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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英不是不听中央的指示，他只是不愿意听毛教员领导下的中央的指示。 项英看不上教员，还曾批评陈毅迷信教员。 陈毅直接地反驳道：“你不信，说明你水平太低”！ 原因很简单，项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宠儿”，而教员从来都不是。 当年在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曾接见过项英，还送给他一把手枪。 二人似乎还有过比较深入的交谈，斯大林告诉他，四川是个好地方，到那里发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人都读三国，读三国的人都知道，四川是割据的好地方。 没想到，斯大林也知道。 收到伟大统帅的赠枪，已属殊荣，又有耳提面命的指点，项英对于斯大林和他身后的共产国际不能不发自肺腑的感激和崇拜。 因此在中国，他只想服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派的代表。 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项英就成为坚定了“国际派”。由此，他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很高，一度在教员之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1年初，项英作为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来到苏区之后，就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是朱老总、毛教员，受项英领导。 
这时候就暴露出项英的第一个弱点了，那就是打仗不行。 所以，当年2月，在光头组织对红军第二次围剿开始时，项英居然突然想起了斯大林的教诲，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主张西撤至四川。 本来，苏区没见过大世面的指战员看着他腰里别着的那把枪，还一度把他视为高人，但是这样的主意一出，项英就“栽”了。 众所周知，红军没撤，反而是在教员的领导下故技重施，辗转腾挪，又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国军按在地上摩擦得鼻青脸肿。 而项英在给教员当了三个月的一把手后，就默默地“下”来了。但是，在党内的位置仍然不低，属于常委级别，而朱老总才是个候补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 项英再次担负重任，成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一把手（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而赫赫有名的陈老总才是个政府办公室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把项英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王明、博古他们也是有私心的。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红军此行竟然是一去不回头，所以，还是把苏区交给自己人放心。 明眼人都知道留在苏区凶多吉少，但是项英却敢于临危受命，不讲条件、不怕牺牲，的确值得钦佩。但是，在领导苏区抗敌的过程中，项英暴露出第二个特点，就是“轴”（一根筋）。谁都知道博古、李德他们是怎么被蒋介石赶走的，不就是“以堡垒对堡垒、以进攻对进攻”的“血拼”战法么？如今中央走了，项英还继续折腾着这套战法，以留守红军和地方武装的1.6万人，继续和国军搞对攻。跟党内的几大战神相比，陈老总打仗算是一般的。但是，毕竟跟过朱老总、毛教员从井冈山一路战斗过来，时间一长看也看会了。项英踌躇了好久，末了说了一句：“还是给中央发电报请示一下吧！”等中央接到项英他们的请示来电时，遵义会议都开完了。重新掌权的毛教员对此也是又惊、又气、又无语：突围、突围、赶紧突围！中央的命令收到了，敌人的铁桶合围早就完成了。一大批留守中央苏区的早期中共领导人在据守和突围的过程中纷纷牺牲。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在突围过程中被捕后坚持不降，牺牲。和教员一起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在突围过程中先是坠崖，然后与敌人继续搏斗，牺牲。红军长征时虽然惨烈，但是干部队伍好歹保住了。而留守苏区的战士牺牲很多，干部队伍，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基本被打残了。项英命大，带着陈老总等一行几百人，突围到了赣粤边的油山地区打游击。是的，陈老总是被项英“带着”走的。在长征前的战斗中，他胯骨受伤，流脓发炎，行动极为不方便，要么被抬着，要么被扶着一点点向前挪动。项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眼睛近视，还患有夜盲症，而部队行军往往又在晚上。形象的说法是，这点人马就像动物一样活着。白天隐蔽在密林里休息，不敢留下一个脚印，不敢升起一点炊烟。从来不会在一个藏身点连过两夜，从天黑到天明的这段时间就抓紧时间转移。一个半盲的一把手扶着一个一瘸一拐的助手，在南方多雨潮湿的夜晚带着一群近似野人的战士，在布满荆棘的密林中漫无目的地摸索前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项英既没有和许多坚持不下去的人一样叛党投敌，比如龚楚；也没有丢下扯后腿的伤员，比如陈老总。也就是这个原因，项英与陈老总成了最紧密的朋友和同志。虽然，新四军时期，每次陈老总从江北过来皖南看项英，俩人都会因战略战术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但是，吵归吵，陈老总还要坚持和项英睡一个屋子，而项英则一边拧着脖子和陈老总吵架，一边給他铺着床铺。电台丢了，活动的区域又远离城镇，当时的项英他们就像被蒙上眼睛一样，主力红军是否成功转移，是否有了新的立足点，甚至是否存在，还是像他们这样被打散围攻，一切都不得而知。“断头今日意如何“、“此头须向国门悬”、“取义成仁今日事”，陈老总的诗，告诉后人他们那时候对于死亡的感受有多真实和真切。直到1937年，因为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他们才被人重新找到，请下了山。领导干部最重要的素质是要能定战略、能指方向，能聚沙成塔，能干大事谋发展。可是，项英作为留守苏区的最高领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带着手下这点人马躲避敌人的搜剿、躲避叛徒的冷枪、躲避野兽的袭击、躲避疾病的困扰，然后就是等红军打回来，等中央发指示。“都三年了，都没听见你们吱一声，你们干什么去了？”下山后的红军指战员痛心疾首地责问项英他们。
经历了三年的游击战，这些留在南方八省的队伍，虽然依然打着共产党的旗帜，但长期脱离中央，又没有任何指示要求，各自为战，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都成问题，成为了“散装”的共军。其实，这也好理解，所有的军人都有天然的反束缚的离心力。就算是一直跟着教员的林帅，在长征的途中不也违反组织规定，密商要彭老总出来取代教员指挥红军么？当时，教员忍住性子，只说了一句“你一个娃娃，你懂什么？”这事算是过去了。要不是因为教员格外关照，要不是战事倥偬，林帅这个原则性错误是很难过关的。因此，中央没有派人，而是从政治地位和革命资历，特别是南方三年游击战的角度出发，继续任命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实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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