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百科全书——艾柯

置身于宁静 2023-06-15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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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派——艾柯简史

翁贝托·艾柯（UmbertoEco，1932/1/5－2016/2/19）生于1932年，当时正是二次大战的前期，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悄然兴起，年幼的艾柯经历了法西斯的始末，而古来已久的意大利浓重的天主教文化氛围也从小就熏陶了他。战后意大利的主要文化思潮是以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哲学美学为主流，艾柯正值读书阶段，也受到克罗齐美学的影响，他也是从美学研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但是他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在50年代美学期以帕莱松为指导，研究托马斯·阿奎那并最终超越了托马斯的经院哲学美学。接着于60年代进入到前卫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前沿。70年代进入结构主义符号学时代，而80年代后他成为世人瞩目的小说家。在写小说的同时开始和读者评论者阐释者进行对话交流，他的诠释学思想和理论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备。

艾柯是当今欧洲最为博学的学者之一，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如他这样的大师也不多见，这不仅体现在他严谨绵密的理论著作中，同样体现在他千姿百态的小说中。从中世纪哲学美学研究，到前卫大众文化研究，如何将中世纪和后现代打通，艾柯采用了符号学，只有符号可以跨越多种领域和学科，有了符号学，诠释符号意义便是应有之义，通过对诠释学的研究论证后，艾柯基本打通了他作为学者的各种理论纠葛，接着，他成为了一名独具特色的学者型小说家，在对小说进行实际创作同时，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

关于艾柯的博学和复杂性，在《论艾柯》（On Eco）这本小书中，哲学家格瑞·P·瑞德福德把福柯的一段话套用在艾柯身上，真是精彩不过：“这一陈述（艾柯）是人类生产、操作、使用、转换、交换、组合、分解、重新组合，并可能被毁灭的对象之一。它不是能够一语概之的东西......正如这一陈述孕育于其物质性中一般，它与其社会阶层相伴而生，进入各种网络并适用于众多领域；进行流转或修改，被整合为各种操作和各种策略，在其中它的身份得以维持或消逝。由此，这一陈述得以循环，使用，消逝，允许或阻止欲望的实现，服务或抵制各种利益，参与到挑战与奋斗中，成为侵吞或对抗的主题。”①他说艾柯就是这一陈述本身。

符号学在艾柯学术研究中处于主导性地位，艾柯的符号学世界观统领他的理论。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先生为《阅读艾柯》一书所做的序言中，引述艾柯曾说过的话“我认为符号学是本世纪可以采取的唯一哲学形式……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以符号学的视角进行重读。”②他还提到一件事，说在一次会议上，雅克布森遇上艾柯，以一种忽然充满感情的忧郁对艾柯说：“谢谢你！”艾柯问道：“为什么？”雅克布森回答：“就为了你的存在。”③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艾柯对符号学的态度以及对于符号学界的重大影响，也可以感受到学术大师对于艾柯所持的崇高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和赞美。中国符号学家李幼蒸先生说：“如果说当代国际符号学活动的首席组织者是西比奥克，那么这一国际性活动的主要理论提供者就是艾柯。格雷马斯理论只能为法国方向的专门研究者所掌握，所谓曲高和寡，而艾柯理论则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大致可以说，今日健在的符号学家中享有国际声誉的主要就是格雷马斯、艾柯和西比奥克，他们分别在符号学分析的严格性、文化描述的普遍性和符号学活动的国际性诸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④他给出的这个评价，是对当今世界符号学家的比较中肯的评价。

