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骑兵军 作者：[苏]伊萨克·巴别尔 豆瓣评分：7.8 我的评价：★★★★★
文：梦龙 1920年，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以《红色骑兵报》战地记者的身份，自愿奔赴前线，加入了苏联红军第一骑兵军，笔名柳托夫。1923年，小说《骑兵军》问世。小说的历史背景是苏联内战（1918—1922）以及苏波战争（1919—1921），由哥萨克组成的红军第一骑兵军，为苏维埃赢得内战立下汗马功劳。但是，《骑兵军》的战争叙事怎么看都不像英雄赞歌。 《骑兵军》由38篇短小精致的故事组成，叙事从容不迫，故事耐人寻味，篇篇都是艺术佳作。有种“一叶舟轻，双浆鸿惊”的阅读感受，用巴别尔的话说，就是“像艘小船在被施了魔法的波峰浪谷间颠簸……” 1. 杀戮——“残阳如血，红得似乎有些失真，煞像正向我们步步逼近的死亡。” 《骑兵军》是战争题材的军旅小说，战争叙事少不了杀戮。总体上看，巴别尔的杀戮叙事，带有明显的选材侧重，即轻血染沙场，重暴虐残酷。这也难怪苏军元帅布琼尼怒斥巴别尔的《骑兵军》是对第一骑兵军的诽谤。 《激流强渡兹布鲁齐》是《骑兵军》的首篇，主人公“我”隶属六师“后卫部队”，随着“辎重马车”队伍开拔，行军途中，我在一个犹太人家里过夜，半夜醒来发现，睡在身旁的竟是被砍死的房主的尸体。故事以房主女儿的一声绝望的呐喊收煞。作为“后卫部队”的一员，如果说“我”幸运地躲过了前线的厮杀，但却亲睹了后方的疮痍。“尼古拉一世用农夫白骨铺设的公路”不仅没能成为珍视生命的警喻，反而还将继续向战争输血——“辎重马车”。小说名为《激流强渡兹布鲁齐》，但“强渡”描写仅有一句，作者勾绘出远近两景相结合的画面，近景则是叙事之眼。行军画面弥漫于东欧辽阔平原的天地之间，可见其渺小，死尸画面游魂惊梦般闯入目前，可见其震撼。此外，“我”的梦也具有深意，梦中是杀戮场面，而梦的主人“我”，也在潜意识下“又嚷又蹬腿”。似乎在说，“我”粗鲁的行为，很可能被经过战火洗礼的、暴力化的潜意识所主宰；体贴关爱之心，如同死去的善良房主，“在哪儿还能找到呢……” 《我的第一只鹅》，讲述了“我”初到师部服役，因为我的“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身份，被战友耻笑为“娘炮”，甚至“害群之马”。若想消除军中偏见，其实很简单，设营员告诉“我”道，“您要是糟蹋了一个娘们儿，最纯洁的娘们儿，当兵的便会对你客客气气了……”言外之意，只要够狠毒，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哥萨克骑兵。所以，当“我”怒气冲冲地给了大娘“一拳”，并将她家的鹅一脚踩死之后，立马赢得了哥萨克战友们的“尊重”。但是，“我”的梦却摸到了“真理”：“我那颗被杀戮染红了的心，在低低呻吟，在汩汩流血。”巧合的是，“鹅”与中文“恶”谐音，篇名中的“第一”暗示杀戮只是刚刚开始…… 《盐》是《骑兵军》中的名篇。故事通过编辑部的一封来信展开叙述。来信者署名“革命者尼基塔·巴尔马绍夫”。巴尔马绍夫在信中讲述了自己枪杀一位平民妇女的经过：他在发现女人怀中的襁褓里不是孩子，而是一包盐的时候，枪毙了她。按照巴尔马绍夫的革命理论，这是为共和国抹去“耻辱”的高尚行为。所以，巴尔马绍夫完全把枪毙妇女视为为民除害，视为理所当然。否则的话，就实在太荒唐了——怎会有人把自己犯罪经过实名投稿呢？巴尔马绍夫的可怕之处不是残暴，而是他的“革命”思想。他已经丧失了从生活从现实从人本性去看问题的能力。妇女贩盐行为，确有欺骗成分，但这是战火之下求生的无奈之举。巴尔马绍夫不是说嘛，“军队里没有自由，只好对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个个姑娘实施强暴……”贩盐妇女如果不通过欺骗来保护自己，车厢里被强暴的两个姑娘就是她的下场。所以她说，“骗人的不是我，骗人的是我遭的罪，是我心头的愤恨……”可以说，巴尔马绍夫象征着纯粹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惜牺牲一切，尽管他也知道“俄罗斯，简直是满目疮痍”。因此，巴尔马绍夫越是心如止水，就越是暗藏杀机，他如同一部冷酷的枪机，随时准备射杀“敌人”。革命者巴尔马绍夫在《叛变》中再次开枪。在“敌人”面前，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巴尔马绍夫那种心平气和式的残虐，着实令人毛骨悚然。 