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完成央莫龙峰的首登已经超过十年之久。 这座海拔6060米的技术型山峰，耸立在川西高原，曾经作为四川仅存的几座6000米级未登峰之一，吸引着国内外无数攀登者的目光。 央莫龙及其周边地带埋葬过中国最优秀的攀登者，也见证过中国民间登山事业早期蓬勃发展的光辉岁月。因此当曾山（Jon otto）、苏荣钦（阿苏）、Tim Bolter和刘勇四人前后历时3年，终于实现首登，这无论是对于他们个人还是中国的民间登山运动，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是值得纪念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2011年10月20日，曾山、阿苏、Tim和刘勇四人经过前后13天，其中攀爬4天的时间，终于登顶了央莫龙峰。他们在峰顶击掌庆祝的同时，央莫龙也成为四川境内第一座被国人实现首登的6000米级山峰。 在此之前，那是没有被人类触及过的地带。  选择央莫龙 “Jon（曾山）回来了,姚振也赶回来了,张俭明天就到,阿苏早就在成都守候，酝酿已久的央莫龙计划终于要真正开始了。”2009年10月13日，陈力这样记录道。 央莫龙，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境内，海拔6060米，属沙鲁里山系西南段山峰，因其东部的央莫龙草地得名。央莫龙是一座典型的技术型山峰，所有该峰的路线均包含冰雪岩混合路段，对攀登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其北壁、南壁相当陡峭，西山脊和党结真拉中峰连接，是冰雪刃脊，而央莫龙东面从来没有其他登山者去过。  从90年代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外国队伍对该峰进行攀登，但全部无功而返。2000年之前日本著名山地专家中村保曾对该地区进行过考察，2002年6月日本横断山俱乐部的四人队伍在该地区进行攀登，最后有两人（Kiyoaki Miyagawa和Junta Murayama）首登了海拔5833的党结真拉，但放弃了对海拔6033的党结真拉中峰和6060的央莫龙的尝试。 川西高原山峰资源丰富，这里也是世界上未登峰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除贡嘎山外，其余皆为5、6千米级的技术型山峰，但从攀登的角度而言，这其中很多山峰又都具有极大的难度。在此之前，在已经被攀登的雪山中，除雀儿山是以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名义首登外，其他的山峰都没有留下中国人的名字。  ▲贡嘎。摄影：善友 在2009年之前，刃脊探险公司马一桦从西北坡对党结真拉尝试攀登时曾考察过央莫龙峰，张俭对党结真拉—央莫龙山区进行考察时，也从西南面对央莫龙进行了考察论证。对于在中国民间攀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刃脊探险公司来说，几乎所有的人对央莫龙一带都不陌生。同时他们对那里也有着极为复杂的感情。 在2008年，央莫龙就曾出现在他们的未登峰计划中，但汶川地震的不幸和多种复杂原因的交织使得计划无法实施。实际上，在此次央莫龙攀登之前的两年时间，中国民间攀登事业几乎没有取得大的成就和发展。 2009年，中国的攀登品牌凯乐石KAILAS和刃脊达成合作，也促使央莫龙计划终于成为可能。  出发 2009年10月15日，由曾山、阿苏、张俭、姚振及美国著名高山摄影师Tim Boelter等7人组成的KAILAS央莫龙峰刃脊攀登队出发了。Tim也是从这一刻开启了他的央莫龙首登纪录片的拍摄。那时候的他肯定没有想到，这一拍便是三年。 出发前一晚陈力突然想到，“如果我们本次能攀登成功，那将是四川境内第一座被中国人自己首登的6000米级山峰。”这句话更加点燃了队员的激情。 按照计划，登山队17号晚上到达海拔3900米的下村，这是一个大约有着300人的藏族村落。进村的路上便能够看到央莫龙的顶峰。租用的两辆拖拉机载着攀登队和他们满满的装备进入村庄。  然而，他们做足了准备，却并未料到在这个山脚下的藏族村庄所要面临的特殊情况。在经过了多番交涉之后，他们还是没有被允许从村庄这一侧开始攀登。“他们说如果我们不离开这里，很可能会有麻烦。”阿苏对着Tim的镜头说道。这其实也是登山经常要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和当地村民的沟通并且得到他们的帮助抑或许可，尤其是在西藏，这样的情况更为复杂。