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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图像史是一个新的学术论域，应该探索正确的、适宜的学术方法，以便收获较大裨益。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确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象的性质。 毫无疑问，文学图像史的对象是“文学的图像”。这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决定了文学的本位属性。这是基本的学术立场，也是研究的出发点，然后才延宕到与其相关的图像，并应紧紧盯着二者之间的关系。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确立了的文学定义，无论后学提出多少新定义都没能颠覆这一原初，说明它已积淀为文学常识而不容置疑。这一定义同时也意味着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即被后学名之为“形象思维”或“象语言”的艺术——文学通过“语象”而不是通过概念和世界发生联系。于是，语象和图像的关系也就成为了文学图像史的核心论题，甚至可以说“语象和图像”一起构成了该论域的基本范畴。 之所以需要明确“语象”在文学图像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认为它和“图像”一起构成了该论域的基本范畴，在于语象之“象”和图像之“像”存在着天然联系，二者的不同只表现为前者是心理的、想象的，后者是物理的、可见的。所谓“文学图像”，实质是作品文本语象的模仿和外化；文学图像一方面源自文学语象，同时也不可能一一对应。一般而言，文学图像是文学语象的筛选或重组、浓缩或延宕、变形或变相，等等。[1]无论怎样，文学的图像呈现必定来自作品的语象蕴涵，或者说文学语象是文学图像的生成之源；而“文学的图像化”，说到底是“语象外化为图像”，不可见的心象物化为可见的视觉图像。因此，文学图像史只有立足于语象和图像的比较，才能发现文学和艺术的内在关联及其互文规律，才能对两种符号的互动及其所重构的图像世界进行有效阐释。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研究方法。 将语象和图像作为基本理论范畴，或者说将二者的比较研究作为文学图像史的基本方法，不仅研究对象使然，而且有另外的、更深层和更现实的意义，那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时可以体感到的、在“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背后隐秘着的符号危机。对此，人文学术应该有所回应。 “图像时代”对文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人所共知。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一负面影响的背后，更有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传统的唱和、和谐关系已被“图像时代”所颠覆；包括文学在内（文学较为典型），原是语言的领地，正被图像所替代、所僭越（影视改编代替了文学阅读）。问题更在于这一趋势才刚刚开始：图像在技术的支持下，表意机能魔幻般地增强，而语言表意与技术几近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图像对语言的替代与僭越不但不会止步，而且会呈现一往无前的强势，并且会愈演愈烈。那么，长此以往，人类的语言、思维、思想、情感、文化与社交等，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于我们甚或整个人类，还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尽管20世纪以来的现象学、存在论等对此都有所触及，但是，总体看来，学界在这方面的认知刚刚开始，甚至无法从学理上解释家长们何以希望自家孩子喜好“读书”而非沉迷于“读图”。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个极具学理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可见是一门“顶天立地”的学问。文学与图像、语象与图像的比较分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人文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事实上，回溯文学图像研究这一新学的最初兴起，关注语图符号的关系恰恰是它的初衷。以“国际词语与图像研究会”为例，从1987年成立开始，就已明确将语图关系作为文学图像研究的目标。这从他们发表的一些论文就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诸如《词语与图像中的讽刺》《莫里斯早期作品中词语与图像的整合》《时间的斑点——视觉/听觉叙事》《标题中的图像、符号和词语——16和17世纪科技书籍的版面和扉页》、《美国早期现代主义中的词语与视觉》《表现主义的图像修辞：词语和图画共轭的符号学方面》，等等。在这一意义上，应当把1987年定义为这门新学问的开始。我国的相关研究当在新世纪之后，2010年前后大规模展开。 符号学自从8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应该说已经取得不少进展，特别是在译介和评述西方理论方面成绩卓著。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面对中国本土的意识有待提升，面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待加强，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做了很多努力。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特殊性，从而决定了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和问题，应当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如果我们将符号学移植到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中，或者说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为论域研究符号学问题，那么，一种新的“比较符号学”或将产生。如是，这将是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符号学——语图比较符号学——或将呈现于世界学人面前。这个设想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语言和图像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两种符号，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具功能价值的两种符号，也可以说是人作为“符号动物”的两翼。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具有当代意义，而且有益于丰富传统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符号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如果立足于本土资源建构符号学，或者说借鉴符号学的观念与方法重新反观中国文学图像史，那么，一幅颇具民族特色的语图关系史就会展现。现以题画诗为例略作说明。 中国题画诗的发展大体有三大历史阶段，与前述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分期吻合：1、晋唐。题画诗尚未题写在画面上，特点是咏画不离画。2、宋元。特点大变，诠释图像演变为引申画意。3、明清。画本体几近成了言说的“由头”，语言和图像在中国画里的主宾位置被彻底颠倒。 由此可见，中国题画诗的历史是语言逐步介入图像的历史，更是排挤、挤兑图像的历史，也是图像艺术逐渐退缩而被语言艺术取而代之的历史。如果将这一历史纳入语图符号学的视野中就可发现，盖因语言是实指符号、图像是虚指符号；而实指的必然是强势的、虚指的必然是弱势的，所以才有上述历史进程而不可能相反。[2]这就是借鉴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图像史及其二者关系获得的新知。西方的语图关系恐怕不是这样：照相技术发明之后，强调图像的独立自主性是其主要倾向，于是有了现代绘画和抽象艺术的出现，可见中西有着不同的语图关系史进程。我们不赞成将“图像独立”作为全世界的普遍大法，更不赞成以此为口实主张中国画的“独立言说”。为什么？这就是文学图像史未完成的任务。 毫无疑问，这一“新知”是原创的、中国的、现代的，是中学借鉴西学的产物。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沿着这条路径反观整个中国文学图像史，一定会有更多、更大、更有意义的收获。这就是本论域的努力方向，更是留给我们的思考，思考如何通过文图关系拷问语图关系及其民族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语图比较符号学”当然会自然生成，无须人为炒作；就像我们的文学与图像研究那样，没有借助任何非学术的外力，完全是学术内部的驱动，自然而然地生成和繁荣。 当然，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意义还可以列举很多，诸如“跨学科”“话语重建”“弘扬传统”之类，多是老生常谈，或是官方宣教之言，恕不重述。 · 人文学术之中外镜鉴 · · 文艺理论之铄古成今 · 注释： 1、笔者曾将诗意图概括为应文直绘、旁见侧出、语篇重构、喻体成像和统觉引类等五大范式。参见《诗歌的图像修辞及其符号表征》，《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参见拙文《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和《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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