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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六章//党中有党 矛盾渐起 蜜月时期 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以广州为中心，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开始大量发展党员。 国民党一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说：“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告诫全党同志，要千方百计维护好两党的合作，不能因为国民党以往的缺点，就嫌弃藐视他们。对于国民党中的一些腐败分子，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努力使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决议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总之，恨不得把自己全部交给国民党。 以前只有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有国民党组织，且工作大多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一些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想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缺乏下层群众工作经验，而这方面恰恰是共产党员的长项。在许多军阀统治的地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进行了艰苦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他们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上来。 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报告，一大后两年间，国民党组织逐渐遍布全国。其中，正式成立省党部11个，正在筹建省党部8个，特别市党部4个，全国共有党员20万人，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国民党一大前，广东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 许多省市党部的实际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李大钊、汉口执行部夏曦、浙江执行部宣中华、河北省党部于方舟、江苏省党部侯少裘等。 然而，在国民党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顿。因为忙于为国民党做事，无法抽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有党员57人，1923年6月三大时有党员432人，此后至1924年5月，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中共党员基本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略有减少。 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蓬勃兴起，迅速在全国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 广州工人运动一马当先，走在全国前列。 1924年5月1日，工人代表160余人在广州西瓜园太平戏院集会，他们代表广州全市十多万工人，成立全市工人联合会及各行业工会。廖仲恺担任联合工会会长，孙中山到会演讲，号召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团结士、农、商，负起国民责任，建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国家。会后从各工会挑选出300余名青年工人，组成“工团军”。第二年改名为“工人纠察队”，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华人警察也参加罢岗。斗争持续一个多月，最终取得胜利。 广州沙面罢工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志，成为全国新一轮工人运动复兴的起点和标志。随后，新建立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人举行多次罢工；北京电车、印刷、纺织、造纸、铁路和瓦作工人纷纷建立工会组织，开展罢工斗争；上海14家丝厂1.5万余名工人举行行业同盟罢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2000多工人罢工。还有唐山纱厂、抚顺煤矿、湘潭锰矿、武汉九江码头……均举行规模不等的罢工。这些罢工大多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此形势下，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人林伟民、刘少奇分别担任正、副会长。 与全国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遥相呼应，各地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 早在1922年，彭湃就已经在广东海丰地区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地主压迫的斗争。  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1896-1929） 国民党一大确定了全力扶助农民运动的方针，为此组建了以共产党员林祖涵为部长的农民部。在农民部的组织领导下，农民运动更呈澎湃之势，广东及周边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各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展开斗争。 改组后的国民党如此重视农民运动，这得益于孙中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经过多次革命挫折的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民、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 由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农运骨干力量，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6月30日召开的第39次会议上，通过了在广州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方案，由彭湃任首届农讲所主任（或称所长）。 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广州共办了6届。第1至5届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主要为广东培养农运骨干。第6届改为全国招生，由毛泽东任所长，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国共合作下，还准备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过去，孙中山长期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屡遭失败，这给他留下惨痛教训。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定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军校选址在远离市区的黄埔岛原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旧址。此处可以避免军阀的控制干扰，加上黄埔岛历来是军事要塞，筑有炮台，与隔江相对的鱼珠炮台，侧面沙路炮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时海军尚在革命军手中，可以守控江面，进可攻退可守，在这里可以安心治学养兵，徐图天下。 由于该陆军军官学校位于黄埔岛上，故称“黄埔军校”。 鲍罗廷积极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仿照苏俄的“党指挥枪”，提出“以主义建军治军”的设想，并付诸于黄埔军校的治校实践中。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在军校筹备阶段，就应该有苏联军事政治干部参与。1924年1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要求，派来了尼捷列沙托夫、杰尔曼和切列潘诺夫等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小组，直接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后由邵元冲代理）。 