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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九章//彻底决裂 革命潮落 一错再错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度进行了坚决的反蒋斗争。 4月1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指出蒋介石已经成了革命的叛徒，决定电令各军查办政变的主谋者和实施者。 16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公开发表铣电，猛烈抨击蒋介石：“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 17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发出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同时发出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的通缉令。 2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巩固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势力的进攻。 23日，武汉各界群众30万人在武昌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与示威游行。 但是，武汉方面的这些作为，并没有对蒋介石既定的计划和倒行逆施造成多大影响，因为他已经死心塌地做好了抛开武汉，另立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一切准备。 4月15日，蒋介石、胡汉民等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谈话会。原本是准备召开二届一中全会的，因武汉方面反对，其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拒不到会，出席委员不足半数，只好作罢，改为谈话会。但谈话会毕竟不能代替召开中央全会或常委会，在胡汉民提议下，17日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民政府4月18日起在南京办公。 18日，在南京举行了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宣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奠都南京宣言和南京国民政府宣言，南京政府遂宣告成立，从此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  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前排左2起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等。 这时的南京政府当然是不合法的，因为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还不到三分之一，这实质上是个军人政变政府。 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另立政府，如此大的动作，总得有个说法吧。于是，他在南京政府成立大典上发表演讲，说中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如不加以消灭，国民党必将自取灭亡，受治于异族。他指责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者，英、美为白色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还专门为他的反共行为在《告民众书》里做了详细说明。其主要理由是：中共没有遵行联共政策中的接受三民主义的规定；要篡夺国民党党权；间离国民革命军；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对不附和他们的学生关禁闭；宣传阶级斗争；把持饷源，不供给前线军饷等等。还有，中共反对他蒋介石，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企图用这些理由，说服那些迷惑不解的年轻军人。 蒋介石的分裂行为使当时的政局变得更加复杂，出现了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一个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个是仍然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其中武汉政府所处位置最为不利。 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控制浙江、福建全境，江苏、安徽大部，得到英、美列强和江浙财阀的经济支持，并与广东李济深和四川各军阀遥相呼应，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超武汉方面。在北方，张作霖收罗了直鲁军、孙传芳残部和其他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军河南，占领开封、郑州，集结重兵于许昌、郾城、汝南一带，准备经武胜关进兵湖北，进取湘、粤。 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湖北和湖南两省。两省原本就因为过火的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困难。统战关系、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 如何打破封锁，完成国民革命，武汉方面产生了意见分歧。 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事将领主张东征讨蒋，理由是，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根基还不稳固，应该乘势将其击垮，长江下游的问题便都解决了。而汪精卫、徐谦却主张继续北伐，进军河南，打击奉系；同时将陕西的冯玉祥国民军接应出来，会师郑州。他们认为，大军东征，侧背空虚，如果奉军乘机南下，而东征战事一旦久拖不决，武汉将面临巨大危险。蒋介石此时也在口口声声宣称北伐，其在党内外的影响仍然很大，这样的战争有一种相煎太急之感。最重要的一点是蒋介石尚不具备进攻武汉的能力，而北伐河南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冯玉祥表示拥护武汉政府，非常迫切希望武汉方面出兵北进。 与此同时，在中共内部和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就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仑都主张继续北伐，接应冯玉祥，会师中原，退到西北去。 鲍罗廷认为：“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陈独秀同意鲍罗廷提出的“西北学说”。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罗易反对继续北伐，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土地革命”使命，认为目前应通过土地革命加强两湖地区建设，待巩固后再进行北伐。对于“西北学说”，罗易警告说：我们刚跳出油锅又跌入火坑，现在应当去对付蒋介石，如果避开他到陌生的地方去，很可能还会遇到许多像他这样的人。罗易与鲍罗廷就此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鲍罗廷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不久，由于掌握绝对军事力量的唐生智态度发生了转变，他觉得北伐胜利之后，回过头来再收拾蒋介石也不晚。 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打破反革命的军事包围，扩大根据地，然后再讨伐蒋介石。 于是武汉各方对第二次北伐进行了研究规划，决定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在冯玉祥从陕西进军河南时，武汉北伐军由南向北进军，会师郑州、开封。第二期，会师后将阎锡山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由冯玉祥率领北方军队进军北京，彻底摧垮奉系军阀；会师后武汉北伐军再进行东征、南征，占领沪宁与东南各省（由于冯玉祥的倒戈，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期）。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典礼以北伐为基调，但包含着浓重的讨蒋色彩。第二天各军由京汉路北进，向河南驻马店集结。 这样，就出现了宁汉两个政府的两种北伐及其战场，苏联军事顾问也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战场上的奇特现象。 这次先北伐后东征的决定，让鲍罗廷后悔莫及。他后悔没有先打蒋介石，而是先打了张作霖。武汉方面的军队舍近求远，寻求北方的胜利，却放掉身边的新军阀蒋介石，留下大患。蒋介石由此得以免除西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江北，占据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胁，巩固了南京政权。而南京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加紧了对武汉的封锁，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策动军事叛乱，拉拢冯玉祥，促使汪精卫由动摇走向反动。