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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幽梦清影 2014-06-29

总论

(P.S. 下划线表示该部分内容出现于相应的PPT幻灯片上。)

我为大家进行的符号学世界的梳理,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部分,首先是对符号学学科的整体关照,之后是经典理论与代表学者相结合的介绍,最后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案例简介。

那么我先从英法的符号学单词入手。它们极为明确的昭示了符号学理论世界的两大谱系。我们来看,法语符号学sémiologie,它对应的英文是semiology,表示从语言学建立的符号学,即索绪尔系统;英文符号学semiotics,它对应的法文sémiolotique,表示从逻辑学建立的符号学,即皮尔斯系统。所以我们如果查字典,无论英法,左边这一组词后面都会有一个【语】,表示语言学专业词汇,右边这一组则有一个【逻】,表示逻辑学专业用词。

 

正如索绪尔在其讲稿里说道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符号学”sē me?on)”,“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它有存在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8.)

 

第一部分对于符号学的整体介绍呢,我主要参考的是李幼蒸先生的《理论符号学导论》2007一书,故此在这一部分的幻灯片上我就不特意注明了。(照片1:日本电影理论家浅召圭司+麦茨+李幼蒸,照片2:池上嘉彦+李幼蒸)

 

这一部分我放弃了一些颇具哲学意味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符号,符号从哪里来的,乃至什么是符号学,一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二呢这些问题各家有各家的看法,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通讯学等等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选择了直接从具象和微观的部分切入,我们先直接来看符号学世界的构成。我相信介绍了这一部分之后,大家心里对何谓符号学有一个轮廓了。

  首先是语言符号学:下辖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对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上的单元和联结方式予以考察。依次涉及一般语言结构;作为前意义层的音位结构;现代哲学与语言学中的语义理论;风格性和修辞性语义学的历史根源和当代理论;作为当代符号学新发展的话语和文本理论。语言符号学讨论的对象是天然语言的各个层次上的结构问题,它们作为符号学的“硬核”是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基础部分。同时也是符号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会面。

  其次是一般符号学,主要包括记号系统的运用;语言通讯理论;非语言和混合型的记号系统的分类和运用规则问题;艾柯一般符号学理论以及符号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分析问题。一般符号学是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交会面。

  然后是文化符号学,它涵括了当代苏联和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思想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剖析,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问题。从分析方法说,这一部分属于非严格的符号学分析领域,但它们均为当今符号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文化符号学是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交会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符号学诸学科分类图(图1),相信现在大家对符号学的理解应该还是狭义的。

这是美国符号学家J.迪利在1986年出版的《符号学前沿》(Frontiers in Semiotics)一书中绘制的符号学世界层次关系图。虽然这个分类图项目并不完全,但也大致包括了对象领域(自然、语言、文化)和理论学说(采取了当前公认的两大现代传统)两个不同的分类轴心,但所涉及的非主流人物并不都很十分合适,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并未列入。

当然了,这只是众多的符号学谱系图中的一支代表,我在此展示也仅仅为让大家开阔一下对符号学研究领域认识的视野。

其实现在一般从五个维度来切分符号学世界:机构形式(e.g.独立的还是依属的)、学科领域(e.g.一般符号学还是部分符号学)、分析层次(e.g.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学术流派(e.g.人文科学观点的还是自然科学观点的,语言中心观点的还是非语言中心观点的),以及研究风格(e.g.分析的还是描述的,系统的还是零散的)。

 

接下来我们关照一下符号学世界的理论学说这一部分。其实系统的符号学理论是直至20世纪才出现的,今日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有四家:美国皮尔士系统、瑞士索绪尔系统、法国格雷玛斯系统,以及意大利艾柯系统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皮尔士符号学系统其实是过去三四十年围绕着皮尔士的非系统著作进行的大量的个别研究的综合体,由于其内容广泛斑驳而呈现出极强的综合性和实用性,并表现出逻辑中心主义倾向。

  与之相反的是呢,以索绪尔、索绪尔派的丹麦叶尔姆斯列夫、再加上后叶尔姆斯列夫派的格雷玛斯和罗兰巴特共同组成的欧陆符号学系统,它表现出语言中心论和概念系统的齐一性。

  艾柯呢,则是试图兼取上述两派之长,另创以语用学通讯论为基础的普遍记号代码论。前三家都包括了众多的追随者和分支研究成果,而艾柯是迄今为止唯一以系统表述形式和符号学学科名称完成了一般符号学理论著述的。

