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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海明威以“电报体”般的简洁与洗练文字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小说大师的话，请大家不要忘了，和他“武功”不相上下的还有伊萨克·巴别尔。被称为“俄罗斯文学天才”的巴别尔同样认为小说的语言“必须像战况报告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然而与海明威的显赫名声相比，巴别尔在我国鲜为人知，更别说他的《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了。 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苏联作家团访问美国，座谈会上，有美国作家向团长询问伊萨克·巴别尔为何长期不见新作问世，也不见有关他的报道？团长回答：我出访前还见过巴别尔，他正在埋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团长显然说了谎话，因为在四十年代初，巴别尔就被枪杀于苏联内务部扬卡监狱，终年四十七岁。从此，他在俄罗斯文坛销声匿迹，无人知晓，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被平反昭雪。 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才的巴别尔早就以《骑兵军》（又名《红色骑兵军》）为人津津乐道了。《骑兵军》这部短篇小说集取材于巴别尔自己在布琼尼将军手下的战斗经历，是纪实性很强的战地实录式小说，类似于新闻报道或者战地日记。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不同的是，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也没有浴血奋战的激情与豪迈。作者只是冷静地采用了大量的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甚至墓志铭等手段，向世人讲述1919到1920年苏俄内战和俄波战争期间，苏俄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至于说进军旅次发生过的一切，可能来不及过滤，也许作者故意把功过是非留给后人来评判。 与传统俄罗斯“良心”们一样，巴别尔显然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性，然而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让他内心矛盾顿生，因为他看到了以恶制恶带来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与杀戮，都是以“革命的正义”为借口进行的，反而戕害了真正的革命理想。书里边有很多篇章记录了很多哥萨克骑兵们日常的暴行，这些人中，有散兵游勇的个人复仇，也有亲人间的反目相向，更有思维健全的疯子的疯狂。同时，小说也不乏对江湖圣像画师民粹思想的闪光，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的记录。正好形成一种对比手法。 然而，小说被津津乐道的并非故事本身，而是其叙述语体。所有的三十多篇短篇，皆出自一种晴朗明快的手笔，正如作者自己所孜孜以求的那样，“必须像战况报告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这种简洁，洗练的笔墨随处可见，不妨来上几段：“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籍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子夜。”“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 如果说海明威的电报体小说带着几分干涩和悲凉心境的话，巴别尔的“电报体”则在凝重里带着诗意，面对无尽的苦难，面对着哥萨克骑兵战斗后的满目疮痍，从没有陷进悲凉境界（尽管很悲怆），反而是这样亦庄亦谐的句子来讲述血迹斑斑：饥寒交迫的大军朝你古老的城市蜂拥而来，啊，波兰，全世界的奴隶团结起来的歌声响彻在你这些城市的上空，你要倒霉了。（摘自《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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