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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传博   在罗兰·巴特①的《符号帝国》（1970）中，日本的语言、诗歌（俳句）、城市、包装甚至眼皮，皆为“能指符号”。然而，这些符号却又是“隐退”的，意义是“丢失”的。作为一个话语/文本，日本让作者进入写作状态。“这个状态就是那发生着某种个人震撼、过去的阅读被颠覆以及意义动摇的状态”［1］。此时，意义被撕裂、变得衰弱，直至成为自身不可替代的“空无”②。 符号学之努力，便是对意义的求索。“研究'产生的意义’，理解符号过程（semiosis）”［2］，继而获取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反本质主义倾向及对现代主义质疑与批判情绪日渐滋生。在符号与意义葛藤的诸多研究进路中，以语言的内部结构分析为基础范式，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及文化研究可谓独辟蹊径,始作俑者为巴特。 巴特的“符号学历险”，革命性与政治性桴鼓相应。法语、英语世界首部巴特研究性著作《罗兰·巴特：符号的政治》(1973)与《罗兰·巴特：一种保守的评价》(1977)都讨论了巴特对反映当权阶级利益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所进行的符号学批评。艾伦分析了处于权力中心之外的巴特及他对权力、当权者、意识形态规范的批判声音。［3］4生前挚友索莱尔斯也称道巴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4］9国内学者汪民安说，他是一个“轻巧的左派”［5］240。汪静波也指称，“巴特作为左翼思想家的身份出现，方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其解构的动机与最终产物”［6］。巴特自陈，他与政治的关系是“不引人注意的，但却是最顽固出现的”［7］235。事实上，巴特的政治观散见于他提出的“零度”“作者之死”“文本愉悦”“神话”等关键概念。其一脉相承的性质是解构资本主义权力与意识形态，实施利器是“消灭符号（destruction of the sign）”［8］67——将符号归于“空无”，再“'从无中’创生意义”［9］59。《符号帝国》的日本“空无”文化批评是个明证。王东、李兵论证了“意指空无”的能指与所指结构关系，揭露了话语与风格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10］苏珊·桑塔格也曾提到：“空的主题反而无所不包，空的记号可赋予其一切意义，从而使其写作走向自由解放的空间。”［11］综上，“空无”符号需要怎样的意指过程——符号意义的生产过程——来获得意义这一文化建构，是巴特符号学思想的一条重要伏脉。 基于此，本文将以“空无”符号为线索，意义生产机制为核心，梳理巴特的意义理论，阐释“空无”符号与意义的伦理，结合《符号帝国》等文本，从话语权出发，通过如何将符号学原理引入文学文本分析、文化研究等多维空间，尝试粗略分析寓于符号意义背后的权力及意识形态，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巴特“人之自由”等问题的思考。  意指：意义生产机制 巴特以意义为中心的符号学思想有着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在索绪尔的理论中，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关系赋予符号以意义，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由传统约定俗成。我们只有在由其他符号组成的语境中才能掌握符号。在此基础之上，巴特提出，所指和能指是记号③（sign）的组成部分，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9］24-26与此同时，根据索绪尔的“意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带关系”）概念，巴特提出，“意指作用④（signification）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记号或记号过程（semiosis）”［9］34。 借用叶尔姆斯列夫喜欢的纯粹图式表示法：在表达面（E）和内容面（C）之间存在着关系R。这个关系R就是意指作用。而这个系统本身也可变成另一系统中的单一成分，此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延伸。这样就有了两个密切相连但又彼此脱离的意指系统，表示为：（1）（ERC）RC、（2）ER（ERC）。在第一种情况下，第一系统（ERC）变成表达平面或第二系统的能指。在第二种情况下，第一系统（ERC）不是表达平面，而是成为内容平面或第二系统的所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指已经把意义延置到能指上。但当它成为一个固定形式时，又变得赤贫，这时意指作用发生，重新填满意义。意指作用是建立起能指与所指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这样，在能指与所指第一层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意义为基础，并附加另一层意义构成另一个意指的过程，从理论上来讲是没有限制的。