由于戴、邵担负着党务、政务工作，甚少过问军校政治部工作，政治部形同虚设，引起军校师生不满，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中共广东区委推荐了刚从法国返回区委任职的周恩来。不久周恩来即应廖仲恺之邀，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的学员中，有徐向前（象谦）、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该期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3%。 黄埔军校筹办初期资金不足，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常有断炊之虞。蒋介石亲自出面向外借钱，为支持军校，连汪精卫老婆的私房钱都贡献出来了。办军校要有枪，没有枪那叫什么军校。蒋介石凭着孙中山的批条，去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取枪，厂长为国民党员，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枪500支。后来蒋介石夸言，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 黄埔一期学生为499人，基本上能做到人手一枪，这是蒋介石的第一笔本钱。 如前所述，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曾承诺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卢布援款，分几次支付。但此后一直没有兑现。因为鲍罗廷这个项目负责人来华后，经过与孙中山接触，特别是国民党一大后不久，他在给斯大林的的长篇秘密报告中，对孙中山做出了全面评估，认为孙是头喂不饱的“老狼”，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孙中山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于是斯大林不急于打款，他要看看再说。 但在黄埔军校筹办期间的1924年3月，斯大林突然决定把一年前承诺的200万卢布资助款一次性付给孙中山，同时还决定增加武器供应。 斯大林态度的突然转变，也与鲍罗廷有关。 在选择黄埔军校校长时，孙中山对蒋介石是有顾虑的，想亲自任校长，蒋介石任副校长。蒋知道孙中山这个想法后，尽管已被孙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仍两次撂挑子不干。鲍罗廷却支持蒋介石任校长，但“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鲍罗廷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为此，斯大林突然决定把拖欠了近一年的200百万卢布资助款一次性付给孙中山。作为让步，孙中山改变主意，同意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从此拉开了斯大林扶持蒋介石的序幕，直至1927年4.12事变。此为后话。 10月7日，苏联援助黄埔军校的第一批武器用船运抵黄埔岛，计有带刺刀的步枪8000支，每枪配弹500发；还有10支手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当时这批枪械足够装备一个最精良的步兵师！看着这些锃亮簇新的武器装备，全校师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欣喜若狂的青年军校生们亲自卸货。 黄埔军校一反以往学习日本、德国等军事学校的办学方式，其办学方针、体制编制、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人事组织等，完全照搬苏联军校的那一套。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联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巴浦洛夫（10月份后由布留赫尔接任）担任总顾问外，还有步兵顾问百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5大教程。黄埔党军有坚强的战斗力，均来自于此。 鲍罗廷还常到军校察看有关教育训练情况，介绍苏联红军的组织与生活，帮助军校师生了解苏联的情况。  鲍罗廷常到黄埔军校视察、指导工作，图为孙中山与鲍罗廷步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位置，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国共合作时的党军制度，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说过：“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1924年到1927年的时代。”“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显然，只读过日本军事补习学校的蒋介石，在军校的建设上，高度重视他在苏联所得到的经验，尤其看重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帮助。正是有了包括军校经费和武器装备在内的苏联援助，以及共产党人的鼎力相助，黄埔军校才得以顺利建成和发展起来，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名校。 1924年至1927年间，苏联拨给黄埔军校办学经费200万卢布，另外每月补助10万卢布；步枪26000支，子弹1200万发，机枪90挺，弹带4000个，大炮24门，炮弹1000发。其中1925年援助的军火价值56.4万卢布尚未统计在内。 苏联武器源源而来，当时黄埔岛上到处是大大小小临时搭建的军火库。正是在这些宝贵的军火援助和资金援助的基础上，在苏军顾问团的帮助训练下，黄埔军校被称之为“现代中国军队的摇篮”，国共两党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自这里。他们曾经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又因为不同的志向而分道扬镳，为各自的信仰而战。 国共合作后，原来思想、组织涣散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生，真正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改组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势力迅速崛起，为此后广东根据地的建立、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及平定中原奠定了基础。 共产国际五大 夏天，是莫斯科最美丽的季节，阳光、绿树、鲜花随处可见。新经济政策后的苏联已逐步恢复了元气，正蓄势待发。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49个国家的60个政党和国际组织近500名代表。 中共派出以中央委员李大钊为团长的代表团，不远万里，赶到莫斯科参加大会。 李大钊一行是从北京坐火车到哈尔滨，再经满洲里赴莫斯科的。出于安全考虑，李大钊此行用了一个化名——琴华。 除了李大钊外，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还有王荷波、罗章龙、彭述之、刘清扬（女）、赵世炎等，担任代表团秘书兼翻译的是中共驻少共国际代表张太雷。 大会的内容相当庞杂，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世界经济状况、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中的策略、生产单位的支部等问题，还讨论了个别国家的党的问题、纲领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影响还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重视，因此，会议虽然成立了若干专门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但李大钊没有能够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重要的委员会，只有王荷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刘清扬参加了妇女委员会。 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报告，批评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在他的报告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他说，国民党正向左转，对帝国主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报告旧事重提，回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国民党问题上的分歧。 