艾柯的世界纷繁复杂，研究者将其论著大致划分为8大类52种⑤，其中包括论文、论著、编著、小说、随笔、杂文等，涵盖中世纪哲学、美学、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符号学和阐释学研究等。艾柯在多个领域轻松游走，抱持一种既不保守也不过激的精神。也就是有学者称为的“综合与调停”精神，这种精神使他既能研究深奥的经院哲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又能研究奇诡的现代主义者如乔伊斯；既和精英文化保持密切往来，又和大众文化有着亲密接触；既对诠释情有独钟，又极其反感过度诠释；既能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优质畅销书，风靡世界，又能吸引研究者写出大量的论文和论著。英国学者迈克尔·凯撒（MichaelCaesar）所认为：“艾柯的引人瞩目不仅在于他那在理论研究和叙事创作之间跨越的能力，而且在他那能够在不同种类和层次的交流中不断进行实验、回归和修正的思想运作方式”。⑥艾柯具备的这种跨越能力和综合思想运作方式是他成为当代百科全书式大师的必要条件。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法西斯肆虐的意大利也进入了多元文化发展期。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等新的哲学思潮，动摇了以克罗齐、詹蒂莱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外，批判理性主义、唯灵论、现象学、符号学、阐释学也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⑦艾柯的老师帕莱松就是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之一。在文艺方面，战后出现了新现实主义，要求文艺反映现实，真实记录生活的文学思潮，和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一样，诉求战后的现实生活，意大利著名作家也是带领艾柯走上文学之路的卡尔维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氛围：“那个时代，意大利文学大爆发，始于生理、存在主义、集体行为，然后才是艺术行为。……从不可避免的经验——战争、内战——中滋生的东西迫切要求作者和读者进行互相沟通：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平等相待，都有许多故事要讲，人人皆有自己的故事，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异常、起伏、冒险，需要表达。起初，再生言论自由对人们来说就是讲述的渴望……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好像是属于另一个时代，我们却在缤纷的故事王国中游走。那时谁开始写作，谁就要对众多无名的口述者讲述的同一题材。”⑧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著名的文论家葛兰西，他提出的“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强调知识分子要担负起领导组织民众的重任，要表达人民群众的需求。艾柯也是赞同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50年代由于工业的强力发展，社会矛盾也变得尖锐，从而还出现了工业文学。新先锋派也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他们关注艺术和语言，强调文学的新形式，摒弃旧的模式。1963年 10 月，一批新先锋派文人聚集在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宣布成立新先锋派的文艺团体——“六三学社”（Group 63），艾柯即是其中的主力之一。但是由于学社内部矛盾于1968年解体，这种参与表明艾柯从青年时期就是文化的先锋。这也正是艾柯学术开始期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

艾柯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的亚历山德里亚城，这个小城与法国接壤，因而它的文化氛围与意大利其他地区迥异，更多的是法国式的冷静淡然而非意大利式的热情畅快。艾柯多次提到，正是这一文化积淀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⑨艾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祖父是一位印刷工人，他对艾柯的一生有重要的影响。艾柯回忆他的祖父特别爱书，对这个世界有着异常的好奇心，在他退休后进行书本装订工作，因此家里铺满了各种为装订的书籍，比如精美的插图的戈蒂耶的书，还有大仲马的通俗小说，艾柯最早接触到的书就是这些。艾柯的祖父过世后，很多书都被藏在一个大箱子里，成了艾柯的宝库，里面还有一些海陆旅游和探险杂志，有稀奇古怪甚至残忍的故事，这是艾柯最早进入小说的世界。艾柯的祖父有十三个孩子，艾柯的父亲是长子。艾柯的父亲也爱读书，但是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根本买不起书，所以艾柯的父亲就在路边小书摊读书，书摊老板不耐烦时，艾柯父亲就换一家再接着上一本书看，艾柯说这些是他视若珍宝的幼年记忆。艾柯成年后，自己出版了很多书，也是对祖父和父亲的回报。而鼓励艾柯走向文学尝试的是他的外婆，她是一个图书馆的会员，每周回家给艾柯带两三本书，有情节诱人的通俗小说也有巴尔扎克的名著，而艾柯的母亲也算得上是一位才女，很早就受过打字培训，学习过德语和法语，博览群书，谈吐优雅，因为写作很有文采，还给别人代笔写信，艾柯认为自己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纯正的写作品味和最初的文风。这就是艾柯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嗜书如命，每个人都追求知识，积极上进。艾柯的童年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当1943年法西斯灭亡的时候，艾柯才刚11岁，他回忆说战争结束后，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不同观点和政派论争，这个给他后来的综合调停意识，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艾柯童年时期，虽然是经历战争和法西斯，但是他个人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他小时候就喜欢漫画，读过很多并创作了很多连环漫画，他小时候还喜欢以马来西亚和中非为背景的奇幻小说，并且把自己的一些写作编辑排版做插图。这是他的幼年，他已经表现出来对世界的好奇，对文字的热爱。

