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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六章//党中有党 矛盾渐起（续1） 排共浪潮 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政治气氛热烈，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洪流。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了。 国民党希望置中共于自己的领导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整顿组织，加强党权，势必难以容忍党中有党，何况中共也只是暂时帮助国民党。而中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试图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变成近似共产党的激进的、人民的、工农的党，壮大自己的力量。 中共人数虽少，但能量大，一举取得国民党中央重要职位。同时，利用国民党在各省组织欠缺，又急于发展的机会，在众多地方党部中取得支配地位。这自然让许多国民党大佬不爽。所以，党内合作形式引起了很多复杂与不易解决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中共势力壮大，引起越来越多国民党人的不满。 国民党一大刚结束，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就私下召集华侨及各省党员数十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有些地方的老国民党人也纷纷拒绝与跨党人员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礼。 国民党内一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逐渐联合起来，北京、广州、汉口、上海等地方组织开始了在党内排斥共产党人的活动。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传排共思想，派人跟踪共产党人，搜集反共材料。 谢持、张继、孙科几个甚至跑到鲍公馆，在鲍罗廷面前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内搞党团活动，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遭到鲍罗廷驳斥。 其实，孙中山对共产党也是有所戒备的。 孙中山虽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任命了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但在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央监察委员会，他指定的5名监察委员，均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反共积极分子。孙中山还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的活动。 国民党一大后不久，汉口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因发生纠纷，被停止活动。孙中山特意指定对中共极端反感的刘成禺“全权办理湘鄂豫军政大事”。 可见，一些国民党人反对国共合作的言行甚为猖獗，与孙中山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有很大关系。孙中山的这种态度，注定了国共合作坎坷曲折的命运。 鉴于在国共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和研究。为此，维经斯基再次启程来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5个月来国共合作的经验，纠正工作偏差。  维经斯基（左2）与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开会 对于中共帮助国民党发展的这种努力，共产国际是肯定的，但是以牺牲共产党发展为代价，这在他们看来又是难以接受的。 5月10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来的成绩，指出了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强调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共产党员要认真做好巩固本党的工作，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加强左派，削弱右派。批评了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 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组织，发展劳动运动，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会议还按照不同情况，对在工会运动方面如何帮助国民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 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党在前一时期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关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会议根据同国民党右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复杂情况，适当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党在开展独立活动时不至于受到过分的束缚，能够保持灵活机动的余地。 陈独秀对过去曾经讲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和纠正，对自己的决策失误也做了自我批评。尽管遇到相当多的困难和阻力，中国共产党还是决定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发展，以共同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 但是国民党内的排共倾向却越来越严重。右派们联名炮制了《警告李大钊不得利用跨党机会来攘窃国民党务案》《请取缔共产党案》《请开除跨党分子案》《请斥逐所有跨党祸党共产分子案》《请斥退共产党案》等一个又一个反共提案和弹劾案，署名党员达到2000余人。他们处处刁难共产党人，力图将共产党排挤出国民党，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 当那些呈文提交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时，张继、邓泽如等便以监察委员会名义向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列举共产党人种种“罪状”和“重大阴谋”。他们带着材料找鲍罗廷告状，遭到斥责后，又将弹劾共产党人提案呈交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讨论，并将矛头指向鲍罗廷，建议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再担任国民党的顾问。孙中山居然决定，在8月前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共党案。 在国民党的排共浪潮下，工作难以开展，大部分共产党员不愿意留在国民党内。自从加入国民党以来无穷无尽的纷争，早已让陈独秀不胜烦扰。孙中山决定受理弹劾案的态度，更使他进一步对孙中山的认识发生改变。 7月13日，陈独秀就国共关系现状写信给维经斯基。不妨将其要点摘录如下： 所谓国民党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因为他们控制着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在他们的国内政策中，有许多反劳工的东西，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苏联的东西。 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停止过去那种形式的全面支持，我们应该有所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只能支持国民党左派从事的一些方面的活动，否则，我们就帮助了自己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陈独秀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据此制定新的政策”。 面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鲍罗廷和加拉罕一致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右派进行真正的斗争”。所以不要扩大和加深这些意见分歧，主张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妥协。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央局秘书毛泽东建议中央出一个通告，表明中共的态度。得到陈独秀同意后，他连夜起草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7月21日，陈独秀以委员长的名义与中央局秘书毛泽东共同签署中央第十五号通告——《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指出：“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地攻击排挤日甚一日。”“然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容忍不加以纠正。”通告号召各区委、地委必须进行反击，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反苏、反共、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等严重错误。