6月30日，共产国际主持民族殖民地工作的曼努伊尔斯基作报告，在中国问题上，他继续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说共产国际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们知道，在这个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推动它走上了同国际帝国主义更坚决斗争的道路。”但曼努伊尔斯基又一次批评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他说：“在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加入国民党的同志们的活动被当作'阶级调和’受到严厉批评。” 7月1日，在共产国际五大第21、22次会议上讨论了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可能是中国只派了个中央委员出席大会（共产国际四大陈独秀总书记出席），结果李大钊没有被安排作大会发言，只提交了一个书面报告。会议执行主席盖什克说：“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曾想作报告，但是他不能报告。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 7月11日，李大钊的这份报告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为题，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在《真理报》上发表。编辑特意说明：“现刊载中国代表团的声明，将其补入7月1日讨论民族问题会议的记录之中。”  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团合影 如前所述，李大钊是积极推动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但他并没有忽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这份报告中，李大钊没有直接回答曼努伊尔斯基的批评，他提出了防止国共合作问题上右的和“左”的片面性，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他说：“我们在国民党中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因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派的阻扰和镇压而极为困难，但是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它培养成革命先锋队。”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五大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呼吁各国共产党学习和继承列宁的思想，把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 半年前，共产国际奠基人和领袖列宁因病逝世。共产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列宁都亲自出席并作报告。列宁生前极为重视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他经常谈到，各兄弟党创造性地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是多么的重要。俄共（布）在执行策略上堪称所有兄弟党的模范，因为它拥有三次革命的经验，又吸收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中最有价值的一切东西，表明了自己完全忠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并在捍卫这些利益时具有高度原则立场。列宁号召各国共产党学习俄共（布），把布尔什维主义科学运用到本国的具体实践中去。 共产国际五大在表示对列宁逝世巨大悲痛的同时，强调把遵循和落实列宁关于掌握布尔什维克经验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呼吁：“遵循列宁的教导，这些教导存在于他的党内，也存在于他辛勤创造的一切事物中。”对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重视，正是继承列宁精神遗产的具体表现。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李大钊奉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 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之初，在莫斯科并没有常驻代表。共产国际是通过派代表来华实施对中共进行指导的，李大钊是中共首位正式派出的常驻共产国际代表。 李大钊在苏联期间相当活跃，他认真履行中共代表职责，经常发表谈话和演讲，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回头看国内。8月29日，孙中山扣留了为广州商团运送军火的挪威轮船“哈佛号”。经过交涉，广州政府发还了部分枪械，商团要求将枪械全部退还没有得到满足后，在商业街拉起木栅，筑起街垒，公开罢市。后来发展到武装冲突，史称“广州商团叛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公开表示支持广州商团叛乱，并调军舰到广州水域向国民革命军和广州政府示威。 英帝国主义公然干涉中国革命的暴行，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为了声援广州革命政府与英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决定以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中心，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运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率先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号召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发起支持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 9月22日，“不许干涉中国”运动被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推向高潮。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李大钊应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世界无产阶级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 出席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的，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以及苏联、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他们在演讲中，都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 10月，李大钊在《红色工会国际》第9-10期上，发表《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一文，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已经开始懂得谁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他们懂得，为了世界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要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 在留驻莫斯科期间，李大钊参观了许多地方和单位，了解苏联人民的新生活，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又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坚定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 不久，苏联决定援助冯玉祥国民军，急需李大钊回国做工作，他只好改变在苏联多走走、多看看的计划，于12月3日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归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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