意大利一直都是个天主教意识浓厚的国家，因为有教皇国在那里。1945年，艾柯十三岁时候参加了意大利天主教青年团，他甚至在方济各修会做了一段时间的修道士，而且当时新托马斯主义还在盛行，艾柯于是接触到了天主教的核心——托马斯主义。1951年艾柯19岁上大学，1954年22岁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即后来1956年24岁时出版的他人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艾柯在都灵大学读书，受教于当时著名的基督教存在主义美学家帕莱松，帕莱松引导艾柯走上了形式美学的道路。艾柯对中世纪美学哲学的研究和兴趣，还有后来对于形式和符号的研究，都跟这位导师有着关联和渊源。1954年这一年，艾柯还正式脱离了天主教青年团，并且最终抛弃了天主教信仰。这个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青年团与教皇发生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解能力进一步增强，对于天主教信仰艾柯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据说他后来选择了世俗人文主义信仰，从他后来成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看，确乎是如此。从艾柯的青春期来看，艾柯在他的大学期间就已经知道了自己今后的目标，所以他能够在大学期间就完成博士论文，这个也许和他推崇的乔伊斯类似，艾柯盛赞乔伊斯在大学期间还只是一个bachlor的时候就已经清楚自己一生的使命。我们还可以看出，艾柯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的选择是非常理性非常有头脑的。比如说艾柯选择托马斯·阿奎那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体现出了他的果敢勇敢和眼光之锐利。当时一方面新托马斯主义在流行，他们意欲将圣托马斯的所有理念不管是否合适拿到当前社会宣扬并全部接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大哲学家克罗齐的影响，克罗齐的美学直觉论以及他的各种文化文学美学哲学理念在意大利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但是克罗齐对托马斯·阿奎那包括对整个中古社会评价都很低，特别是他认为中世纪并没有什么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即便是托马斯那样的大神学家也不例外。艾柯选择托马斯·阿奎那做为博士论文选题，是同时对新托马斯主义和克罗齐美学发出了挑战，所以，可以看出年青时候的艾柯多么大的雄心壮志以及不惧权威的学术勇气。

大学毕业后不久，艾柯走上工作岗位，他首先去了意大利米兰国家广播电台，这个阶段他正式进入了新闻传媒界，这份工作为他视野的打开，为他后来对媒体和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原始资料。这一阶段，他开始同一批前卫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来往，这个时候，由于受到音乐家贝里奥的影响，他开始了对乔伊斯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艾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小说和学术都深深受到乔伊斯的影响，艾柯后来发表了专门的《混沌美学——乔伊斯的中世纪》以及《乔伊斯美学》和《谈论乔伊斯》等多部乔伊斯研究著作，他的小说风格也深深受到乔伊斯实验小说的影响。五年之后，他从电视台辞职，到米兰的一家期刊社担任非文学类栏目编辑，这份工作他做了十六年。同时，他也为另外几份报刊撰稿、开设专栏，艾柯的积极活动使得他成为意大利先锋运动团体“63集团”（Group 63）的中流砥柱。“63集团”是先锋派的文学社团，1968年结束。艾柯这个阶段写了很多专栏杂文，最开始与罗兰·巴尔特的风格比较接近，但在研读了巴尔特的著作之后，他感到“无地自容”，于是更加勤奋刻苦且渐渐转向更为综合的风格，他将前卫文化与大众文化、语言学和符号学结合为一体。1958年时候，他曾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并提交了关于开放的作品的论文。到1962年，他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1962），此书让他变成了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力。其实艾柯在广播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为都灵等大学授课，在期刊社工作的同时，他也担任了都灵、米兰、弗洛伦撒等地大学的老师，这是22岁毕业后30而立的艾柯，就已经是承担多种工作具有多种身份的人了。