显然这一次他们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坐着拖拉机改变线路，改由另一个方向进山。 计划被打乱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却也是未登峰的魅力之一。踏足这里的攀登者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山峰，还是其他更多的未知。 “如央莫龙山下的下村，它远离公路，安静地躺在山下，村里除了村长和书记外，几乎再没有人会说汉语。好比秘境一般，被我们妄自闯入。因此，他们的种种，我们都应包容理解。攀登的过程，更是一个随遇而安的过程，你可能爬200米就扎营，可能爬400米依然没营地。毕竟，未登就意味着未知！” 20日，登山队到达党村。并且成功到达了山脚下海拔为4800米的雅末根湖（又名：亚莫措根），在此建立了大本营。从营地仰望，央莫龙已依稀可见。  之后的几天，曾山和阿苏对央莫龙峰的南壁路线进行了考察和试攀，然而在山的南侧，无论往哪走，他们都要面对巨大的岩石堆和陡峭的碎石堆，“它让你疲惫不堪，我们爬着爬着，沿路一直有滚石落下，一路下撤一路横切，如果你脚踩错一步，便很可能是一大片岩石掉下来。”阿苏这样描述。 之后他们开始试着攀冰，但因为线路的冰密度太低，无法找到合适的保护点而被迫放弃。这是央莫龙南侧唯一有可能攀登的线路，但此刻他们不得不选择下撤。  一次祭奠 10月25日，KAILAS央莫龙峰刃脊登山队的攀登队员们在经过最后一次尝试攀登后，无奈地放弃了央莫龙峰东南壁的攀登。 但他们并不想就这样空手而归。 央莫龙峰攀登结束后，登山队将目光转移到了央莫龙峰旁边海拔为5833米的党结真拉峰。早在1991年，日本登山队就曾对该山峰进行过攀登，因天气和雪崩等原因失败。直到2002年，才由日本横断山脉俱乐部登山队完成首登。  要攀登党结真拉峰，他们必须要横切到山的另一面，穿越党结真拉和党结真拉中央峰之间的冰川。那是一个暗裂缝非常多，像迷宫一样的冰川，他们只能在无数条冰裂缝之间绕行，从5000到5400米的冰川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 经过几天艰苦的攀登之后，他们出奇地开辟了一条新路线登上了党结真拉峰。2009年10月28日，KAILAS刃脊登山队队员曾山，苏荣钦，摄像师Tim成功登顶。这是中国队伍第一次登顶该山，苏荣钦也成为登顶该峰的第一位中国人。 在抵达山顶后，Tim的镜头记录下了曾山和阿苏在山顶抛洒龙达的场景，这是西藏的风俗之一，这一刻他们以此来纪念两年前在这一区域不幸遇难的攀登者刘喜男。  2007年3月29日晚，刘喜男在从党结真拉峰下撤的途中，在海拔5700多米处的岩石上意外坠落至5500米的冰川上失去生命。他的遇难震惊了整个中国户外圈和登山界，也给了马一桦沉重的打击。这位中国民间早期最重要的攀登者之后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刃脊探险公司远走异国。 在此之前，刘喜男不仅是中国的攀岩天才，是第一个登上婆缪峰的中国人，也是2006年凯乐石未登峰计划中所完成的第一条线路的开发者。2006年1月，他与谢卫成、刘德超共同完成了昆明西山大岩壁线路攀登，顺利登顶并取名为“鲤鱼跳龙门”，开辟了国内第一条真正意义的大岩壁攀登线路。 阿苏说，“我只是想和他打一声招呼，喊一声，'嗨’。仅此而已。”他们站在党结真拉峰顶，面对着央莫龙和眼前的巍巍群山，将龙达抛洒，这些彩色的风马旗随风飘散，成为不久之后人类曾涉足这里留下的唯一凭证。 再出发 2009年的“失败”，并没有打消登山队攀登央莫龙的计划。 2010年，他们又出发了。这一次他们计划从北壁攀登，希望能找到一条新的路线。在地图上这似乎是可行的。但是这一年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麻烦，Tim和曾山的东西被当地人偷走了一部分。有人潜入了他们在村子里居住的地方，拿走了他们御寒的衣物。这虽然令人恼火又担心，不过在重新清点了装备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出发。错过这一次，意味着无功而返并且要再等一年。 他们从西边尝试翻越了一座超过海拔5000米的垭口，然后顺着一个很陡的雪坡下降，来到北壁下，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艰难的过程。那里都是雪岩和冻土，他们必须穿戴技术装备穿越一大片充满裂缝的冰川，并且从垭口上顺着一个有雪崩危险的大雪槽下降300米。 连续超过一周的坏天气和遇到的雪崩，使得这一次的攀登尝试不得不终止。 又一年过去。 