 

 

二.经典理论+代表学者的介绍

首先我们从两个鼻祖开始。

 

Y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aaure (1857-1913)Y

  瑞士语言学家,后人称其“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鼻祖。

  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5

  索绪尔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法裔学者世家。他的家族中多自然科学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祖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父亲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

  索绪尔曾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后任教于巴黎高等应用学院和日内瓦大学。

  21岁(于柏林大学)发表了《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Les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震惊学界。

  曾教授哥特语、古高低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梵语、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和普通语言学。

  56岁因肺癌逝世。

  “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Robins R.H.[美] 语言学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5.)

 

在语言学界,从语言学发展史上来看,有评价认为索绪尔为语言学作出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贡献,这个革命性首要的表现在他与当时流行的古典语言学的对立上,即他所建立的全面系统的共时性语言学。

下面我们进入索绪尔的经典理论,大家马上就能发现索绪尔本人在学术创作上毕生都关心的术语选择问题。

这一部分索绪尔的理论介绍我参照的主要是阿瑟·阿萨·伯杰Arthur Asa Berger的《媒介分析技巧》(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2e)、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余志鸿的《传播符号学》以及郭鸿的《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几本书。

首先,共时和历时(也有译作“同时”) synchronie&diachronie, synchronic&diachronic

  他以共时一词表示分析,以历时一词表示历史。

  因此,如若我们以共时的方式研究文本就是探索元素之间的关系,历时的方式则是审视叙事的演变方式。

  换种说法,共时方法的文本研究即发掘文本中隐含的两两对立模式(pattern of paired oppositions)[聚合结构(paradigmatic structure)],历时分析则是研究构成叙事的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组合结构(syntagmatic structure)](syntagmatics,结构段学、语段学)(Berger)

  我刚才指出索绪尔的革命性其实就是在共时性上的创举,那么我们看出,索绪尔的重点是在聚合关系上的。索绪尔指出,组合关系的主要部分是句法关系,这是人们熟知的,也易于理解。但是聚合关系是潜在的,它依赖心理活动而存在,因此很不明显。可以相互取代的词潜在的(由于联想)构成了各种聚合关系。(余志鸿)

  索绪尔建议大家想象一颗植物。如果对植物的茎干做纵向切割,看到的是植物的纤维;若做横向切割,看到的则是植物纤维之间的相互联系。

 

接下来,能指和所指signifiant&signifié, signifier&signified

  最开始,按照索绪尔的说法,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一个声音形象,而所指是这个声音形象留下的心理印记。

  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任意的,无动因的以及非天然(原文译作“不自然”,个人不认同,应译为“非天然”)的。(Berger)(此处的非天然,其实是指约定俗成,举玫瑰花的例子。)

  但是现在,能指和所指的含义已经变得十分丰富。因此,在文本中找寻意义就变得非常有趣,而且问题丛生。

  “同一能指,当不同的人在具体使用时,往往也会从不同的心理角度形成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红’的意义就很复杂,可以视作暴乱、危险的象征,可以被视为革命、进步的象征,也可以被视为热烈爱情的象征。”(余志鸿,P35

 

下面,语言和言语,langue&parole, language&speaking

在索绪尔广为流传的术语当中,语言言语与能指所指是最为重要的两对。

索绪尔把通常的人类语言现象——langage区分为两个维面:langueparole

在这一对术语当中,langue是主要的,它表示语言的结构、系统、“制度”、法则和关系等方面,是索绪尔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Parole即实际说出的语言。

对于人类语言能力、活动、产物,或人类语言生活全体,索绪尔将其区分为三个不同方面,这就是作为语言活动的langage,作为词语记号之系统的langue和作为该系统现实中之实现或表现的parole

我们来看一下索绪尔列出的这一对立的语言概念组各具的特征列表(图2)

(举例:余志鸿书中提到,“文学是门语言(langue)艺术”,“《史记》的语言(parole)表达非常精炼生动”。)

语言记号的系统其实就是记号联结的规则和形式的系统,该系统由社会产生,加诸每一个人,使其具有语言能力,而该能力的运用结果就是parole。(李幼蒸)

 

最后,索绪尔的记号,signe, sign

和古典语言学直接以作为直观经验单位的词语作为语言单元不同,索绪尔采用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术语——记号一方面,扩大了讨论范围,另一方面使语言单元和非语言单元通过共同的词语联系了起来。这也是索绪尔语言学被称作符号学的一个表面上的原因。

