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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十二章//井冈红旗 能打多久（续） 亲自指导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在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后，又出现了“左”倾盲动的错误，使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再度遭受损失。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者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工会会员由革命高潮时期的300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基本上被解散。 因此，对于国内和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怎样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如何看待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党在当前的基本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都需要加以澄清，从而制定出党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等等。这些重要问题，只能通过召开一次新的党代表大会才能加以解决。 1927年11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曾经决定，拟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六大，但无法确定在哪里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开会地点。 在次年1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六大筹备的有关问题，讨论了会议主题、开会时间、到会人数、代表名额分配等问题，但会议地点仍无法确定。 与此同时，1月下旬，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曾用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在上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处写信，认为中共很有必要及时召开党代会。因为“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对所有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为了充分弄清革命的前景和任务问题，解决目前党内的状况和克服党内一切错误倾向，迫切需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关于会议地点，米特凯维奇建议在苏联召开。因为“在这次党代会上很需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切实领导”。他还说明不宜在中国境内开会的三条理由：一是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二是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三是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代表们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进行工作。所以，“在中国召开代表大会非常困难”。 由此可见，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最初是来自赤色职工国际驻华代表的建议。同时，中共方面也考虑到，因为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于1928年春季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将于同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届时中共都将派代表参加。于是中共中央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届时派员参加会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充分考虑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很快回电，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开，要求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提前到莫斯科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各路代表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个多月，于6月中旬陆续到达莫斯科。 6月1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当年斯大林接见他们的情况时说，会见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最关键时刻斯大林把速记员都打发走了。斯大林和中国同志长时间地讨论了中国革命性质和当前的革命形势。 斯大林认真倾听了中国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斗争形势与经验教训等情况的介绍，并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 “左”倾盲动政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在当时都是问题。斯大林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让大家更易于理解这一问题，他还列举了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情况来加以说明。 斯大林的话，让在座的中国人如醍醐灌顶，搞清楚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究竟是处于高潮还是处于低潮时期，中共领导人中间也有争论，甚至争论到斯大林那里去。斯大林对他们说，现在的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低潮，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像教小学生般，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朵浪花，说：“在低潮时也会有几朵浪花。” 接着，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但不是今天就暴动；要反对盲动主义倾向。 斯大林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成功召开，都极具指导意义。 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中国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也于6月14、15日召集瞿秋白、周恩来等21名中国同志举行“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城市、农村工作与工农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还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上是六大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座旧式贵族庄园召开。  中共六大旧址 大会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出席大会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 在开幕式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共等代表团亦参加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中共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布哈林在大会上作了长达9个小时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瞿秋白在大会上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问题报告等。 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总任务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明确当前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武装起义，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下，全面分析了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阐述了现阶段的革命政策。此外，还有关于农民、工人、青年、妇女运动方面的决议案；关于政权、宣传和军事方面的决议案；党的建设方面的决议案等一共15个决议案，可谓面面俱到。这些决议案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重大革命问题，为以后相当一个时期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六大是中共从1927年4月开始的理论混乱之后，首次进行的全面梳理，从而厘清了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革命策略等诸多复杂问题，成为中共列宁主义化、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里程碑。