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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古国原始信仰体系的理论构建

 寂寞红山 2022-06-22 发布于北京

编辑:顺喜 铭台     刊发: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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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红山古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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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古国原始信仰

体系的理论构建

一、原始信仰体系的微观分析

      红山古国时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是通过在衣服上系带不同的标识物对男女性别进行辨别的。大量的穿孔骨角牙制品是狩猎活动的产物,更是男性性别的标识物。男性在狩猎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起着关键作用,一是狩猎活动需要强健的体魄,男性体质优于女性决定了男性更多地参与到狩猎活动中;二是狩猎活动极具危险性,要求猎人既要有胆量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女性的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当男性主导的狩猎活动获得丰富的战利品后,他们便将动物锋利的牙齿佩戴在衣服上,以象征他们赫赫战功。于建设先生曾指出:男性佩戴野猪牙是为了彰显自己狩猎的成果,野猪牙越多证明他狩猎的能力越强,在部落中越受人尊敬,他受到女性的青睐度也就越高。同样,女性在渔业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渔业活动对于狩猎活动来说相对容易,危险性小。当鱼类和蚌类资源被充分开发后,对于肉食资源是一种极好的补充。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肉食资源补充能量,蚌壳也被作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充分利用起来。女性可能更中意于使用蚌刀、佩戴蚌饰,以此彰显自己在渔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总之,由于编织业发展水平有限,红山古国居民不太可能从简单的服饰上辨识性别特征,区分男女性别特征最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系在衣服上的骨角牙蚌类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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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古国居民死后男女的性别身份也有器物标识。红山古国时期祭祀址出上的管、珠、璧类器物不仅有骨质和蚌质的,还有陶质的,而且陶质的占比更高。这表明并不是每个红山古国社会成员都会享有“唯玉为葬”的待遇,普通社会成员死后可能仅仅有象征性的随葬,红山古国时期有一种圆形陶片普遍见于各个遗址从钻孔情况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穿孔陶片(报告中多称作”纺轮”):一类是半穿孔陶片,即中间的圆孔没有钻透:类是无孔陶片,仅是周缘磨制成圆形。圆形陶片在很多遗址均有出土,如白音长汗四期出土12件,柳树林遗址出土6件,二道梁遗址出土15件,二道窝铺遗址出土3件,七家遗址出土3件,哈喇海沟遗址出土5件。这些圆形陶片一般是在陶器破损后用残陶片磨制而成中间穿孔,直径3~5厘米不等厚约0.2~0.8厘米。不仅红山古国遗址大量发现圆形陶片,在中原仰韶文化和东部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典型遗址中也大量发现圆形陶片。花厅墓地的发掘者描述:在“M115M117M106三座墓葬里,纺轮是和一些装饰品一起出土的,且都没有用石制工具随葬,M108M105两座墓葬,出现了石制工具,出现了鱼镖,但都没有发现纺轮。”在南区墓葬M102内陶纺轮放在墓主人两腿之间:M107内1件石纺轮放置在右胸偏下位置: M110内陶纺轮放在右小臂的位置:MI15内两件不同质地(一件陶质一件石质)的纺轮握在墓主左手中;M117出土的骨纺轮在右臂附近。姜寨遗址M23随葬了一件圆陶片.打制成圆形,与陶钵、陶罐尖底瓶、骨镞骨匕同出于墓主人的脚部,墓主人是五十岁左右的女性。武功赵家来龙山文化墓葬M4中出土一件圆陶片,位于墓主人的右肩附近,无其他共出的随葬品。而在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也曾出土了一件圆陶片,中央有一凹坑,可能没有钻透。由上述可见,圆形陶片不仅有中间穿孔,半穿孔和无孔之分而且中原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都有大量出土,分布广泛。红山古国分布区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均不见这种器型。据此推断红山古国圆陶片当是中原农耕文化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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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被称为陶纺轮的圆形陶片无论从微痕分析还是从形制上观察都不宜作为纺轮类生产工具使用。首先,从材质上看,圆形陶片质地脆弱,易于磨损,不适合作为纺轮使用。其次,从使用痕迹来看.绝大多数穿孔没有任何磨损痕迹,当不是为了使用而制作。再次,圆形陶片中间半穿孔和无孔的两类器物不是仅仅出现一两次的偶然发现,不应被作为半成品看待。有些陶片仅仅是磨制成圆形,中间没有穿透,不是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完成,而很可能是故意而为的。因为在陶片上穿孔是极其容易的,并不需要耗时费力。因此,圆形陶片应该不是作为纺轮类生产工具使用的,而是另有他用。