2. 荒唐——“一轮明月”，“抱着她那圆乎乎、亮闪闪而又无忧无虑的脑袋，在窗外的夜空中巡弋。” 《骑兵军》充斥着大量的荒唐叙事，与其说战争是荒谬的，不如说生活本身杂藏着荒诞不经。从中可见巴别尔的艺术慧眼，直透人心，直达心灵，如同“一轮明月”，高冷无情，俯视人间。 《潘·阿波廖克》，情节与《诺沃格拉德天主教堂》有所关联，故事都发生在逃亡者“天主教司铎”的家里——这个不在场的人物形象，很吊胃口。本篇故事由墙壁上的“圣像画”引出，讲述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圣愚画家的故事。阿波廖克的画作收费低廉，且有一个“阴暗构思”，就是画中人物的面孔，都临摹自村民。更有趣的是，如果你是金主，那就会被画为圣徒（比如故事中逃亡的司铎），或者把你的仇人的脸安在叛徒身上。阿波廖克的荒诞画风很受欢迎，因为他满足了村民们的“自豪感”。所以，女管家成了圣母（因为画师住在她家里），瘸子成了圣保罗，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圣徒。但也有不幸的例外，他就是逃亡者司铎的助手罗姆阿里德。教堂壁画上，圣约翰那被砍下的头颅用的就是罗姆阿里德的脸（也许，司铎抑或画师对他心有不满。可见罗姆阿里德的无奈，因为毕竟圣约翰是圣徒，他不敢将壁画销毁），因此罗姆阿里德对画师怨恨难消。故事的结尾，阿波廖克还向我讲述一则“有关耶稣和德博拉婚姻的故事”，更是荒诞幽默，可见他的叛逆，依然如故。篇末，作者点题道，“无以兑现的理想和不成曲调的歌谣使我感到一丝暖意。”此种心理与村民们通过跻身圣像的“自豪感”，尽管都是“不成曲调”的胡闹，但其中的幽默风趣却也是废墟之上的苦难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丝暖意”。诚如《拉比》之中的长老所言，“只有智者，才会用笑声揭开生活的帷幕……”。 《意大利的太阳》，情节源于“传令兵叫西多洛夫”写给未婚妻的一封信。西多洛夫在信中写道，他想去意大利领导和发动革命。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幼稚可笑的“妄想”，可谓荒唐至极。也许，他被“革命”思想洗脑，成为了一名“革命”信仰的狂热信徒。也许，逃避部队“枯燥”的生活，才是他的真实动机。不管怎么说，服役生活已经将他折磨得“那张死人似的脸，像一副没有生气的面具一般”，但他的内心世界，却闪耀着一颗“意大利太阳”。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表相世界的悬殊落差，正是作者营造出的想象空间。可见，人只要一息尚存，皮相之下就总会升起太阳，太阳是生命之光，也是思之不得的痛苦之源。 《马特维·罗季奥内奇·帕夫利琴科行传》，讲述了一个农民军人复仇地主的故事（复仇题材还有《普里晓帕》）。传主马特维入伍前是个农民，儿时的他在尼基金斯基老爷家做牧童，后来他的妻子纳斯嘉被老爷强奸了。十月革命后，他以军人的身份，假托革命的名义将老爷毒打一顿。革命打破了旧世界的社会秩序，农民和贵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反转，没变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毒打地主，并未让马特维快意恩仇，因为他那被战火烧伤的半边脸将伴他一生，而自由快乐的童年、幸福的婚姻却在仇恨的土壤之下生根发芽。某种程度上说，马特维之所以没有枪决地主，带有些许醒悟意义，他说，“枪子儿打不到他的灵魂”。同时，折磨地主的肉体，也可能是为了更解气，“活在一个敌人也没有的世界上，”《汗血马》中的连长会说，“这样活得会很乏味……”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特定的历史造成的，历史却不会给出镇痛药方。最后，马特维只好以“脚踹敌人”的方式，苦寻“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女人——“繁星闪烁”，“那颗胆怯的星星，眨了一会儿眼睛就熄灭了……” 《寡妇》，讲述了马夫列夫卡，在团长重伤弥留之际，强暴了他的战地情妇萨什卡的故事。列夫卡是一个善于用正义伪装自己的卑鄙之徒。身为马夫的他，曾是马戏团里的“大力士”，但在面对别人的挑衅时，不敢予以还击，还美其名曰“不动手打他”，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绅士。