要求各地党组织做好与国民党分裂的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对国民党右派违背一大政纲、破坏国共团结的反动行径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 沉重打击 8月16日至23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维护国共合作问题。与会中执委、监委总共20人，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一。 部分国民党大佬认为，中共企图借助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孙中山等人也有此担心。于是在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1924年7月11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设立，类似于共产党的政治局，孙中山任委员会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顾问——作者注）会议中提出，既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尤其是他们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引起两党纠纷的主要原因，那么，就应该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特殊的组织，以便国民党能够随时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并能经常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指示。 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得到鲍罗廷的支持，他提议这个特殊的组织可以叫“国际联络委员会”。就这样，会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中，成立一个由鲍罗廷以及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有关事宜，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 应鲍罗廷之邀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的瞿秋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陈独秀闻讯后怒不可遏，决不能接受让国民党来监督自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立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于8月21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强硬提出：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国共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电报已无法改变会议的形势。 8月19日，全会正式开始讨论弹劾共党案问题，相关提案达34件之多。由于中央政治委员会已经内定了解决方案，故孙中山、胡汉民等国民党领导人决定迅速结束争论，就政治委员会的方案达成协议。在8月23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决议同意共产党员仍有保守本党秘密的权利，但决定在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的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 二中全会最后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再次肯定了国民党一大决定的联共政策，明确指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势力；国共两党都是为着完成国民革命事业的目标而合作的；所谓“因为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是极为错误的。它告诫全体国民党员，应当对于“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愤怒至极，觉得这是中共的耻辱！他认为，鲍罗廷根本无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牺牲中共的利益，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宁愿将中共的所有活动，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监督之下，鲍罗廷的做法太过分了！ 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鲍罗廷的做法表示不满。蔡和森甚至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及其所实行的妥协路线。 陈独秀特派高君宇前往广州，向广州地委传达中共中央如下指示：第一，宣布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第二，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鲍罗廷无权领导广州地委的工作；第三，瞿秋白立即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情况。  陈独秀 9月7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报告了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情况，对鲍罗廷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他在信中抱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 陈独秀在信中还说：“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很好地进行工作，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正确建议和指示。”因此，“请向共产国际建议，提醒鲍罗廷同志在同孙中山打交道时要非常谨慎，以免再陷入圈套，要他多同我们党商量”。 陈独秀一直以为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人。其实老鲍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直接派到中国来，出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他为孙中山和国民党讲话就再正常不过了。 在注意到鲍罗廷总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改变孙中山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方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要求苏联停止在军事方面为国民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只要孙中山继续坚持他的军事方针，继续从与军阀的各种形式的联盟中寻找出路，他就绝不可能真正左转，国民党也不可能走向革命。到头来，苏联的“军事援助等于是在武装右派和中派来反对工人、农民和我们”。 10月10日，陈独秀再次致信共产国际远东部，指责鲍罗廷“对中派作出的让步太多，对自己的观点捍卫太差”。由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国际联络委员会”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未见有任何活动。 中共中央最激烈的反应，当是要求退出国民党。 中央代表高尚德在与广东区委的联席会议上，讨论过是否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然而，共产国际不可能同意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维经斯基也意识到国民党右派活动的严重性，他主张对这种活动进行反击，但不能退出国民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合作的历史任务，是使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通过这些组织和运用宣传的方法，把政策转向中国劳动群众方面，转向苏维埃方面，反对大商人、反对封建地主、反对帝国主义。 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倾向南方革命、厌倦军阀混战的冯玉祥从热河潜回北京，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先是命曹锟撤销吴佩孚的“讨逆军”总司令一职，后又逼迫曹锟辞职。为了缓解政变之后各方压力，不让北京政权落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手，冯玉祥积极联络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多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主持大政。段祺瑞、张作霖也出于各种考虑，致电表示欢迎孙中山早日赴京，召开国民会议，与段祺瑞建立联合政府。 面对这一突发性事变，一向希望孙中山能够在北京发挥作用，一举成就中苏同盟关系的加拉罕，力主孙中山接受邀请。鲍罗廷因此极力劝说孙中山北上进京，认为北京政变“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舞台，并称之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北上，“是政治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孙中山觉得，这是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最后机会，决定接受邀请，抱病北上。 