。 很快，中共中央特科，将杨登瀛的工作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奸细。 拯救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重要领导人1929年8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 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开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将彭湃等人全部逮捕。 如此精准的抓捕，中央断定：党内一定有了叛徒！ 但是，叛徒是谁呢？大家都不知道。当务之急，还是尽快营救彭湃等同志，同时揪出叛徒，以免给我党造成更大损失。 于是，陈赓找到杨登瀛，委托他进行调查。 经过一番打听，杨登瀛得知，是一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在一个月前，就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 原来，此前，白鑫的一个亲属因为背叛革命，被彭湃批准枪毙，白鑫因此怀恨在心。  彭湃 情报上报周恩来后，周恩来立即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白鑫。 于是，陈赓再次找到杨登瀛，获取情报。 杨登瀛从特务口中得知，彭湃等人被关押在上海的龙华监狱，蒋介石已经下令处决，执行时间是8月30日。 于是，中央特科火速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准备救援。 同时，杨登瀛又暗中向监狱中的彭湃等人，转达了中央的营救计划，告诉他们，次日押送途中，将会有地下武装人员截车救应。 不幸的是，当天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营救行动功败垂成。彭湃等人英勇就义…… 彭湃等人牺牲了，但叛徒白鑫还没有被抓获。他的存在，严重威胁着许多中共党员的安全。 于是，周恩来与陈赓多方查找，想要找到白鑫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线索。 此时，杨登瀛利用自己的关系，调查到了白鑫的具体住所，并且得知，有一大批保镖，保护着白鑫。  处决叛徒白鑫的附近 于是，杨登瀛赶紧借着送行的名义登门拜访。在和白鑫的聊天中，杨登瀛得知，南京方面给了白鑫一大笔钱，白鑫准备于11月11日，出国避难。 于是，杨登瀛火速通过刘鼎，将这一情报，传递给陈赓。 得到消息后，陈赓立即率领特科行动，在白鑫出走时，一举将其击毙。 也是在这一年，杨登瀛还营救了任弼时。 这一年，任弼时刚刚被组织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营救出6个月后，又在上海不幸被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 监狱中，几个洋巡捕以及警官，轮流对任弼时用刑。他们有人用皮鞋踢，有人用皮鞭抽，妄图从任弼时的嘴里，获得一些情报。 但是，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小学教员，坚决不透露一丝党的秘密。 中共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马上根据任弼时被捕时的情况，以及他在狱中的“口供”，请杨登瀛前去营救。 接到任务后，杨登瀛坐上他的别克轿车，从“杨登瀛办事处”飞奔而出，直奔公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的寓所。  任弼时 杨登瀛与兰普逊交情颇深，下车后，杨登瀛疾步走进兰普逊的客厅。 很快，兰普逊从卧室里走出迎接：“杨先生，你找我有何急事？” 说话间，兰普逊请杨登瀛坐下谈话。
说着，杨登瀛掏出一个大红包，放到兰普逊面前的茶几上。 兰普逊迅速扫了一眼红包，凝视杨登瀛几秒钟说：“杨先生，小事，小事……” 说着，兰普逊哈哈大笑起来。 次日，自称小学教师的任弼时，被送往“杨登瀛办事处”。随后，任弼时被中央派往武汉工作。 1930年，因为杨登瀛，周恩来也躲过一劫。 这年4月，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苏联返回上海，组织上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他联络。 谁料，曾经政治思想表现不错的黄第洪，此时已经对革命产生失望情绪。 于是，黄第洪秘密给蒋介石写信，诉说自己在中共内的“不得意”，要求与蒋介石面谈，还在信中透露，他回来后，将直接在周恩来的手下工作…… 周恩来 收到黄第洪的信后，蒋介石非常高兴，指示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此事。 于是，一向重视杨登瀛的徐恩曾，派遣杨登瀛等人，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第洪接头，并商议给周恩来设伏阴谋。 杨登瀛火速将这一情报，告知刘鼎。 得知黄第洪叛变，准备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后。党中央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黄第洪投敌的证据，决定将其秘密处决。 最终，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周恩来也躲过一劫。 除此以外，杨登瀛还营救过关向应等中共干部。 不幸的是，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使得我党情报工作遭受重大损失。 陈赓等人准备转移前，告诉杨登瀛：“我们马上就要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去躲一躲吧！” 