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名委员、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随后，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共产国际认定，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在于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妥协。会议对知识分子干部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指导机关工人化”的口号，决心以工人出身的领导取代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为此，对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彻底改造。 1928年2月，向忠发抓住斯大林在一个委员会批评瞿秋白中央的机会，两次致信斯大林，抨击中共中央决议中，没有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习性。并断言中共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中央领导者的无能，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引起了斯大林的重视。根据斯大林指示，彻底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这是因为斯大林已看中了具有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位置。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六大会议，主持起草了六大的所有文件，并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号施令。闭幕的前一天，米夫正式提出了一份破天荒地把向忠发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随后，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党内仍以总书记称之），正式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一把手。 由于参加六大的代表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及其代表的活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暂时不向中国派出代表，在莫斯科留下两名代表（瞿秋白、张国焘），“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大革命失败，斯大林把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革命仍旧遭受挫折。于是他又把瞿秋白换掉，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到一把手的位置上。 向忠发上台后，不仅丝毫没有表现出多少无产阶级的远见和睿智，而且盲动到和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远东局的代表大吵大闹，坚信为了在中国组织全国性暴动，推动世界革命的早日到来，苏联应当出兵中国。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干部了，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学生，被推向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此为后话。 转战赣闽 1928年10月上旬，在井冈山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挥善于理论思考的长处，发展了几个月前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形成了那篇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报告：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特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这段话详尽地说明了军阀混战与土地革命二者的内在联系。混战的军阀与革命的人民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双方，是一中的二，二又存在于一中。  北伐战争并没有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反而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图为各派军阀割据形势。 毛泽东的话似乎拨开了大家的心头迷雾，点燃起了希望火花，全场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仅做通下面党员、干部的工作是不够的，上面的工作更重要，毛泽东抓紧撰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向中央汇报，坦诚己见，争取中央的理解和支持。 报告首先介绍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然后分别从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革命性质、割据地区等6个方面报告了井冈山地区的形势。 这篇报告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特点，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它回答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虽然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中来，但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随着1928年隆冬季节的到来，井冈山成了一片冰雪的世界。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指战员在冰雪覆盖的山林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时日。 这时令毛泽东、朱德高兴的还有一件事，彭德怀、藤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创建的红5军余部约800人，一路转战，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新城，与毛泽东和朱德的红4军会合。他们的到来，壮大了井冈山的红军力量。 原本不起眼的井冈山，日益兴旺起来，成为全中国注目的地方。 经过多次“会剿”，井冈山的红军不但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让身在南京的蒋介非常恼火，他下令湘赣两省调集18个团、3万多兵力，分5路再次合围井冈山。 怎么办？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召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组织以及两军的官兵代表，在宁冈县栢路村召开联席会议，着重讨论解决井冈山的经济问题及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 此时，红军在井冈山上有五六千人，但枪支弹药缺乏，给养困难。经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后，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策略，主动向外线出击，向敌人薄弱的环节进军，牵制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围，同时解决根据地内日趋严重的经济短缺问题。具体部署是：红五军及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斗争；红四军主力转战外线，沿湘赣边界出赣南，绕到敌人侧后作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6个月前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精神传到了井冈山。对六大精神，毛泽东持热烈欢迎态度，这不但是因为他在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中央委员，在全部23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数排名第12，这反映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最高层的认可。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秋收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到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的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 所以“那些决议……确实是正确的，我们很高兴接受这些指示。”毛泽东在写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这样说。 1929年1月10日，敌人第三次“会剿”开始了。几天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28、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团，共4800余人，携枪1100余支，告别了风雪弥漫的井冈山，冒着刺骨的寒风，分别从茨坪、小洲出发，走出井冈山，向赣南挺近。 他们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井冈山，直到1965年5月，阔别30多年后，毛泽东才“重上井冈山”。 