在漫长的思想史上,“记号”一次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正如Barthes在其《符号学原理》指出的一样:“实际上记号这个词可随作者之意与一系列接近和类似的相对比来实用,如信号(signal),指号(indice),肖像(icone),象征或符号(smybole),譬喻(allegorie)等等都是记号的主要替用词。”(1988P131

索绪尔记号概念的创生,不仅揭开了语言学理论发展的新纪元,也指出了新时代符号学上的崭新观念。

 

 

Y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Y

  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创始人

  曾于哈佛大学就读,在美国海洋和大地测量观察所任职。一生不得志。

  在哲学上,提出作为实用主义核心的意义理论,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的效果联系起来,断言一个观念的定义是该观念的可感觉的效果。后来,将实用主义易名为“实效主义”。

  在逻辑学方面有两大贡献,一是改进了希尔代数,一是发展了关系逻辑,即引入新的概念和符号,把关系逻辑组成为一个关系演算。

  在自然科学方面,先于A.A.迈克尔逊以光波波长作为测量单位。

  父亲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著名数学家,在其影响下,皮尔斯6岁起学化学,12岁开始做实验,后来转学动物学。他还是一个杰出的数理逻辑学家。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立一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即使在遥远的未来,它也能包含人类的全部学科”。

  皮尔士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哲学著作,他的丰富的思想是在他的遗稿出版之后才发掘出来的。

 

P.S. 逻辑学(Logic),一门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elés)创立。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所形成的理念。第一问题是:什么是逻辑学的对象?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明了的答复是,真理就是逻辑学的对象。

 

“指号(拉丁文是Signum,指一个记号,一个标志):德文是Zeichen;法文是signe;意大利文是segno。”

——Peirce on Signs, Writing on Semiotics. ed. by J. Hoopes; 1901

 

在我介绍皮尔斯之前有一点是我有必要要做如下比较的: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以先验论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它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性。

皮尔斯的符号学则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是一种“泛符号论”,具有自然科学倾向。(余志鸿)

皮尔斯实效主义的根本含义是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其目的在于清晰地阐明表征事物观念的意义,确定意义存在于效果之中。在皮尔斯看来,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则无意义。因此,在实效主义的基础上,皮尔斯建立了他的符号学理论。

 

这一部分我主要参考的书籍是:《皮尔斯文集》,涂纪亮、周兆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

在《皮尔斯文集》的第四部分“数学、逻辑、指号学”之中,收录了皮尔斯的主要符号学论文。

 

P.S. 在这里我稍微做下解释:接下来幻灯片上所有出现的“指号“二字其实都是符号而已,我出于对译本的尊重直接打出来了。这其实是符号学理论世界的一个问题,也是符号学一直被人病诟的一点,即在我们学科内部,这些关键术语都没有得到统一,一位学者一个“术语符号系统”,至于我们的译本更是翻译的五花八门,所以我个人的一点小建议: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直接记原文对应的英文单词或者法文单词,这样中文不论翻成什么样子你还是知道,说的就是它。

 

“作为指号学的逻辑:指号论”(Logic as Semiotic: The Theory of Signs)

指号是什么?逻辑的三分

在一般意义上,逻辑,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样,只是指号学的(semiotics)的另一个名字,是关于指号的类似必然的(quasinecessary)或形式的学说。指号或表现(representamen)(也有译作“依据”,相当于索绪尔体系的“能指”)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个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它对某人讲话,在那个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当的指号,也许是一个更加展开的指号。我把它创造的这个指号叫做第一个指号的解释者(interpretant)(也有译作“助释”),这个指号代表某种东西,即它的的对象(object)(也有译作“标物”,相当于“所指”)。它代表那个对象,但不是在所有方面,而只是与某个观念有关的方面,我常常称这个观念为图像的范围(ground)。

由于图像以这种方式与对象、范围和解释者这三种事物相联系,因此符号学有三个分支。一是思辨语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我们也可成它为纯语法(puregrammar);二是逻辑本身;三是我模仿康德为新概念寻找专门术语而保留词的旧的联想方式,我成为纯修辞学(pure rhetoric)。

指号或图像是第一者(First),它与那个被称为它的对象(object)的第二者(second)行成一个真实的三个一组的关系,以致决定了那个被称之为它的解释者(interpretant)的第三者(third)

