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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晋涵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具体负责校辑群书与撰写提要的编修之一，尤其对史部正史类的整理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他负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旧五代史》对后世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提要分纂稿现存三十七篇，数量上仅次于翁方纲和姚鼐，其中史部正史类就有二十四篇，对于了解正史类提要甚至是《四库全书总目》全书的形成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辽史》分纂稿一篇史源，笔者曾在《邵晋涵正史提要分纂稿与〈四库全书总目〉差异举例》一文中论及[1]，然当时思虑未周，对史源追溯所反映出的问题尚缺乏充分认识，近期发现由《辽史》分纂稿与《总目》提要的对比及其史源考察可以为探讨现存邵晋涵四库提要分纂稿（以下简称“邵稿”）的性质提供比较有价值的证据，故不揣谫陋，将这一问题重新探讨。 邵氏《辽史》提要分纂稿出于其文集《南江文钞》卷一二，全文云：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至正三年四月诏儒臣分撰《辽史》，四年三月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本少，此书所据者，耶律俨、陈大任之书也。当日史臣见闻既隘，又迫限时日，无暇旁搜，而局于三史并行之议，敷衍成文，取盈卷帙。观诸志叙例，惟取其门类相配，而不顾其事迹之有无，其张皇补苴之心亦良苦矣。今总核其书前后，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累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也，而强缀三人为一卷。此其重复琐碎之病，在史臣非不知之，特以事迹寂寥，惟恐卷数之隘，难以配宋、金二史，不得已而为此重见迭出、瓜分缕割也。然辽之遗事非竟无可考也，《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而此书不载，是其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祐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必不至纪元而直犯祖讳者。又《老学庵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而此书不载，是其于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南面官有散官、有宪官、有试秩、有勋、有爵、有赐、有食邑而《百官志》不载，商税、曲务分设官以莅之而《食货志》不载，是其于官爵征榷之制有遗阙也。韩德让之专政、刘四端之乐队，纪、传俱不详其文，是其于政务多所掩没也。使当日能博采遗闻，则朝章国故必有可补实录所未备者，何至重复琐碎以取盈卷帙哉。观王郁、赵延寿、萧翰诸传，于事见《通鉴》及叶隆礼《契丹国志》者，尚不暇取证，匆遽成书，固难责其博采旧闻矣。然此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太平兴国七年战于丰州”，据此书则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征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2] 其中间部分着重讨论宋代典籍中辽事之足考者，首先云： 《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而此书不载，是其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 考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今尚在兴中故城，其文称“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云云，与王偁所记合。[3] ……周遭嵌碑文，其一片云：“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起手铸。”……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以后，圣宗统和元年复国号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俱没而不书。国号之更易，事莫大于是，尚不尽书，其余之阙漏，可胜言哉？[4] 
邵稿又云： 《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佑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干统”，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必不至纪元而直犯祖讳者。 考今兴中故城东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均与洪遵所引合。[5] 文云“寿昌初元岁次乙亥”。按，洪遵《泉志》有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佑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今《辽史》作“寿隆”，不云“寿昌”，或疑《泉志》之误，予见辽时石刻称“寿昌”者多矣，无有云“寿隆”者，《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之书也，亦称“寿昌”，其以为“寿隆”者，《辽史》之误也。[6] 邵稿又云： 又《老学庵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而此书不载，是其于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 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圣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7] 叙重熙十五年铸铁塔事，以“重熙”为“重和”，初疑其误，后读《老学庵笔记》有云“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复改'宣和’。”然契丹年名实曰“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谓“重熙”曰“重和”耳。……然此事《辽史》亦未及之。[8]