可以说，在巴特的理论中，符号意义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而产生的。 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巴特的能指、所指与意指的“三维”符号思想，却与皮尔斯的 “符号三角”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皮尔斯把符号普遍地理解为代表或表现其他事物的东西，是由符号或符号再现体（sign or 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三项内容构成的结合体。三者共同决定符号的意义。符号因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号的使用会作用于再现体与解释项，使其不断产生新的意义。而新的意义又是建立在先前意义基础之上的，这是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与不断适应环境的解释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见，这一过程与巴特所称的“意指作用”殊途同归。因此，只有将符号放置于具体的交际和指称背景中，我们才能够把握它们的意义。即符号意义是在具体的意指过程中形成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显示了符号学强大的社会属性。就这一点而言，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与索绪尔将符号学设想为“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12］的初衷并无二致。但或许研究立场与趣旨稍异，巴特虽承续索绪尔的二分法，却似乎革命性地将其“符号学包含语言学”转移为“语言学包含符号学”。     “断裂”的语言： 为意义争取话语权 在社会学家布迪厄眼中，语言中孕含了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符号系统则是一套象征性统治工具。凭借这一“象征权力”，西方文化获得了隐秘政治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指出“意识形态是在语言中建构的”［13］。人类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认为“意义的原则是符号象征，而其他符号象征均从语言这一核心象征中得到启示”［14］42。研究语言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如Fairclough，1989）和研究语言物质性的语言人类学家（如Cavanaugh & Shankar，2017） 均视语言为意义的载体，这些意义在特定的语言社区中随时间的推移而沉淀，并获得社会符号现实，像建筑、食物或音乐一样有形。由此可见，语言彰显出核心驱动力。这得益于20世纪西方哲学整体的“语言转向”。 为实现语言“本体化”，“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路线应运而生。与提出“意义来自语言之外”的胡塞尔，和延续维特根斯坦认为的那个必须“保持沉默”的领域，指出“意义在于语言之中”的海德格尔不同，索绪尔认为“符号的差异产生意义”，德里达将语言活动看成能指符号自身的“游戏”。1966年，他在霍普金斯发表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是对结构主义的重要反拨。在这条路上，巴特走的更远。“语言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宣言，或许是“最彻底的语言转向”。他认为，只有打开符号，使结构失衡，才能解开语言链条的终端。由此，巴特等结构主义者们犹如寄居蟹丢掉旧的螺壳去寻找新的更大螺壳一样，走向后结构主义阵营。 结构主义认为,意义缘于语言的建构。后结构主义欣然接受这一观点，但又认为语言自身不是一种可靠的模式。语言所提供的不是普遍的结构或存在（presences），而只是踪迹——实在无法定位的、一个不在场的他者的印记。［15］25巴特分析，在西方语言理论中，符号除了自身（作为符号的物理）存在之外，还必须指称某种所指事物的存在。而符号的在场，通常为所指（参照物）的不在场提供了证据，即言说为言说所指之事物不在言说现场提供了借口或托辞。而“在日语中，［言说］主体是通过种种预防、复兴、延迟和强调而在表述中前进的。这时，人们再也不知道如何说一句简单的话，表述的最终体量完全将［言说］主体变成言语的巨大空壳，而不是那个被看做从外部和高处支配语句的充分核心”［9］6-7。 在巴特的词典中，日语的能指与所指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可以说是一种“断裂”，也可以理解为“空无”。早在处女作《写作的零度》（1953）中，巴特便指出，言语“只是一种空的记号之流，只有其运动才有意指性”［16］14。基于索绪尔“语言结构可安于使某词项与虚无对立”的观点，巴特说，“零度正确说来不是一处虚无［一种现前的无意义（contresens）］，而是一种有意指作用的欠缺；一种纯区分性状态”［9］59。