此为后话。 不过，鲍罗廷即使同意东征，也过不了斯大林这一关。 5月13日，斯大林在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在回答“为什么武汉政府不进攻蒋介石，而进攻张作霖”时，分析道： “武汉政府之决计进攻奉军，至少有下面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蠢动，并要肃清它，所以进攻奉军是完全急不容缓的防御办法。 第二，因为武汉派希望和冯玉祥军队会合，更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政府又是极其重要的军事事件。 夺取上海要经过战斗，而且并不像现在夺取郑州等地所进行的战斗一样。不，在上海要经过更严重的战斗。上海是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世界交叉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这样轻易地让出上海来的。 首先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巩固起来，以全力开展土地革命，进行紧张的工作以瓦解蒋介石的前线与后方，然后再提出上海的全部问题，我想这样做是更适当些。” 在采纳了所谓继续北伐，攻打张作霖，而不是首先讨伐蒋介石的方案后，武汉的形势更糟糕。 刚成立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身边，切断了武汉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由于受到南京和上海方面的封锁，更加剧了武汉的经济危机，失业人数剧增，小资产阶级几乎全部放弃了经营，而大资产阶级早已携带白银、黄金逃离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其危殆，一个月内通过各种途径才能勉强筹集到100万元，可是他们一个月的支出却超过1500万元（中国银行曾向其贷款1240万元）。 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内外交困的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彷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危机不断增长，大革命处于紧急关头。 中共五大 鉴于维经斯基领导的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内部矛盾重重，而且部分成员已经回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重组远东局，并吸收罗易加入。这样，罗易除了重点指导中共五大外，还负有全面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责任。4月1日，罗易在谭平山陪同下到达长沙，受到湖南省政府和农民、商人、学生以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第二天，罗易一行抵达武汉。8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欢迎罗易的到来。 罗易到武汉后，加紧了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种种危机相继袭来，武汉政府日益动摇，阶级关系重新组合。是否继续国共合作？怎样才能打破反革命的包围？如何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如何挽救处于紧急情势中的大革命？这些紧迫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陈独秀和中共四届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原想推迟五大召开的时间，他们担心此时召开五大，代表们会对其右倾错误进行谴责和批评。但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和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会议不能延后，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和制定挽救革命危机的方针政策，于是，五大如期召开了。 五大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全部聚集于此。 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李大钊没有到会。此时李大钊已被张作霖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五大开幕后的第二天，即被绞杀。10天前，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芳、钱大钧杀害。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正在白色恐怖中和敌人周旋。足见当时形势之严峻。 4月27日，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学礼堂举行，出席开幕式的除了正式代表，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代表团，苏、英、美、法等国共产党代表以及各群众组织代表。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从4月29日起，大会转移到汉口市郊的黄陂会馆举行。  中共五大会场旧址 在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代表徐谦，以及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祝贺词。国民党方面，徐谦、谭延闿、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 主席台上悬挂着马、恩、列头像和国共两党党旗。 大会开始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唱《国际歌》。 4月29日（即正式会议的第一天），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他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地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中山舰事件、北伐、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 虽然陈独秀的报告是根据会前与罗易拟定的大纲写成的。但罗易对这个报告并不满意，认为它并没有完全体现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第二天，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长篇讲话。在讲话中，罗易指责“陈独秀主要是报告过去的工作，对于未来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从而回避解决问题”。他针对陈独秀报告，就革命的前途、与军队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革命基地3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独秀的报告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反而被视为是陈独秀以及由他领导的中央从四大以来所犯一系列错误的辩解之词。因而在大会现场遭到了各地代表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反驳。 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称陈独秀的报告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这位年仅24岁的团中央书记，这么严厉地批评比他大一倍岁数、年长资深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见当时引起的轰动。后来任弼时在五大上第一次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同意鲍罗廷、陈独秀“向西北发展”建议，大多数代表也不同意，罗易更是表示坚决反对。 罗易刚到武汉时，在政府办公大楼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鲍罗廷。鲍罗廷热烈的拥抱，使罗易仿佛又回到从前在墨西哥那段亲密无间的日子。然而，两人很快便意识到，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无休止的政见论争，致使中共对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毫无准备。现在，他们又把在会前关于北伐战争及土地革命的争论搬到了五大上，当着全体与会代表的面，继续唇枪舌剑。 在大革命后期，鲍罗廷与罗易两位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华主要负责人之间，在如何实现领导权、如何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上的无休止争论，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对急剧发展的形势指导无力，拿不出良策而引起的。同时也是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之间的斗争，把中国革命问题作为筹码而导致的结果。