根据中共中央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于1929年1月29日在莫斯科召开重要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援助朱毛问题”。出席会议的有：米夫、别尔津、库丘莫夫、瞿秋白、张国焘等。会议听取了中国同志的报告，研究“关于援助朱毛问题”。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1）以中共中央名义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2）要从总的形势和今后运动发展前景出发，弄清在继续开展朱毛运动是否适宜问题上的方针。（3）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引者注）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共产国际文件中，最早关于朱毛红军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表明了朱毛红军已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也充分显示了共产国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和朱毛红军的支持与帮助。 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朱毛红军问题的决定，因为共产国际很快就成立了新的远东局，此后由远东局直接与中共打交道。 1929年3月，新的远东局（注：1926年6月曾在上海成立以维经斯基为主席的共产国际远东局，1927年4月解散）在上海成立，成员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别斯帕洛夫。埃斯勒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远东局负责人，在帮助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 离开井冈山的一个多月里，红四军艰苦转战在崇义、大余、南雄（广东）、信丰、寻乌、会昌、瑞金、大柏地、宁都、吉安等十余县，连吃败仗，损失很大。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红军抓住追敌两个团孤军冒进的机会，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占据有利地形，布下口袋阵，经一天激战，毙敌30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粮食等，扭转了下山后一路被动挨打的局面，振奋了全军士气。 2月22日，朱毛率领的部队到达与吉安、兴国等5县接壤的东固，与红2独立团和红4独立团会合。他们在东固从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 在东固，毛泽东、朱德得知在强敌的围攻下，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突围至赣南一带，原定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加上客、土两籍矛盾，当地党组织在彭德怀红五军的配合下，错杀袁文才和王佐，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此事彭德怀非常内疚）。经向上级申诉无效后，袁、王二人原旧部700多人在国民党的收买、支持下，成立保卫团，分别盘踞茅坪、茨坪、大小5井等原毛泽东苦心经营的井冈山根据地，与红军为敌。后来红军曾多次寻机夺回井冈山均告失利。 这时江西之敌主力李文斌旅向东固进逼，吉安之敌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势。为了保住东固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毛泽东、朱德只好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沿赣闽边界，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闽西进发。 3月14日，红军攻占长汀城。长汀是闽赣边境上的一个重镇，也是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闽、粤边境的山区，还不曾进入过比较富庶的城市。他们一进长汀城就向商界筹借军饷，购置布匹，用缴获的敌人服装厂，赶制了4000余套军衣、带红星的军帽、挂包、绑带，每人还发了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红军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好不威风。  1929年3月在长汀成立的闽西赣南第一支县级工农武装——长汀赤卫队 在长汀，朱德会见了当地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后来，傅连暲把自己的整个医院都捐献给了红军，他本人也成为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 这一时期的红四军相当艰苦，像长汀这样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在连续转战中也是极少碰到的。毛泽东在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随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为了便于游击战争，红四军进行了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全军编为四个纵队，每个纵队有枪500余支，1200余人，朱德仍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何健就任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讨桂战争随即爆发，湘军撤离江西，江西的国民党军也大部被抽调参战。 这时，从井冈山突围的彭德怀部3个连，已经转战到赣南。考虑到国民党军在赣南兵力空虚，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 4月1日，红四军主力离开长汀后，翻过武夷山，到达江西瑞金。第二天同彭德怀、藤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会合。 这一时期，毛泽东、朱德利用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兵力空虚的机会，大胆分兵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于都、兴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寻乌等县初步形成赣南根据地，成立了赣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形成赣南武装割据局面。 此时，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独立第1团，在赣东北占据着弋阳、德兴、乐平、贵溪间大片地区，组织信江苏维埃政府及军事政治学校、农工妇女训练所等。 黄公略率部在湘赣边占据着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境，开辟了数块根据地。 在闽西方面，因粤桂战争爆发，地方军阀陈国辉主力赴广东参战，一时兵力空虚。这时，毛泽东接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书面报告，说明闽西情况已发生了新的变化，急需红军重返闽西，帮助开展革命斗争。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决定红军再次进入闽西。 红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已今非昔比。过去民众对红军不了解，有些人还心存疑虑，这一次红军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红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后，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一举攻下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书记的闽西特委，领导各县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扩建红军、赤卫队，创建了闽西根据地。 6月中旬，鉴于讨桂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蒋介石注意到红军在闽西的发展势头，旋又任命金鼎三为“回剿”总指挥，着令赣、闽、粤三省集结军队于闽西地区参加会剿。但此举很快被紧接着爆发的中东路事件，特别是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各部响应桂系，共同揭旗反蒋的战争所打断。这场讨桂战争打到年底才告结束。 新老军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剿灭共产党人和红军，客观上极大地便利了红军在赣南及闽南的发展。 此时，毛泽东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 1929年7月2日，《真理报》在题为《中国统一的“假象”》社论中说：“彭德怀、方志敏、王佐、袁文才，特别是朱德和毛泽东的红色游击队……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必将引来数以百万计的新生力量加入新的起义大军。” 不久，《真理报》又赞扬毛泽东是“中国游击运动中极为出色的领袖”。 同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强调“在毛泽东贺龙活动的地区，要坚决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特别是对游击运动）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的倾向”。 共产国际终于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进行的农村游击战争有了新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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