根据上节中的ECR关系式，我们也可以得出，两层意指系统彼此相连又彼此脱离，两个系统的“脱离”可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它取决于第一系统进入第二系统的方式，这样也就产生了两个对立整体。因此，“进行意指的目的不在于结合，如我们将看到的，却在于区分”［9］34。那么，日语中“断裂”语言的“空无”性便在于区分。 一切结构都短暂易逝，一切意义都尚待确定。原因在于“能指和所指有项本领，那就是以闻所未闻、通常也无法预见的方式进行拆分和重组”［15］25。形象点说，“符号是一种裂缝，从来只能在另一个符号的面孔上打开”［17］60。每一个概念总是另一个概念的意义（没有一个概念是纯粹的所指），不然，链条就有可能被打破。所以，当“［言说］ 主体变成言语的巨大空壳”后，语言作为“断裂”的符号系统，在无限的可能性中发生着复杂多变的意指过程。“被俘”的语言便在捍卫主权的过程中为意义谋求话语权，为自己争取自由，而这种自由也被无限地推演到书写文本中。    解放意义： 一个文本理论 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他将上帝排除在现代科学体系之外，削除上帝对人的理性管控的地位，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开启人们逐渐摆脱宗教束缚的先河，迎来人文主义的全面觉醒。1968年，巴特成为“作者之死”的代言人。在他看来，作者（文本的化身、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不能任意控制读者的思想。作品在峻笔瞬间，作者——作为写作的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文本诞生，作者已死。作者在陈述过程之外即是“空无”。此举的目的在于要开放文本，使其进入一个复合的空间。这样，文本便从作者所占有的单一意义中解放出来。 “五月风暴”（1968）以降，意识形态发酵，物质因素式微。占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意味着占领统治地位的制高点。凭借“结构不上街”“让想象力夺权”等涂鸦和口号，使行为艺术名声大噪的“情景主义国际”短时间内席卷全球。“情景主义国际”虽昙花一现，但艺术家们批判现实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充分体现此次革命的文化底质。巴特同样意识到，结构主义不可陷得太深。其文本理论的出笼可以说恰逢其时，对符号解释系统的关注被破坏和削弱其权威的欲望所取代，意在挑战的是寄生于语言中的权力意识形态。 同时，巴赫金与克里斯蒂娃的陶染不啻于德里达“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洗礼。在“复调”理论中，小说人物并不会被作者的世界观淹没，他们被允许保留交织但又独立的声音，这些声音甚至有时会挑战作者的意识形态。作为文本意指理论的“符义分析”，将符号视为保证生产的成分。它“并不奢望离开使成义过程成为可能的符号的场域，但是放弃唯一视点即描述某种结构的核心视点的义务，而赋予自己结合性视点的某种可能性，后者为之恢复了行将产生的生产”［18］。这些观点加速了巴特瓦解作者权力、提倡意指过程自主性、解放文本、意义狂欢等思想的萌生。 《符号帝国》作为一个文本，标志着从使用形式符号学的元素——或者结构语言学的指导原则——转变为研究文化实践的现实世界现象,自诞生便带着深深的后结构主义胎记,“被认为是一部巴特的创作进入后结构主义阶段的著作”［19］。日本“新人文学奖”获得者渡边谅曾指摘巴特只关心“以一神教为根基的'主观’形而上学的符号体系的西洋和与之相对的无中心的'空无符号体系’的'日本’的特异性。只能说巴特的主要思想就是将日本当作一个与西方符号体系的帝国主义相对的武器来使用的”［20］。渡辺芳敬的意见则相对中肯，“巴特的'空无’是把'充实的东西空无化’（与充实的第一项相对）保留了'空无’的第二项”［21］。诚然，《符号帝国》在巴特笔下并非去完成对日本文化的符号学研究，而是去“论证一个处于西方世界的系统之外的文化怎样打乱、推翻了我们对于符号的运行和意义的先入之见”［3］71。 这种书写恰似巴特对日本俳句⑤的着迷。他注意到“俳圣”松尾芭蕉俳句与禅宗的相互呼应。“整个禅宗都在进行反对意义渎占的战争”［17］81,而俳句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不在场”，“（既像人们所说的不现实的智者，又像人们所说的外出旅行的房主），就是呼唤着对意义的强烈觊觎”［17］76。“不在场”即为作者的缺失，就是“作者已死”,以此达到的是反对“意义渎占”。总体来说，巴特认为，写作是以自身的方式进行的“悟”（satori），它属于禅宗事件，实施一种“话语空白”。而“俳句的功夫，在于免除意义是通过一种容易阅读的话语完成的”［17］91。可以说，在免除一切意义中书写“容易阅读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从这个空白出发的。 如同在《S/Z》（1970）中将巴尔扎克紧凑的叙事文《萨拉辛》五马分尸一样，片断是巴特的惯用伎俩，解构成了他的新式武器。拉康有个精辟命题，“符号是事物之死”。格雷马斯也提到“只有摧毁才能表意”。巴特指出“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22］148。