六十年代对于艾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年代，30多岁的青年才俊艾柯开始了他不同凡俗的人生。1962年《开放的作品》出版，艾柯一举成名，这部著作意欲包含各个领域的文化，论述的是音乐建筑文学甚至信息科学等多种学科的共通特征，艾柯想要找到一种适应于多种艺术形式多种学科的“通律”，但是具体而言开放的作品强调的是作品的复杂性，强调读者介入文本并和文本和作者进行交流以共同探究作品的无限可能性。这种作品艾柯以乔伊斯的小说为典范，就是那种杂语丛生，晦涩难懂的对读者提出最高要求的作品。“开放的作品”显示出来的野心使得它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支持者高声赞美，反对者严厉批评，还有中立者客观分析，甚至引起国际同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总之，艾柯因为这部作品基本天下扬名，至少在学术圈内已经无人不知了。《开放的作品》引起的这种争论和他的小说《玫瑰之名》出版后引发的阐释大战有得一比，艾柯一生引起过多次震动和争论，除了这两次外，还有一次著名争论，就是1990年剑桥大学丹纳讲座特邀艾柯和著名哲学家罗蒂以及乔纳森·卡勒进行的针对“诠释”问题的讨论，几位大师的讨论引起了整个人文学界对于结构和解构主义尤其是“诠释”问题的反思。

1964年对于国际理论界是重要的一年，罗兰·巴尔特发表了《符号学原理》，标志着符号学进入了新阶段，麦克卢汉发表了《媒体论》，这是一本对于传媒符号学发展的骨灰级的划时代著作，为传媒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年，艾柯也出版了关于大众传媒著作《启示录派与综合派——大众交流与大众文化理论》（Apocalyptic and Integrated Intellectuals: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 1964），他尝试运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体文化，这是他已经站在意大利学术界的前沿的标志，实际上也表明了他同国际学界的接轨和对国际学术前沿的把握。还是1964年，艾柯开始在米兰大学建筑系任教，讲授“可视交往”理论，重点研究建筑符号问题，关注建筑符号所传达的文化或政治含义。

1965年，艾柯在法国符号学刊物《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结合方法》，这表明他已经进入了以巴尔特为核心的符号学阵营，1966年修改出版了《混沌宇宙美学：乔伊斯的中世纪》（The Aesthetics ofChaosmos:The Middle Ages of James Joyce,1966）。他既研究大众文化又研究精英文化如乔伊斯研究，表明艾柯宽阔的视野。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纯学术性的建筑符号学著作《不存在的结构》（The Absent Structure），该书是他多年建筑符号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符号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这就是三十多岁的艾柯，已经进入了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出版了重要的作品，发表了重要的论文，他的研究生涯进行得很顺利。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艾柯正值年富力强四十多岁，艾柯为意大利符号学的创立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成就也进一步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1971年，他在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开展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座；建立了符号学专业，并成为第一任符号学教授。1975年他出版了符号学权威著作《符号学理论》（A Theory ofSemiotics），英文版1976年问世，这部符号学专著是他的符号学代表作，其中提出了他对于符号学的一系列开创性理论。这部大作的出版，基本上使他成为了国际符号学界的权威，世界许多著名大学也开始不断邀请艾柯前往讲学，如西北大学（1972）、耶鲁大学（1977）、哥伦比亚大学（1978）等，他以符号学家的身份驰名于世。