2011年的10月，曾山、阿苏、Tim和刘勇，再一次出发了。 与前两年相比，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准备充分”的开始。“Tim到成都后就生病了，最后是带病坚持，我本人今年在山里待了5个月，身体非常疲倦，本次连冰镐都忘记带来，最后我们4人只能用3对冰镐攀爬。”刘勇在之后的攀登报告中写道。 登山队这次选择的路线是北面的山脊转北壁路线。之前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有限的一张图片看，整个北壁分为两部分，5600米以下部分为岩石和雪的混合攀登，5600米以上部分为非常陡峭的冰川，接近顶峰时是冰和岩石的混合攀登。 在旅程的开始，由于雅江和巴塘的道路在重修，路况极差，他们驾车从成都出发大约走了3天才到达党巴乡，并且车也被撞坏了。由于携带的物资很多，刘勇出发时临时决定骑摩托前往，一路上由于下雪和暗冰路段，多次翻车。 到达党巴乡后，他们需要背负大概15日的物资，经过两天长时间的徒步穿越才到达海拔4880米的冰湖边，大本营便设在这里。这一年他们选择了更靠西的一个海拔5080米的垭口翻越，情况虽然比上一年稍好，但大片的流沙坡还是带来了很大麻烦，其间甚至不得不在垭口上露营一晚。 好运 登山队在大本营休息了一天。10月18日天气开始转好。好运气来了。并且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好天气，这是难得的窗口期。 沿着山脊，他们在一早便开始往上攀登，爬过接近5000米处的一个很陡的雪坡、穿过一段长长的狭窄的刃脊，然后攀爬那被积雪覆盖的冰碎石坡。“那是非常破碎的岩石，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有这样破碎的岩石，而且还混着很多雪，经常是很长一段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保护。我领攀了大概100多米的路段，最后在接近傍晚时，无法在岩壁上找到合适的露营点，我们只得固定了绳子，下降到刃脊上一处相对较宽的地方扎营休息。”刘勇在登山报告中写道。 19日的攀登同样辛苦，从早上起来后他们便开始沿着岩石和雪的混合地带往上攀登，随后就进入了冰壁，整个冰壁平均大概在50度左右，从这里他们一直使用行进保护往上，直到天黑。“要不停地在硬雪和冰壁上使劲地踢冰上攀，你不能犯任何错误，因为我们之间的保护点间隔太远。但是我们又想尽快提高攀登速度。”曾山在纪录片里这样描述这一段攀登。当日晚上10点左右，他们到达了海拔5770米的一处冰裂缝边上，这里勉强可以露营。当他们准备入睡时，已经半夜一点多了。 顶峰相见 2011年10月20日。登顶日。 天空晴朗，但是高空风令人感觉寒冷。 阿苏早起时领攀了开始很陡的两段冰壁，他们依旧采用行进保护前进，这一天还有大约300米的垂直高度。但是在越来越陡的线路上，他们不能有任何失误。曾山领攀了后面的部分，接近顶峰时部分地方冰壁接近了70度，甚至在横切时他们翻越了一个垂直的雪檐。 在下午15:31，大本营的对讲机里传来了确认他们成功登顶的消息。 曾山（Jon otto），苏荣钦（阿苏），Tim bolter和刘勇，从北壁，完成了海拔6060米央莫龙的首攀。 “三年了，兄弟们。三年。我们成功了。”他们在顶峰欢呼、击掌、庆祝。 “历史在此刻重写，在此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的脚印留下过。” 这便是央莫龙首登的故事。同时也是凯乐石未登峰计划，几十个故事中的一个。 我们不仅是在重谈央莫龙 当我们重谈央莫龙首登，实际上这不仅是对曾经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或许在过去的几年中，“未登峰”被提起的次数并不多，中国的民间登山事业也并不如“央莫龙时期”那般精彩。但是，于每一名攀登者来说，“未登峰”的意义都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书写历史的过程，而书写者本身也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 为此，我们采访了多名国内优秀的攀登者们，他们每个人也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未登峰本身就是登山的一种精神存在。同时国内依旧需要开发大量的山峰，以供攀登爱好者和市场去选择，这也是未登峰的重要性所在。