《S/Z》作为“作者之死”观的另一实践文本，留下的重要遗产是，文本由“读者性文本（readerly text）”（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过渡到“作者性文本（writerly text）”（读者积极介入，与作者一同构建文本）。于是，读者也由消费者成为意义的主要生产者，从而能够产生多种可能的解读方式或含义。 丁建新认为，“将语篇看成话语、对话的批评视角必然导致我们所看到的语篇是杂声的（heteroglossic）、复调的，其作者是异质的、多重的。在索然无味的'作者’（writer）的标签下隐含着完全异质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23］80。这种“作者身份”在巴特看来就是隐身的，是不在的，是“已死”的。“语篇是异质的风格、体裁、语域的混合体，而将这些风格迥异但又相互关联的意义匹配在一起的任务却落到了解释者身上”［23］80。池上嘉彦举出“连歌”（一种由两个人对咏一首和歌⑥的游戏）的例子，试图说明“在没有既定框架限制的情况下，意义的关联性会呈现出不明确、因而需要等待读者来解释的多种形式”［24］。  在这种意义上，解释者或者读者赋予“空无”文学符号以多重意义，“一千个哈姆雷特”横空出世。巴特的日本书写便是他的“哈姆雷特”。文学值得玩味之处，就在于读者可以自由想象。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巴特帮助我们打破了这个枷锁，书写了葛兰西口中“人人都是哲学家”的神话。巴特本人认为，写作《符号帝国》时所获得的愉悦远胜过其他作品，是“在最快乐之中写出的”［7］243。这便是文本带来的“快感”，给资本主义权力与意识形态沉重一击，整个过程归根到底也是人获得自由的过程。 韦伯说，人类编织意义的网，然后蜷在里面，每个文化都是一面网。《S/Z》《符号帝国》都旨在证明，就算是巴尔扎克小说与日本社会这样迥异的文本，它们的含义不是自足的，总是仰赖于语境这种“文化符码”，在用以消遣的文化文本中，便捷地引发特定的含义。在这里“意义”进入社会语境，经历了从“结构”到“解构”再到 “建构”的一波三折，实践着可以言说的文化。 作为意义实践的文化批评： 符号学模式 “意义”批评大抵滥觞于奥格登与理查兹的论著《意义之意义：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记号使用理论科学的研究》（1923）。书中讨论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等各家意义理论并罗列22种意义后，赫然指出以“符号科学”来阐释“意义”的合理性。［25］在此意义上，该书可被视为“现代符号学运动开场之作之一”［26］。自此书付梓出版以来，关于意义问题的思辨蓬勃开展，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经几代符号学家［Bakhtin （1929/1939）, Morris（1946），Barthes（1957/1964/1967/1970）, Levi-Strauss（1958）, Greimas （1970/1976/1979/1983）, Lotman（1984）, Jakobson（1987），Sebeok（2000）］前赴后继的发展，学界对意义的符号学分析历久弥新。 然而，文化批评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因内容驳杂而被束之高阁，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巴特的《神话学》（1957）一手将符号学推上了流行文化版图。巴特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此书一是对大众文化的语言作意识形态批评，再是对这语言作初步的符号学解释。他认为，文化，就其各方面来说，是一种语言。所有文化皆为神话，那么所有神话都是语言。“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27］139。照片、广告、电影等等都是这种言说方式的载体。 在《神话学》中，巴特用神话的虚幻特征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化”的过程。而分析大众文化，符号学是万灵药方。相较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本质的批评与抨击，与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理解与宽容，巴特更多关注的是对大众文化的剖析与解读，解码流行文化奇观中隐藏的意义，并揭示意义背后的阴谋。 对《巴黎竞赛报》封面图片的分析是则妙例。巴特称，封面上，一位身穿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在行军礼，双眼仰视，显然在凝视起伏的三色旗。这是这幅图片的意义，同时它也意指了：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所有的子民，不分肤色，都在其统治（旗帜）下效忠，黑人满腔热忱地为所谓的“压迫者”效忠，是对所谓的殖民主义诽谤者最好的回答。［27］146巴特认为，在不受文化符码的影响时，这张图片的含义可能仅仅是“一个人在对着一面旗帜敬礼”。然而，由于文化符码的干预，它涉及战后法国的种族、殖民主义和国家认同等问题，使得该图片变成了对法兰西殖民地去殖民化呼声的反击。