 

二 指号的三种三分法

Peirce对于运用种种标准给符号分类极为狂热。因而他与索绪尔侧重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的探索不同,他是第一位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哲学家。

第一,       就指号本身而言,它只是一种质、一种现实的存在物,或普遍法则:由此指号可分为质的指号(quealisign)(亦作“性态tone指号”),单一的指号(singign)(亦作“型例token指号”)和法则的指号(legisign)(亦作“原型type记号”)。

第二,       就指号与其对象的关系而言,它存在于指号自身具有的某种特性中,或存在于与那个对象的某种关系中,或存在于与解释者的关系中:由此指号可以分为图像(icon)(亦作“肖似记号”)、标志(index)(亦作“指号”)和象征(smybol)(亦作“符号”)。(index也有译作“指示”,另有将三者译作:“像似符”、“引得符”、“标志符”。FYI:大家如若要做符号学研究或者写相关的论文要查资料,我的建议是真的不要看关键术语的中文翻译,直接记术语的原著单词,我们的译本对于同一术语基本是没有一本翻的一样的。)

(P.S. 后面的“亦作”是李幼蒸翻法。)

第三,按照它的解释者把它表述为可能性指号,或真实的指号,或理由的指号:由此指号可以分为表位或述位(rheme),命题的(disisign)和类似命题的(dicent)指号、论证(argument)。

其中,第二类划分方法得到的三类符号是Peirce的研究重点。

 

图像、标志和象征

图像是这样一个指号:它具有一种使它具有意义的品格,即使它的对象不存在。比如,这支铅笔笔迹代表几何学上的线条。

标志是这样一个指号:如果其对象被拿开的话,它会一下子失去使它成为指号的品格。但是,无果没有解释者的话,就不会失去这种特性。例如,一个有子弹孔的模子就是那样的指号,它作为射中的指号。若没有子弹穿过,就不会有孔,但这里有孔,无论是否有人意识到这是由于射中与否。

一个象征是那样的指号:如果这里没有解释者的话,它会失去为它提供指号的品格。话语的说出就是这样一种指号;它只有借助于它被理解为具有那种意义,才能表示它所表示的意思。

 

“皮尔斯的符号学和索绪尔符号学存在极大差别,一般认为皮尔斯的符号学在理论深度和使用面广度上优于索绪尔的符号学,他超越传统结构主义对符号的理解,介入了语用成分。”“从语言系统到言语活动,皮尔斯的符号学是一种开放的、人性化的符号学,具有更强的分析和解释功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更多的人文精神和解释能力”,“皮尔斯的符号学使符号的形成、功能和运用有了更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余志鸿,P08)

 

 

Y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1915-1980)Y

被认为是继萨特之后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蒙田之后最富才华的散文家。他在符号、精神分析批评、释义学、解构主义诸领域都有卓越建树,对西方文化和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1915出生出瑟堡(Cherbourg),父亲早逝,幼年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敏慧而阴柔的一面。

1924年全家移居巴黎,家庭拮据,某种“可忍受的拮据”成为他日后享乐主义的哲学起源。

1934年直至二战结束,始终被肺病纠缠,在疗养院和大学之间穿梭。因而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影响,这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是少见的。

在文学上收到纪德和萨特的双重影响,但又针对着萨特的何谓文学,写就《写作的零度》(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1953)。

1957年《神话学》(Mythologies)的问世使得巴特在巴黎学术界成为学术明星。

1963年的《符号学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ie)全书充斥着索绪尔的身影,并用语言学模式取代了神话学模式,正因为这一阶段对结构主义的倡导,被冠以“结构主义巨头”之名。

—————————————————转变的分界线————————————————

1970年的《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也有译作《符号禅意东洋风》)和《S/Z》标志着他甩掉结构主义的花环,爬上了后结构主义的温床。前者是他1967年访日的观察结果。

1973年的《文本的快感》(Le Plaisir du texte)是他的又一次转向:一次由阅读和批评的形式主义向阅读伦理学的转向。

1974年,访问中国。

1975年出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1977年出版《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并在福柯的举荐下,进入了法兰西学院(Collége de France

1978年,母亲逝世。

1980年,出版《明室》(La Chambre claire,又译《转绘仪》),车祸后离奇逝世。

 