      那么圆形陶片到底有何功用呢?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器物出土的普遍性。二是出土位置的特殊性。所谓普遍性就是这种圆形陶片不仅见于红山古国分布的辽西地区,在中原地区更是大量发现,不仅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早期大量出现,而且晚至商周时期也普遍存在。所谓特殊性是指从出土概率上分析,这种圆形陶片似乎与女性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基于上述两点,我们可以尝试对圆形陶片的使用功能做出两种推断:第一,具有玉璧一样的祭祀功能红山古国诸多遗址都出土了圆形陶片,以中间钻孔者占比最高从出土情况看,圆形陶片在房址、灰坑地层和慕葬中均有出土.十分普遍,当是生产生活和祭祀时经常使用的器物。从数量的普遍性和形制相似性这两个角度上看,圆形陶片和玉璧有着一致性,其祭祀功能应该大体相同。红山古国时期不可能每一个普通居民都能享有玉璧随葬,因为既不可能有充足的玉料让每个人都拥有,也不可能在人均寿命非常低下的条件下有能力为每个人耗费人力和财力去制作玉璧。红山古国遗址分布区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即便是排除人群流动频繁导致的遗址点增多因素。我们也能认识到出土的玉璧数量远远不能与人口数量对等然而,原始信仰的高度一致必然使得红山古国居民找寻各种玉璧类玉器的替代品,于是、大量的圆形陶片、陶管、陶珠、骨管、骨珠、圆形蚌片等出现了,红山古国诸多遗址出土的大量陶、骨、角、蚌质管、珠类器物就是实证。从这个角度上说,圆形陶片有可能就是低等级的“璧”,具有祭祀功能。第二,具有女祖形器一样的身份识别功能。虽然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数据支撑红山古国时期圆形陶片与居民性别有何关系,但是红山古国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葬、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墓葬中出土的被称为“纺轮”的圆形陶片多出于女性墓葬之中。此外,中原仰韶文化和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圆形陶片也多出土于女性墓葬之中,如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花厅墓地出土的圆形陶片多见于女性墓葬之中。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启示:圆形陶片或许与女性身份有关。用圆陶片区别女性身份的原因,是陶片易得,红山古国时期夹砂陶烧制火候低,易碎,在聚落中容易被发现。二是制作简单,磨制陶片不仅省时省力,而且没有更高的技术性要求.加工工艺简单。三是女性可能是制陶业的主要力量,或许正是因为女性是制陶业的主力,用磨制的圆陶片随葬以标识女性身份才最具说服力。至于圆形陶片有穿孔、半穿孔和无孔之分,或许与女性的年龄特征和婚育情况有对应关系,当然这仅是一种推论,尚需更深入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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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圆形陶片是具有玉璧一样功能的祭祀用器,那么它更应该是大众化的,显然具有普世价值。由此,我们也不难想到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红山古国,穿孔蚌片、骨管、骨珠等器物很可能是普通民众拥有的,其功能应该与巫觋阶层随葬的玉璧、玉管、玉珠一样,是祭祀用器。从精神层面分析,红山古国有两重世界,即天人的世界,神的世界,而这些中央有非实用性功能穿孔的玉器。陶器、骨角蚌器就是人神互动的通道。从物质层面分析,红山古国社会已经出现分阶层的趋势,巫觋阶层死后用珍贵的玉器陪葬,他们是社会的上层;而普通民众用陶器、骨器、蚌器随葬.他们构成了社会的下层。当然,我们必须指出,这里的社会上层是基于对神灵信仰而产生的而不是基于物质财富的多寡而形成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巫觋还是普通民众他们都有统一的文化认同和相同的原始信仰,即敬天,崇祖、奉神,而红山古国的成正是基于这种统一的文化认同和相同的原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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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信仰体系的理论构建