此外，这里的文化符码很明显依赖于先前描述的语义关系。此图之所以值得一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兰西殖民地呼吁独立的背景下，一个黑人（而不是白人）向国旗敬礼，可能会出乎意料。因此，在图片中没能出现白人和在图片中是个黑人的事实都影响我们对它的解读，体现潜在的政治意涵以及符号的社会学深意。同时，它也是对流行体系与时尚的一种洞见。这完全是后来居伊·德波所称“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的先驱。诚如索莱尔斯所言，“从政治角度来说，巴特是把社会作为景观来思考的第一人”［4］191。 《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是法国著名的时政类新闻周刊，1949年创刊 在《符号帝国》中，对日本景观社会所作的文化批评，与在《神话学》中对法国社会文化的解读方式，如出一辙。只不过，这里建构的话语文本是一个从西方式的清晰、稳定以及单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的空间，意欲书写的是意指“空无”的神话。文本中两处隐秘的隐喻值得关注。 在众多“空无”符号当中，最先引起巴特注意的便是城市，“城市是言说之都”［28］。与西方的城市中心的“满满当当”相比，巴特认为，日本的城市“东京”虽然也有中心，“但这个中心是空的”［17］36。整个城市都围绕着一个既是禁区又无足轻重的地方，那里笼罩在绿荫之下，由沟渠保卫着，住着一个永远也见不到的天皇。这里的“禁区”指的就是位于东京都中心的“皇居”（天皇居住的地方），“沟渠”指的是周围的一圈护城河。它屋脊低沉，以不可见的形式藏匿着神圣的“空无”。它象征着天皇虽然处于日本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这犹如日本成为蜃景的包装盒子，包装的功能不是在空间中进行保护，而是在时间中进行拖延。［17］49包着包着，所指就流逝了，而当我们最后抓住它的时候，它就显得无意义。包装不是空的，而是被清空了，找到包装中的物件或符号中的所指，就是将其丢弃。 另一值得关注的符号是身体，这也是巴特符号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他将起源于身体症候的符号学说又回归到对身体表征的研究。尼采说，每个人距离自己最遥远。那么我们可以说，每个人距离自己的身体也是遥远的。随后，从巴塔耶强调原始动物性的“色情身体”，到阿甘本提倡剥去身体意义外壳的“赤裸生命”；从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到福柯关注身体权力的“生命政治”，上演着一幕幕身体与生命交错的权力游戏。穷极一生耽于“语言结构”研究的巴特认为，在日本，能指已“超出言说”，而正是多亏这种语言的不通，可以通过“整个身体（眼睛、微笑、发绺、姿势、衣着）与你保持一种喋喋不休的会话”［17］11。 眼睛是最具代表性的身体符号。在《眼睛的隐喻》（1963）一文中，巴特提到，“眼睛通过隐喻与太阳、鸡蛋和生殖器紧密地联系起来，打破意指空间的限定，无尽地交换意义和用法，实现一种性的僭越”［29］。但巴特注意到，与“西方人的形态学那样被眼眶夸大”不同，日本人的眼睛像是善于解剖的书法家在内眼角用足笔力，朝太阳穴方向划开一个简练的裂口。眼睛在其裂口中是自由的，它所拥有的空间是整个面孔。“'生命’不在眼睛的光芒之中，而在平面与其裂缝之间没有秘密的关系之中，在这可以说是愉悦之空无形式的间距、差异和切分之中”［17］111。日本人的眼睛是无法做“深层”阅读的，它属于“空无”符号。生命的意义存在于裂缝与平面的区别和省略中。 实际上，巴特是借由眼睛这一身体器官分析了不同人种的身体，以此来暗示东、西方符号体系存在的差异。这一革命性的解构，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念和真理，指出符号的“空无”。文化符号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动物”。巴特对身体意义的探秘无异于是对生命即人的意义探求。日本人的身体是巴特对于他者身体的关注。在巴特笔下，日本的符号中心空无、意义缺失，每一个符号都有待于被书写，在书写中涌现身体与自由的维度。因此，身体这样一部德勒兹意义上的欲望机器，在巴特手中“先是通过（索绪尔）语言的力量宣布作者之死，后是（借助尼采）抬高文本快感的力量来冲击稳固的主体性”［30］，逐步将主体送上了绞刑架，从而顺利完成从主体到身体的转向，冲击着西方稳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从西方到东方，从城市到身体，巴特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了具体的意义实践中。符号的“空无”释放的是意义的多元化，生命权力于文化批评之中彰显自由。 从“空无”走向“自由”： 是否有终极意义 探寻生命之意义如同对真理的探究一样，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巴特的“空无”符号向我们投射一束自由“意义”之光。在符号的帝国中，符号无所不在。“一旦某种符号不断出现，就可以证明它的意义缺场相当严重”［31］，这也可以证明开篇提到的“丢失的”的意义。这里的“丢失”即为“缺场”。“它象征着原本的意义的消逸, 而意义的消逸象征着意义的无限可能性。”