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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符号学研究超出结构主义传统，呈现多元对话的局面，进而实现自然与人文的跨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比奥克的引领与推动。
符号学研究超出结构主义传统，呈现多元对话的局面，进而实现自然与人文的跨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比奥克的引领与推动。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符号学研究不再限于人类的符号现象，而是力求将整个生物界都纳入其考虑范围，在广阔而又细微的双重层面建立一种批判式的方法论体系。因此，语言学、生物学、神经认知科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等，通过“符号”这一核心枢纽被关联整合起来。说到这种既具备实证的自然科学基础又饱含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态意义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不能不提当代符号学运动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可以说，世界符号学研究超出结构主义传统，呈现多元对话的局面，进而实现自然与人文的跨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比奥克的引领与推动。 符号学跨学科应用的集大成者 西比奥克是国际符号学会（IASS）及其会刊Semiotica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并担任该会刊主编直至去世。他也是美国符号学会（SSA）及其会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的创立人之一，并担任过该学会主席（1984年）。美国符号学会前主席及现任会刊主编约翰·迪利对他如此评价：“我在符号学领域有许多朋友，其中就有杰出的翁贝托·艾柯。艾柯是流行文化圈中符号学的真正象征人物，但即便如此，符号学发展到21世纪头十年的历程中，在我们一贯看来，仅仅也只有托马斯·西比奥克才能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知识分子。”2000年，美国符号学会第25届年会将主题定为“西比奥克的世纪”，以此表彰这位“美国符号学的一家之主和环球符号学之父”为20世纪的符号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总体而言，西比奥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的方面：一是学术运动的跨国界组织与推广，二是符号理论的跨学科创新与整合。 西比奥克的研究视角广阔独特，注重跨学科联系，并热心鼓励后学，乐于为同行创造学术与出版的条件。从20世纪40年代起，西比奥克就从未停止过语言、符号理论的撰写、编辑与推广发行，并广泛从事国际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汇聚在一起，使之共同致力于广义符号学的研究。他的不懈努力为符号学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充足的条件，也成就了一大批当代知名的符号学家，其中就有他的好友翁贝托·艾柯。正是西比奥克使得艾柯的作品第一次用英文出版，艾柯的《符号学理论》也成为西比奥克主编的“符号学前沿”书系中的一部经典。 国内有少量文献仅将西比奥克视为符号学运动的杰出组织者，未免有失中肯。事实上，西比奥克是通过其实际的行动和独到的理论实现符号学跨学科应用的集大成者。从理论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有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理论与实验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及其孙舒尔·冯·乌克斯库尔，以及动物心理学家海尼·赫迪杰。大致而言，西比奥克的符号学说至少有四重渊源，即语言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皮尔士—莫里斯”符号学。他有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背景，但其理论成功地将上述四种学理渊源进行了有效融合与革新，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西方符号学研究的“人类中心论”和“语言中心论”。他不仅带领早期的北美符号学做了全新的拓展，着力推广其称之为“大传统”的“皮尔士—莫里斯”一脉符号学传统，也将影响扩大到北欧，如芬兰、丹麦等，继而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德法符号学界，再就是符号学重镇——塔尔图学派。在他倾力构建的国际发展框架中，符号学研究真正实现了其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与构想，跨越了哲学、语言学、生物学、数学、信息科学等众多不同学科，不再仅限于人文领域。当前国际符号学的格局已充分印证了西比奥克在世时的预言：环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或译为“全面符号学”）。这不仅表示符号学跨越了国界，更表示符号学渗透了不同学科，囊括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全面的符号学视野，创生了如内生符号学、植物符号学、动物符号学、人类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生理符号学等众多分支。现代生物符号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比奥克所开启的超越人类中心的视角，他的符号宇宙（semiosic universe）、建模系统（modeling system）等概念为这门符号学分支奠定了理论基调。 实现西方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突破 西比奥克的符号宇宙概念是对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开拓性继承。皮尔士曾说：“宇宙即使不是全由符号构成，也是充斥着符号，无处不在。”西比奥克的符号宇宙概念为符号存在的普遍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它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研究：现代生物学视域下生命的符号活动，人类语言与非语言的符号，人类有意与无意的符号活动，多元阐释与一元阐释的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与类象符号的全视角观照，历史上的符号思想与人物的梳理。这些已远远超越了索绪尔传统下的符号学研究。 模型概念在西比奥克的广义符号学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融合了进化论、语言史、认知理论和生物学尤其是乌克斯库尔的umwelt（环境）理论，认为模型建构是人和动物以物种特有的方式对其所感知的世界进行动态认知、创造改造的符号活动。他批判了塔尔图学派符号学家洛特曼的二级模型系统理论，在不否认自然语言可以被看作模型系统的前提下，认为它并不构成第一系统，而是在语言和文化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基本的系统，即“非语言”符号系统，因为相比之下，人类拥有语言的历史要比整个人类史简短得多。语言应是一种人类进化史上的“适应”（adaptation）与“联适应”（exaptation），其原初功能应是为了建模，即构建主体内外环境的认知模型，而并非为了交流，因为后者完全可以通过历史更为悠久的非语言方式进行，正如所有的动物一样。这也符合其一贯的反语言中心论的主张。洛特曼的二级模型系统确实在俄国符号学界与中国符号学界得到了认同，但并不像有些意见所说的“得到了符号学界普遍承认”，反而是西比奥克的广义的符号模型论，即使是在如今的塔尔图，都获得了高度的认可。 西比奥克所秉承的广义视角，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以及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了西方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突破。这直接鼓励了不少西方符号学派进一步摆脱纯人文思路的束缚，开辟了全新广阔的多元符号学研究领域。尽管如此，由于来自符号学内部不同派系的学术观点差异甚至冲突，以及学科长期分立所产生的术语和理论上的障碍，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还有扩大和深入的空间。此外，关于非人类符号系统以及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反人类中心”和“反语言中心”的？它们较为可靠的立足点应该是什么？而它们的终极导向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符号学课题。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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