      红山古国社会原始信仰高度统一,然而,就微观层面观察,高等级社会人群随葬的器物多为玉器、彩陶和人像,而低等级社会人群随葬的仅有日常生活普遍使用的陶器和骨角蚌器。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群和高等级社会人群使用的精美玉器、彩陶和人像反映了发达的原始信仰。高等级社会群体原始信仰体系的外在表现是在地下用一整套的玉器随葬,在地上用一整套的彩陶器祭祀。地下玉器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玉祖,包括男祖形器和女祖形器;第二组是几何形玉器,包括玉筒、玉管、玉璧、玉镯等;第三组是动物形玉器,包括玉凤、玉龙、玉龟等。地上彩陶也分为三组并与地下玉器形成对应关系:第一组是无底塔形器和豆形器,和地下男祖形器和女祖形器形成对应关系;第二组是无底筒形器和无底钵形器,和地下玉筒、玉管、玉璧、玉镯等几何形玉器形成对应关系;第三组是陶塑或泥塑猛禽和猛兽,和地下玉凤、玉龙、玉龟等动物形玉器形成对应关系。此外,地下墓葬内埋葬着逝者的尸骨,地上坛庙冢上供奉着逝者的造像,也形成了对应关系,并且这是整个祭祀的核心。以地下逝者的尸骨和地上供奉的人像为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在地下用三组玉器随葬、在地上用三组陶器进行祭祀,从而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原始信仰体系,主要是崇祖、敬天、奉神。其中崇祖是信仰的核心。红山古国时期人们普遍相信人间和神界是互通的,人神是可以互动的,即于建设先生所说的“生死无界、人神互动”。人死后只不过是肉身腐烂,而灵魂犹在。如果建立起通往人间的通道,那么祖先的灵魂是可以重返人间的。因此,红山古国居民在祖先逝去后,在冢外为祖先造像,以期祖先的灵魂能附着在人像上,便于人间祭祀。换句话说,红山古国居民原始信仰体系的核心就是生死无界。为了实现这一信仰,红山古国居民进行了三个维度的架构。一是崇祖。红山古国居民制作玉质男祖形器和女祖形器,表明他们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生殖方面的作用以及生命的诞生已经有了科学的认知;同时冢上放置无底塔形器和豆形器也当是为不同性别的人群建立生命的通道。二是敬天。墓葬中随葬的玉筒、玉管、玉璧、玉镯都有特殊意义的圆孔,无疑不是普通祭器,应该是通往人间和天界的通道;而冢上所放置、被张忠培先生称为“陶琮”的无底筒形器和豆形器恰好和几何形玉器形成了对应关系,当不是巧合,都是祖先神往来天地人间的通道。三是奉神。墓葬中随葬的玉凤、玉龙、玉龟等玉器和庙内供奉的猛禽和猛兽基本上代表了天空、陆地和海洋三界的典型动物,应是红山古国居民原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了对于动物神的敬畏。

      总的来说,红山古国居民以祭祀祖先为核心,以祖先神为媒介,敬天奉神。红山古国居民普遍相信通过家内随葬玉祖、冢外供奉陶祖,逝去的祖先能获得新生;通过冢内随葬几何形玉器、家外放置无底筒形器和无底钵形器,逝去的祖先能通往人间和天界;通过冢内随葬动物形玉器、冢外供奉泥塑动物神像,逝去的祖先能获得神灵的护佑。正是这种高度统一的原始信仰凝聚了更庞大的社会力量,吸纳了更多的氏族部落,扩大了更广的地域范围,形成了更统一的文化面貌,于是,红山古国晚期进入了古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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