此外，邵稿云： 南面官有散官、有宪官、有试秩、有勋、有爵、有赐、有食邑而《百官志》不载，商税、曲务分设官以莅之而《食货志》不载，是其于官爵征榷之制有遗阙也。 《辽史》志百官，于南面尤略。此所载结衔有散官，有检校，有宪官，有试秩，有勋，有爵，有赐，有食邑，皆史所未详。[9] 《总目》中亦有一段为邵稿所无：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圣诞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于制度有遗阙也。[10] 《辽史·百官志》南面方州官，州有刺史，县有令，而碑所载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史皆失书。[11]
由上举诸例即可看出，无论是《总目》还是邵稿均与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诸跋有密切关系。 钱大昕是邵晋涵乾隆三十年乡试主考官，二人平生谊兼师友[12]。钱氏精于蒙元史，于辽史亦为专家，《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一书乃其学术力作，为当时及后世学者推许为钱氏史学代表作，即因其中多独得之见，且其成书时《四库全书》编纂才开始不久[13]。邵氏虽亦以史学著闻，然于辽史并非专门名家，分纂稿及《总目》提要之体例本未要求全部原创，其中所引前人之说不胜枚举，况且邵氏必当熟知钱氏学说，故此种相同当为邵稿及《总目》袭用钱氏说。 邵氏在正史类分纂稿中袭用其他史学家研究成果并非仅此一例，《史记》提要分纂稿中“其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通变。《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此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篇帙之离合、先后不必尽同，要其立纲分目，节次相成，首尾通贯，指归则一而已”一段[14]，与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所论基本相同[15]，虽未如章学诚所说一一比附，但显然是袭用章说。 值得探讨的是，邵稿所无而《总目》提要多出的四段究竟出自谁手？笔者此前曾想当然地认为应当是纪昀等人在修订时对分纂稿所进行的增补，这是受分纂稿必较《总目》更加原始的习惯思路影响所致。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此四段文字亦出邵晋涵撰写分纂稿时所引，《总目》保存了他们，而今存之邵稿反而将之删落。此种可能性较之前说似较迂曲，且不符合对于分纂稿与《总目》之间关系的一般认识，故当时未能深入思考。但考虑到邵稿论述与钱氏诸跋高度重合，实际情况恐怕更有可能如后说，即这四段文字在邵晋涵最初所拟的分纂稿中即已引用，并非纪昀后期修订时所增加。对于纪昀等人来说，将这四段论述溯源至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并将原文引录入修订本中的难度颇大。而对邵晋涵来说，在四库馆中撰写分纂稿时，由于提要本身体例并不一定是个人研究成果，所以可以引用钱大昕已有《辽史》研究成果；但是收入文集的文字应是作者本人的学术见解和研究创获，而此篇分纂稿中过半篇幅均为引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的考证，邵氏本人的其他观点仅成陪衬，若原封不动收入文集中，难免让人有抄撮之感，甚至不无引起其他学者非议之可能，所以将分纂稿原文中最能体现个人学术特色的金石文献证据以及钱氏本人姓名隐去，仅保存其相关结论部分，再行收入文集，这一处理方式虽不免有掠美之嫌，但在学术规范并不十分严格的清代，并非不可理解，删改后的文字起码从表面上看能够呈现出邵氏本人的学术面貌，较符合文集所收为一家之言的期待。 以上虽属推测，但如果仔细审视现存邵稿文本面貌，也是有迹可循的。在《四库全书分纂稿》一书所收现存诸家分纂稿中，翁方纲的分纂稿是他在四库馆中工作的原稿，被认为最接近分纂稿原貌。兹以所存翁氏史部正史类《辽史拾遗》一书分纂稿为例与邵稿对比： 谨按：《辽史拾遗》四册，国朝钱塘厉鹗辑。鹗《樊榭诗集》自谓所注《辽史》比于裴松之《三国》史注，今观是书有注有补、有改有附，故统以“拾遗”名之。所采用书凡三百余种，间缀以鹗按语。又以《辽史·国语解》先后次第与目录有不合者，悉为订正。又补辑“辽境四至”及“风俗”、“物产”诸条于后。其考证同异皆具各条下，是以前无序例，于注史体例最合。惟是四册不分卷数，盖以每条皆仍依《辽史》原卷之次耳，此则应如松之《三国》注例，合于原书钞为一部，方合注书之体式。若原文不载，专用注语成帙而又名以“拾遗”，似乎史外可以单行者，则需自有卷数乃为成书也。今姑以四册著录。应钞存之。 本纪内缺第五至第二十八之数卷，查《辽史》此间应有二十四卷，是书有注、有不注，则或十余卷、或数卷皆未可定，按之是书页数，本亦无多，鹗近人，所辑书不应遽有残失，应注明其阙于此。附识。 既然在分纂稿收入文集时进行技术性修改是普遍现象，如《辽史》分纂稿这种后期加工恐怕也不会只是个例，同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存在于《四库提要分纂稿》中所收其他出自文集之分纂稿中。如今四库学研究中对于提要形成过程中各阶段的文本及其形态都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但是对于分纂稿的认识此前包括笔者在内的大部分学者仍停留在馆臣撰写原貌的看法上，从《辽史》分纂稿揭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这些分纂稿由于来源不同，其面貌与四库馆原稿之间的距离也就不尽相同，现存一千余篇分纂稿究竟哪些能够认定为四库馆中撰写的原本，哪些经过初步修改，哪些又经过了较大幅度地修改，都是需要详细探讨的，不能等同视之。进一步来说，虽然《四库提要分纂稿》中所收均以“分纂稿”命名，但是这个概念尚有进行细致分析的必要，应当根据保存原貌以及后期修改程度的不同对之进行区别对待，如此方能进一步深化分纂稿以及提要文本形成过程的研究。 【作者简介】 赵庶洋，1983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著有《玉海艺文校证》（与业师武秀成教授合作）、《〈新唐书·地理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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