最初的激情和战栗已被慢慢损耗,或者逐渐沉积到不为人知的暗面;但是,只有罗兰·巴特可以使它们复苏——尽管这种方式也许仍然是巴特式的暧昧和不可捉摸:符号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德勒兹的欲望理论和福柯的快感伦理学;故事,格言,独白,散文笔法,解构主义的解剖刀,学院派的引经据典,诗人般的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全身心投入的体验,布莱希特般的间离和观察,甚至是词语拉丁文的追根溯源……最终,是恋人的混乱而炽热的话语,虚拟出了一个热恋中的“我”——一个没有性别,没有年代,没有国籍,没有种族,也没有“思想”和“本质”的角色。

 

英国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的名字,有时出现在《Tel Quel》这样最先锋的学术刊物上,有时也会在巴黎最流行的时尚杂志上露面,比如《ELLE》……所以,在我们这个爱情话语逐渐耗损的时代,罗兰·巴特又回到了爱情,难怪《PLAY BOY》会欢呼:‘不错,爱的主题已经过时了,然而,由于《恋人絮语》这样的书,爱的春天又将返回,’”

“从《神话学》到《恋人絮语》,罗兰·巴特对社会不同方面所做的分析,被谈论着、模仿着,有时也被嘲弄着,但从没有被忽视过。”(《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terviews 1962-1980》, P290

 

《神话学》(Mythologies,1957):祛魅之作

我之所以将其称为祛魅之作,原因在于《神话学》对于资产阶段社会的解神秘化意义,这个“神话”不同于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是Barthes意义上的专有名词。

《神话学》是对巴黎50年代日常生活的一次奇怪总结。在本雅明那里,巴黎和她的一位不孝子波德莱尔构成了一段不可抹灭的历史图景,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Barthes也在为巴黎构图了。Barthes在写作这本书时,还深深的被马克思、索绪尔和萨特这“三个宪兵”支配着,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保护伞下,不自觉的开始尝试索绪尔的理论了。

Barthes认为,“神话什么也不掩盖,它的功能是扭曲事物,而不是使之消失”,巴黎的基本成分是神话。并且指出,巴黎蕴藏的神话层出不穷,他只是选择了那些他所感兴趣的东西:《摔跤》、《电影中的罗马人》、《玩具》、《嘉宝的脸》、《脱衣舞》、《度假的作家》、《新款雪铁龙》、《爱因斯坦的大脑》等等。Barthes力图发现这些现象和事实背后的真相,这些现象到底掩盖着或者说牵涉到什么,这就是Barthes《神话学》中所致力的问题。如果Barthes所言,自己毕生写作和分析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总崩溃的各种象征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Barthes是如何为巴黎神话祛魅。

《嘉宝的脸》中巴特发现,嘉宝的脸不具备那种脸通常具备的功能,即一种显示功能,一种表情达意功能,相反,这张脸恰恰具备一种遮蔽功能,它掩盖了所有的内在性,掩盖了所有的本质。(汪民安)

“它不是一张画出来的脸,而是被贴上一层膏,它被这种色彩表面而非面部轮廓所护住,在这种既脆弱又坚固的雪白色中,独独一双眼睛,如奇特的柔软肉体一般漆黑,是两个虚弱颤抖的伤口。这张脸,它不是描画出来而是在光滑易碎之物上雕刻而成,也就是说,它既是完美的,又是短命的。尽管美轮美奂,它还是逐渐地变得类似于查理·卓别林的粉白皮肤,类似于其眼睛的黑色植被,他的图腾式面容。”(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P56)

“当时我正坐在一家理发店里,伙计递给我一本《Paris Match》。封面上有一位身穿法国军服的年轻士兵正在敬礼,双眼仰望,可能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面法国三色旗。这就是这幅画的全部意义。但是,不知是因为天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从我的角度看到这幅图画所要表达的意思: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所有的子民,不论肤色如何,都在她的旗帜下忠心耿耿、恪尽职守,而且这个黑人士兵在效命于所谓他的压迫者时所表现出来的热诚,是对于那些诋毁殖民主义的人的最好的回答。我因而面对着一个更大的符号学系统:这里有一个能指,它本身早已与一个先前就已存在的系统(一个黑人士兵正在敬法国式的军礼)合在一起了;这里有一个所指(有意将法兰西主义和军事扩张混合在一起);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所指。……除了黑人敬礼之外,我可以赋予法国帝国主义许多其他的能指:一位法国将军给一个独臂的塞内加尔人佩戴勋章,一位修女将一杯茶递给一个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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