如果我做一个未登峰首登者的话，会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山峰本身的难度，能够突破我自身的极限，或者挑战我自身的能力；第二是它真的能够为广大的登山爱好者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机会，让他们体会攀登的乐趣。” “未登峰对攀登者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未有攀登者成功去到顶峰的山峰，就是攀登者的宝藏，会越来越少。尝试未知的路线，是对自己作为攀登者勇气和技术的最佳的奖赏。经过努力之后，如果能成功登顶一座未登峰，将会给我带来极大的精神满足，足够强烈的自我认同感，我会为自己作为一名登山者而感到骄傲。 过去十年，中国的登山人群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但绝大多数还都是体验式的登山，这也带动了国内登山服务公司和户外装备品牌的发展，越多的体验爱好者加入到登山的队伍中，将会成为国内登山事业的强大基石。” “未登峰对于一群热爱攀登的的登山者来说都是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每个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当选择了目标，选择了未登峰，那么这一座山峰对他来说便是充满了未知的旅程。需要为此进行精心的准备，一次、两次不停地去接近它，尝试攀登，最终登顶，摸到那颗宝石。这是一个和自己内心对话审视自己的一个过程。当巨大付出后最终有所收获的时候其实是内心的一个巅峰体验，也驱动着攀登者能够再次出发。 过去的十年中国登山的大环境并不好，这里面有政策冲收因素、政府部门间利益的冲突、环保压力下的一刀切等等，使得登山环境变得更糟。《长征》中说到，“一个没有探索精神的民族是前程暗淡的民族”。登山运动其实很好地诠释了探索精神但却因为有些原因，被打压和扼杀。国内曾经的热门山峰，博格达、雀儿山、洛堆峰等被无情的关闭，坐落在边境的山峰也无法进入，登山手续的办理越来越难，自由攀登者对于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也只有寥寥数十人，但他们依然在夹缝中攀登，他们是攀登中的星星之火。下一个十年我们会好吗？” “在我看来，未登峰是从未被登顶或者没有证据表明其曾被登顶过的山峰。同时，它也可以是一条登顶山峰的全新攀登路线。除此之外，很多山峰的卫峰经常被忽略，很多卫峰的挑战性甚至高于主峰，攀登他们同样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也应该被看作是未登峰。 在中国仍旧有非常多的未登峰，有一些难度并不大，但另一些则十分陡峭且充满挑战性。他们的海拔大都在4000-7000米以上，但大多处于海拔5000米左右。因此攀登一座未登峰未必是选择一座难度极高的山峰去完成。通常来说，那些最难攀登的未登峰早已被发现并经过勘查。 如果攀登未登峰的意义仅仅在于“我”，作为一座山峰的首登者当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但这若只是满足了个人的雄心那么将是非常自私的，未登峰的意义在于鼓舞了更多的攀登者。例如，攀登一座未登峰将为更多的人解锁一座新的山峰、或者你的攀登让人更加了解这片区域以帮助改善这里的山区环境，抑或在社会层面让大家以更科学的态度理解攀登这件事。” “在当代这个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你很难想象这个地球上还有未曾有人类涉足过的地方，登顶未登峰就意味着这里第一次有人类到达，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山峰的历史里。 对未登峰的攀登，意味着你在做计划和准备时可能会遇到没有山峰信息可循，你需要面对更多的未知，并做好和诸多风险交手的准备，我觉得会锻炼攀登者去做一个完善的攀登计划的能力，当你顺利返回时，收获应该是非常大的。” “未登峰是人类未曾踏足的领域，充满未知，也因此充满魅力。对登山者来说那就是赤裸裸的诱惑。是一次对未知的成功破解。没什么意义但又意义十足。 过去十年，商业登山发展如火如荼。自主攀登起起伏伏。自主攀登者的水平日渐增高，但也参差不齐。商业登山为攀登人群提供了庞大的基数，这是非常向好的局面。同时自主攀登只是极少数人的灵魂需求，不温不火，也不该着急。” “对未知的探索，是探险与登山给我的最初吸引，那些未知的世界与事物吸引着我，这是未登峰于我的意义。我认为这个时代攀登的人在滥用“探险”两个字，你跟着别人的屁股推着上升器到达最高的顶峰，你搭着昂贵着白色帐篷在野外用三镜头的手机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这些并不是探险。 