可是，团长将死，萨什卡也就失去了保护，列夫卡则在无人挑战的情况下露出邪恶本质，强暴萨什卡。此后，他又在团长的葬礼上上演闹剧，先是向连长报告了团长留有遗嘱，然后又毒打萨什卡。表面上，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让她记得团长的遗嘱，潜台词则是用拳头告诉她，不能将强暴的事件揭发。可以说，这个“大力士”的确是个好戏子，从始至终伪装得天衣无缝。同时，他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力士”——将力气倾泄在了寡妇身上。萨什卡，她为团长出殡，表明她对团长的留恋之情。同时，出殡行为，也等同于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了其他骑兵——列夫卡说得没错，“她现在又得到处伺候骑兵连的兵老爷们了。”这是萨什卡的无奈，因为战火之下，生机渺茫，要么出卖肉体，要么被强暴，她并无太多的选择权，总之她绝非列夫卡所说的婊子心肠。相对于那些被士兵无情强暴的女人，团长临终前还能分给她一份遗嘱，怕也是射入悲惨的萨什卡内心之中的，一道转瞬即逝、难能可贵的情爱之光了。这也是死去的团长所留下的一道微弱的人性之光，尽管他在故事中并无太多戏份。故事所以命名为“寡妇”，言外之意在于，此后的萨什卡可能不再是萨什卡了，她将以寡妇之身为下一个，乃至无数个“兵老爷”送葬…… 《萨什卡·基督》与《歌谣》连读，会发现一个可怕的现象，那就是“心地善良忠厚老实”的农民，参加骑兵军后，会演化为“干坏事儿”的阴险之徒。《萨什卡·基督》“因为性情温顺，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基督。”“14岁那年他得了性病”，后来加入了骑兵军。14岁的他，曾拼命劝阻同样患有性病的继父不要欺负母亲，萨什卡说，“性病会令她纯洁的身子受尽折磨的……”到了《歌谣》这章，萨什卡在手风琴优美的奏唱之下，仿佛回归了温柔和顺的本性。他的一曲“库班歌谣”，化解了“我”与“房东老太婆”之间的抢粮危机，卸下了“房东老太婆”的心理防备，不曾想他却向“房东老太婆”说，“您要愿意，我可以暖和暖和你……”是夜，萨什卡与“房东老太婆”一起睡在了“破烂似的床铺上”。不知萨什卡还记得当初自己说过的话么，“性病会令她纯洁的身子受尽折磨的……”温顺杀人，可谓卑鄙至极。此外，《歌谣》中的“我”，似乎也已对生活乱像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当“我”看见他们同床共枕之时，“而我竭力想睡着，并且为了能做个好梦，一个劲儿地想些好事。”“我”只能寄希望于“好梦”来寻求解脱，“我”的深深无奈之情，又怎是“真挚友善、摇荡心魂”的《歌谣》所能抚慰呢。 类似的情节，在《吻》中再次上演，主角则变成了“我”。“我”利用了伊丽沙白的信任，与她春宵一度，但却无情地将她抛弃。虽然我没有性病，但是“我”播下了一粒坏死的种子，即虚幻的希望。起初，“我”卸下了“杀气腾腾的装束”，用革命胜利后的美好生活画面，让伊丽沙白一家不仅对“我”产生好感，更是萌生了“朦朦胧胧的希望”。伊丽沙白被点燃的心灵之光，只能是“胆怯的星星”，在“我”无情离去之夜“眨了一会儿眼睛就熄灭了……” 4. 犹太——“一颗童心”，“像艘小船在被施了魔法的波峰浪谷间颠簸……” 《基大利》《拉比》《拉比之子》涉及一个共同的主题——犹太。不能忽视的是，作者巴别尔也是犹太人。所以《基大利》开篇会写道：“每到礼拜六前夜我就会被一种浓浓的哀伤的回忆所席卷。”做礼拜，这是军旅岁月中的“我”，对心灵安息的一种奢望，此时的“我”，“童心”苏醒。通过犹太视角，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巴别尔对战争的血腥残暴的态度。基大利憧憬着由“好人组成的国际”。基大利的“好人”标准极其简单，那就是“好人是不会杀人的”。《拉比》中的哈西德派犹太长老曾问“我”，“你想要什么？”“我”的回答则是“欢乐。”当“我”埋藏《拉比之子》时，“我吸进了我这位兄弟临终前呼出的最后一口气。”由于拉比之子是年迈的哈西德派犹太长老“最后的王子”，我吸进兄弟的“最后一口气”，象征着“我”的回归。也许只有“童心”，才可能是乘载生命的“小船”，使“我”在命运的“波峰浪谷”间不至迷失自我。“童心”也如魔法般庇护着人间真情，失去童心的拉比之子，他已将母爱之情视为“小事一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