11月14日，孙中山从广州起程，经上海取道日本北上。临行前，他接受鲍罗廷建议，发表《时局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中共为迎接孙中山北上，在各大城市发起国民会议促进会，使“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响彻四面八方。 虽然国民会议运动越来越高涨，当时国民党内的反共逆流却更加汹涌。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天津时，肝病爆发，卧床不起。他的身体状况让国民党内诸派各怀心事，大家都知道，孙中山的去世意味着什么。 已被孙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抢先行动，联络一批坚决排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元老，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而后更进一步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打出排斥共产党的旗号。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大佬则组织“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号称有成员400多人。他们发表反共宣言，反对容共、反对改组国民党。 此时，孙中山已病入膏肓，国民党内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并未受到中央的公开指责，这就助长了党内反对“联共”倾向的进一步蔓延。 中共四大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来到上海，寄居在昆山花园的白俄富商家中。他就是多次来中国指导革命运动的维经斯基。 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指派，维经斯基此次来华肩负两项使命：一是贯彻共产国际五大精神，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二是调解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意见分歧。 此前，维经斯基曾于4月份来过中国，主持5月份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他回到莫斯科后，收到陈独秀7月和9月两次来函，对鲍罗廷的做法提出异议。 维经斯基担负着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络的责任，他谨慎地执行着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关系良好。他的到来，让陈独秀深为振奋。他们之间虽有十来岁的年龄差距，但自从1920年初次见面后，双方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维经斯基未敢懈怠，立即开展了第一项工作。他与陈独秀、彭述之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共四大所有提案。为了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他们还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一条窄小的弄堂内，中共四大正在秘密举行。 为了会议的安全，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与华界“三不管”的地方，租借了弄堂内一栋石库门房子（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备有黑板、讲台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参会的维经斯基装扮成“外教”。有一位苏北女工在楼下放哨，一有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代表们马上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 寒风呼啸的11日午后，弄堂内的居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着，他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这次会议。 大会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在3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调作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共旅莫支部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维经斯基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决议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 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李大钊，积极为召开国民会议奔走，同时也忙于做冯玉祥改组国民军的工作，未能参加大会。他这位中共的重要创始人，有生之年仅参加过三大。 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这段时间因病回湖南休养，没有参加此次大会。 四大体现了和衷一致的精神，没有出现像三大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但也涌动着令人振奋的激流。在大年三十的前夜——1月22日，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响起了低沉却十分有力的口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共四大会址，上海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原址1932年1月28日毁于日本侵略军战火。 会议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等13个文件，包括工、农、青、妇运动和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如何开展及其新的要求等，可谓面面俱到。 大会选出了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连任总书记。 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 1.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2.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普遍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这虽然离列宁第一次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晚了20年，但仍值得肯定。 3.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表明中共这时候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通过四大，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曾存在的退出国民党的想法，再一次得到纠正。大会参加者瞿秋白在会后致信鲍罗廷，认为四大的政策是积极的，左派幼稚病和消极性已被铲除，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谴责。 维经斯基此次来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调解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矛盾。 维经斯基实际上面临两难：一方面，他对鲍罗廷在对待国民党右派进攻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不满，但又不能不考虑到鲍罗廷是俄共（布）中央派到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这种角色；另一方面，他对中共的处境深表同情，支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独立性和应有的批评权，但又与陈独秀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而且，在反击右派方面，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有共同语言，但在不能退出国民党方面，他又与鲍罗廷的观点一致。因此，维经斯基只能对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采取调和态度。 在维经斯基的调解下，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组成预算委员会，确定中共的经费数额，同时，中央在工作中听从鲍罗廷的指导。 中共四大结束离华时，维经斯基留下一封给中共中央并转交鲍罗廷的信，希望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合作。 这种调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可能因为这封信，就能够解决彼此的矛盾。随着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维经斯基对鲍罗廷愈加不满。 中共四大重视工、农、青、妇工作及其运动，提出吸收工、农等先进分子入党，这是共产党成为群众性政党的开始。中共四大后，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会组织已发展到160多个，各地学生联合会会员数百万，农民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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