［32］“符号并不包含明确的意义或者观念，而只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借助解释去发现意义。只有当符号借助人们有意无意采用的文化惯例和规则得到破译，符号才会呈现出意义。”［15］16 沃尔夫（1939）的“空汽油桶”当属一例。沃尔夫在“误导行为的情境命名”中提及，空（empty）汽油桶也许更危险，因为它们含有爆炸性气体。“空”这个词一般有两种用法：（1）作为“不存在、空虚、否定、无生命”的同义词；（2）用于分析容器内的物质状态，而不考虑其中的气体、残液、散落的垃圾等。很明显，“空汽油桶”的“空”是根据用法（2）来命名的，但这个名称显示的意义却是用法（1）。根据常规的文化惯例，在语言上只能用“空”来命名它们，但实际上从物理学意义上说它们更具危险性。［14］135在《红楼梦》中，人人都无“玉”，唯一拥有“玉”的宝玉却弃之如敝履，认为“这不是个好东西”，几次摔玉，想摆脱这种符号，构成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无“玉”之人却引来宝玉的羡慕，反面论证，文化惯例与规则得到破译的意指过程，使得“空无”符号呈现出意义。 有趣的是，巴特自提出第一层意义和第二层意义之后，在分析爱森斯坦剧照的研究笔记中，又提出了第三层意义。巴特将完全自然地出现在精神中的完整的符号称作“显义（le sens obvie）”，将既顽固又捉摸不定的意义称作“晦义或钝义（le sens obtus）”，类似于大于直角的钝角，晦义或钝义，即第三层意义也比叙事文纯粹、笔直、生硬和法定的垂线要大得多，“它无限地打开了意义的范围”［33］。如此，不禁引人深思，在第三层意义之后，是否会有终极意义？ “意义过程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所指的退却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终止的。”［34］这或许是巴特本人给出的非标准式答案。试想世间事情如果真的都找到明确答案后，还会有什么意义呢?!“空无”就像“零”这个数字，它包含了所有的数字在内，因此“空无”就是万有。在中国哲学中，“空无”意味着无上的智慧。佛家云，空即是色。“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道家曰，“无为而治”。陶渊明语，“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一点禅意。虽然这常常引人诟病，认为巴特晚期思想解构的锋芒日趋暗淡，理论创造也最终沦为“令人沮丧的乌托邦”［35］。但是，巴特试图通过解构符号，将符号归于“空无”并从中探寻意义无限性的过程，体现着抨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极大的自由尽显于此。“多面手”［36］的巴特，何尝不是最为自由的化身。 结 语 作为法国符号学界第一把交椅的巴特，其意义理论带有强烈的政治革命色彩。巴特从语言内部发展一门独立的反语言技巧、反权势策略，从而搞垮语言，损毁语言权力，败坏语言的压抑性声誉，同时成为第一个将结构主义语言符号理论运用到流行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家。他在语言、文本中，瓦解资本主义权力及意识形态。在使用上洞察入微，增加了文化价值的向度。受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思想家的影响，以“红五月”作为分野，巴特走出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藩篱，形成具有“空无”特征的“符号—意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迎来其在符号学界的执牛耳时代。 《符号帝国》是当代批判理论的分水岭，是进入“后结构”时代的重要文本。巴特认为，日本符号体系的独特性在于其“空无”性。因为，能指很多，但没有所指。在这个“空无”的“符号帝国”中，“断裂”的语言，在流转不居中获得话语权，使意指趋向多元，在语境中尽显张力，生产无限的意义。“作者已死”的文学（如俳句），形式的“空无”将意义完全交给解释者或读者。各种“中心空无”的文化惯例与规则得到破译，使得城市、包装、身体等符号呈现意义。意义“丢失”了，意义却“迥然各异”。它们缺席，它们瓦解，它们狂欢，是极具巴特后结构主义思想特质的符号“意义”。这里虚构的是一个从西方式的清晰的、稳定的、单一的意义焦虑和迷恋中解脱出来的空间，是将巴特的文本论与一个具体对象的灵活协调，是对资产阶级权力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神话的批判解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符号帝国》是现在所称社会符号学的先导。 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来表达各种成果及其存在意义，它们都是符号化的活动。巴特的学术生涯，实践的便是对“空无”符号所具有自由式意义的精神享受。巴特的符号学思想，从个体言语的自由，到写作形式的自由，再到实现文化自由，以期追求的是对人之自由的终极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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