艾柯似乎并不满足自己的学者身份，也许更是因为他辽阔厚重的学术视野自然而然带他进入了创作，何况他幼年童年时期一直都有创作的欲望和实践，而早在1952年他20岁的青年时期，他就有了创作《修道院谋杀案》的意向，可是到了1978年他才正式动笔，这时候艾柯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已经出版，他也已经成为著名符号学专家了。艾柯早年的意向在七十年代末终于成行，他用了两年时间写就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玫瑰之名》，我们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符号学意味。事实上艾柯的每一部小说都是符号学理论的形象体现，这是他作为符号学家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也是他有意为之的。1980年《玫瑰之名》一经问世，世界为之沸腾，这部小说引发了关于“玫瑰”这个符号和名字的阐释大战，对于玫瑰的各种猜想诠释最终远远超出了艾柯的[]预料。在这部小说改编成为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后，立即获得了各种大奖，更加使艾柯成为了传奇人物，他开始成为世界著名小说家风靡全球。实际上，《玫瑰之名》这本小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充满多学科知识的百科全书式内容和多重叙述视角多种后现代技巧的叙事风格，是一部艾柯所言的开放的作品，这样的小说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可以读懂的。但是也许是这个名字赢得了众人的心，也许是侦探小说的外衣迷惑了读者，这部小说迅速成了世界优质畅销书，虽然也许只是这个美丽名字的缘故。

关于《玫瑰之名》的各种诠释与过度诠释，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的出现引得艾柯也不断地进行回应和澄清，于是引出了他的另一重要领域的研究，即关于读者反应，关于诠释学的研究。之前他已经在关心读者的问题，开放的作品重视读者的介入，而符号学理论则堪称是诠释学理论的母体，因为符号本身蕴含了诠释，符号除了能指所指还有解释项，解释项可以广义的被认为是诠释理论的必然原因。于是接着《玫瑰之名》小说的出版，艾柯出版了《玫瑰的名字注》（Reflectionson the Name of the Rose,1984）和《诠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1990）等专著。最广为人知的轶事是，1990年，剑桥大学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就阐释学问题曾邀请艾柯和其他著名三位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以及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展开辩论，最后结集为《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and Overinterpretation）一书于1992年出版且影响深远。

从八十年代起，艾柯开始作为著名小说家驰名于世，艾柯先后总共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即《玫瑰之名》、《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1988）、《昨日之岛》（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4）、《波多里诺》（Baudolino，2001）和《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2006）。《布拉格墓园》（The Prague Cemetery 2011），《试刊号》（Numero Zero，2015）。这样他成了名符其实的小说家，关于艾柯的小说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

九十年代，他又出版了各种各类的学术著作，过几年就出版一部小说，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并行不悖，对于中世纪研究，美学，符号学，诠释学，语言研究，翻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进行了一通百通式的研究。艾柯也并非不关心时代社会的书斋学者，艾柯极为关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并积极发表著作和言论，使得他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各种媒体如报纸、杂志、电台等抛头露面相当活跃，坚定地行使着知识分子独立呐喊的权力。历数艾柯的学术生涯，在半个多世纪里，艾柯创作了150余部作品，同时还频繁地出席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执着地行走在学术交流的文化羁旅中。1995年，他还积极地参与意大利CD-ROM电子百科辞典的编修工作，主持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部分的编著。

两千年后，艾柯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依然精力充沛，孜孜不倦的进行学术著作的编写，他先后编著了大型插图本《美的历史》（2004）和《丑的历史》（2011），将他的美学研究进行到底。2008年，艾柯和著名导演卡里埃尔对话受访，被记录成《别想摆脱书》（2009）一书。艾柯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书永远不会死亡不会消失。当年艾柯还出版一部《无限的清单》（2009），将有史以来的各种“清单”进行了搜集整理，并为自己的痴迷于清单给出解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对各种社会问题世界热点都有发声，《倒退的年代》（2012）便是一部精彩纷呈的政论集。《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是艾柯最新一部关于书籍的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