杨登瀛说：“我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上海，我就不信顾顺章斗得过张道藩。” 杨登瀛与张道藩交情颇深，他为张道藩出力甚多，觉得自己不会被放弃。 张道藩画像 陈赓也不好勉强杨登瀛，只能让他做好心理准备。陈赓还曾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杨登瀛动容的说：“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你这个朋友！” 因为此事，杨登瀛受牵连，被国民党方面秘密拘留。他也因此与共产党失去联系。 期间，杨登瀛坚持不泄露党的秘密，再加上敌人找不到他“通共”的证据，后来在老上司张道藩的保释下，杨登瀛出狱。 几年后，国民党又重新起用杨登瀛，任命他为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由于受到猜忌，杨登瀛只是负责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务。南京解放时，杨登瀛生活非常困顿，靠摆地摊维持生活。 1951年，南京市公安局开展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 工作人员反复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但是，考虑到自己有一子一女在台湾生活，杨登瀛担心自己的经历，会牵连儿女。再加上他长期在国民党工作，因此，杨登瀛一直没有向政府汇报自己的工作经历。 陈赓 最终，由于杨登瀛有较多伪职和身份，又不主动坦白，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移送至南京市人民法院审理。 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杨登瀛具有一定身份，准备施以重刑。此时，杨登瀛大声疾呼：
这些话，引起了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的高度重视。 但是，此时，陈赓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远赴朝鲜指挥作战。 于是，法院院长先后两次给陈赓写信，求证杨登瀛的身份，但陈赓均未收到。 后来，云南省政府将信件转至北京，经过几番周转，才交到陈赓手中。 1951年11月，陈赓在百忙之中，亲自给法院院长回信：
陈赓写给杨登瀛（鲍君甫）的信 陈赓的这封信，肯定了杨登瀛对党的贡献，杨登瀛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杨登瀛虽然有一定的国民党身份, 但并无重大罪恶，担任感化院长期间，曾释放感化人员，功大于过。 于是，法院判处杨登瀛管制一年，当场予以释放。（1953年，被撤销管制） 被释放后，杨登瀛没有生活来源，靠摆摊来维持生活，处境窘迫。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立即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写信：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杨登瀛的生活费，一直没有着落。 陈养山晚年 1954年，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杨登瀛，以战友的名义给陈赓写信，恳求生活补助。 收到信后，陈赓马上给杨登瀛回了一封信。随后，国务院专门派人，来调查杨登瀛的生活情况。 1955年5月，在陈赓的提议下，并经过李克农、罗瑞卿的同意，每月由南京市公安局，给杨登瀛发放100元的生活费。 1956年，陈赓再次给杨登瀛写信：
没多久，南京市公安局，又将杨登瀛的生活费，从100元增加到150元。 陈养山也专程到南京看望杨登瀛，对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关心。同时，也向杨登瀛发出去北京游玩的邀约。 几天后，南京军区专门派人，送杨登瀛到北京游玩。 来到北京后，杨登瀛受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李克农等人的亲切接见。 李克农 期间，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情况，并委托国防部安排，在北京协和医院，为杨登瀛安装了假牙，并为他添置呢料制服、皮鞋等。 在陈赓的安排下，杨登瀛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游玩了三个星期。离开前，陈赓等人与杨登瀛聚餐合影留念。 4月份，陈赓、陈养山又专门来到南京看望杨登瀛。临走前，陈赓在南京大三元菜馆请客，还委托南京市公安局，为杨登瀛购置闹钟、家具等东西。 此后多年间，陈赓、陈养山、安娥，持续对杨登瀛的生活给予关怀。 1969年，杨登瀛去世，终年76岁。 临终前，杨登瀛对身边的孩子们说：
得知杨登瀛去世后，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有关部门：要照顾好杨登瀛的家属。 随后，杨登瀛的女儿被调回南京工作，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 这位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人，从未被党和中央领导忘记过。 1976年，周恩来总理临终前，叫来罗长青，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杨登瀛，他叮嘱道：“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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