如果你是个真正的攀登者，你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攀登，去尝试属于自己的路线，攀登别人眼外的山峰，去为攀登而攀登，这就是未登峰对攀登者的意义。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在于和伙伴完成了对一个未知山峰的探索，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攀登了一座热爱的山，然后我们都活着回到了家。 十年，中国的商业登山的蓬勃发展之势完全超过世界任何地方，整个中国的户外产业规模已经在世界最前列。我们有更好的攀登技术，更先进的装备，更多的商业服务；可是相比十年前，中国的民间登山，中国的自主攀登，并没有多大发展，十年后你依然能用手指头数着数，可惜了中国这片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山峰资源的土壤！” “未登峰对登山者而言，意味着探索自然的未知领域，也是探索攀登者自身能力所及的极限范围内的各种可能性。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一种实践和认知。从动念想要攀登，到做计划、实施，不管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这都是一种对自身、对攀登的重新认知。” “未登峰就像不可再生资源一样，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当首登者到达顶峰，那是代表人类的历史性的一刻。有难度的未登峰是热爱攀登者的终极目标，攀登未登峰也是最能体现阿式攀登精神的一种攀登方式。作为第一个站在无人踏足过的顶峰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感觉，是十分美妙的。 于我而言，接触攀登不过7年，不敢妄自评论历史。唯希望登山运动越来越好。” 完成那些未完成 从1854年的维特峰首登，到1865年的马特洪峰首登，这11年的时间被称为登山的黄金时代，勃朗峰的登顶刺激了人们的征服欲望，短短的11年间，阿尔卑斯山脉的149座3000米和4000米级山峰全部被首登。 当阿尔卑斯已经不再有未被涉足的角落，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更高远的青藏高原，数不清的5000、6000、7000米级山峰林立在中国西部的土地上，直至今天，它们中的大多数人类仍未涉足。 2006年，刘喜男成为了凯乐石第一位赞助运动员。也就是在那一年，凯乐石开启了未登峰计划的第一站：康华、王滨、王志明等人挑战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同年，刘喜男和搭档谢卫成、刘德超，挑战昆明西山大岩壁。开辟了国内第一条真正意义的大岩壁攀登线路。 在未登峰计划的支持下，之后的十余年间，众多中国的民间攀登者实现了数座山峰的首攀。曾山在央莫龙归来之后的第二年也创立了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和KAILAS凯乐石一起，执着的、认定的发现和传递着对于山的情感，渴望着更多的攀登者出现。 央莫龙的登顶前后历时三年，曾山、阿苏、Tim、刘勇没有放弃。KAILAS凯乐石同样没有放弃。于是“四川境内第一座被中国人自己首登的6000米级山峰”终成现实。 在此之前，中国的民间登山事业失去了很多，包括长眠于党结真拉的刘喜男。对于每一名登山者来说，未登峰的意义各不相同，攀登者杨志在他的《走出地图》中回忆刘喜男曾对他说过的话，“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在线路上很痛苦。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肉身凡体，频繁的锁定也会让我的肌肉痉挛和疲倦。但我还是要继续开线。开线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在岩壁上的时候，我可以释放自我，我完全陶醉在攀岩所带来的快乐中。如果我不开线，这些岩壁就这样光着，难道不可惜吗？” 是啊，那些还未被涉足的路线和未曾登顶的山峰，难道不可惜吗？今年，KAILAS凯乐石已开启未登峰计划。他们将陆续公布有关该计划的更多细节。 那些未完成的攀登，那些萦绕心头多年的梦。在未来的某一天，终会实现。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