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使中央领导人甚为困惑，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好，甚至相互之间也闹不团结，以至中央委员会内部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分歧，而且不顾场合，把这些分歧公开在国民党人面前，可见问题的严重。 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固然各有各的意见，但作为一把手的陈独秀来说，就不能再徘徊于鲍罗廷和罗易之间了，但陈独秀的表现却令人失望。 与会代表为今后何去何从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一向对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做法不满的瞿秋白，出人意料地在会上散发了一本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零国际？——中国革命之孟什维克主义》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表面上是揭露和批判“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是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而来的。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一边笑，一边对坐在旁边的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成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 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等问题，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 本来，瞿秋白是把小册子提交给了大会主席团的，但被陈独秀扣住，不准散发给与会代表。瞿秋白迫不得已，只好将小册子提交给参加小组讨论的各位代表。 陈独秀和彭述之早已料到会遭到批评，但没想到会如此尖锐。陈独秀如坐针毡，不停地吸烟；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叽里咕噜地重复着“见了鬼了”的口头语。 维经斯基对陈独秀比较了解也比较同情，他并不支持瞿秋白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因此小册子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 四一二事变后，此时仍在上海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的五大代表周恩来，虽不能亲自参加大会，但十分关注五大的召开。他特地委托上海区委的代表带来了两点意见：一是中央要承认错误；二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看了这两点意见，陈独秀甚至有点不相信，这些意见竟来自平时看上去那样宽容的周恩来。 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且卓有成效的毛泽东，也向大会提交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这是毛泽东和在广东、江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的澎湃、方志敏在会前联合拟定的。但陈独秀等人对此不屑一顾，没有将毛、彭、方等人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未予讨论。 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罗易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精神，在中共五大上先后发表了5次讲话，内容涵盖了大会涉及到的所有重要问题，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建立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联盟、民主革命专政等几个要害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他把革命失败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  中共五大会场 当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拿出一个挽救危机的具体意见时，大会却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位代表冗长的发言。不少人觉得应该彻底检讨过去，转变政策和策略，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莫衷一是，难以下手。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党人既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发展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将革命引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又要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诸多激进政策要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下才能进行。这就势必冲击到统一战线内右翼势力的既得利益，最终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这又是莫斯科所不能允许的。所以参加会议的李立三回忆说：“当时……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的。”蔡和森也说：“中央政治局的神情愈加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 虽然代表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但在罗易、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的努力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等6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这些决议案和文件都是按照共产国际旨意制定的，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精神的体现。它涉及现阶段中国革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指出了革命发展非资本主义前途、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目标，提出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土地革命、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基本任务。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夺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在认识上，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革命对象；但另一方面，又把对蒋介石的希望转移到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的身上，视他们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者，寄希望于他们来领导军队、政权、土地改革等。对汪精卫等人叛变革命的危险性也缺乏思想准备。 中共五大没有找到问题的要害，自然也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大会选出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多数是工人运动或者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连任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与往届一样，中央领导层的人选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策划包办的，罗易对此比较满意，认为它基本上体现了中共在那种条件下可以拥有的最佳领导班子。 中共五大的相关决议及其宣言，显然不能让汪精卫等人看到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的前景。因此，五大刚一结束，汪精卫就与徐谦找到陈独秀。汪精卫告诉他，朱培德等将领专门来电，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 汪精卫随即提出，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谁领导谁？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他指责“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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