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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时代总是群星闪耀，而不是孤星独行，因为天才总是结伴而来。试着回望一下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时间段，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乔伊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庞德、斯泰因，他们基本属于一个文学圈，虽然表面上其乐融融，每个人都卯足了劲，谁也不服谁，他们互相较劲，用写作证明自己的存在，结果就是产生了文学史上最耀眼的时刻。这当然不是孤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文学的大爆炸，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只不过是其中最耀眼的四颗星，熟悉拉美文学的人都知道，那个时期的拉美文学产生了无数作家和杰作，因为只有同类的友谊和竞争双向的动力才能促进天才的诞生。相反，如果你恰好没赶上一个好时代，在写作的道路上孤独地探索，这就意味着你可能一生都生活在阴影之中，默默等待世人发现你是一个天才写作者。 一、卡佛是反面文学的典型 这样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更是多数，其中一多半的作家都湮没无闻，好一些的比如纳博科夫，流亡在巴黎，几近默默无闻，到了美国重新开始，最终还能暴得大名。惨一些的就是雷蒙德·卡佛，在写作的道路上基本是单打独斗，各种摸索，尝试，几次临近破产，最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还没来得及享受功成名就的快乐，多年来生活的困窘压力酗酒导致身患癌症，去世的时候刚过五十岁——所谓成名要趁早，这是对那种轻松的天才来说的，对卡佛这样的作家来说，成名不是早晚的问题，而是会不会出头的问题。 这两天读卡佛的传记《当我们被生活淹没》，还是颇有感触。这部传记的作者卡萝尔·斯可莱尼卡选了一个时间作为卡佛写作的起点：1976年3月，卡佛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刚出版，他却破产了，还被告上了法庭，差点面对牢狱之灾。这几乎就是卡佛一生活生生的隐喻。卡佛在写作的道路上几乎跟他的婚姻一样早。及时发现自己写作的天赋，早早投入写作之路当然是好事，但是十九岁就一脚迈入了家庭生活的大门，承担一个家庭的重担，对一个蓝领出身的人来说并不是好事。 当我寻找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案例，发现大多数作家为了出名可以不择手段，其中最为厉害的就是弃家庭妻女不顾，比如诗人里尔克即是如此。所以作家给人的印象天性凉薄，好像为了艺术而献身还不够，还要拖累身边的人一起献身，方能彰显出对艺术的虔诚。但是对卡佛这样的作家来说，他首先是个好丈夫，好爸爸，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当然，我们不能强求一个底层出身的写作者为妻儿提供高档生活的条件，但是他显然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所以我们后来才了解卡佛写作的艰难之处，他一辈子写了无数短篇，但是从来没有写过长篇，据他自己交代，主要是因为写作的时候，总担心屁股下的椅子随时被抽走——他有一大家子人都需要照顾养活。 二、卡佛是写作的孤独者 卡佛的一生并不是天才作家常见的一生，天才的一生都是挥霍的一生，是睥睨天下的一生，是口出狂言无比自信的一生。但是卡佛从开始写作，就处于极度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的区域。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初学写作者的必经之路，因为身边没有可以学习和观照的对象，所以他只能自己摸索，试着投稿，模仿别人的道路。他没读过大学，唯一读过的是那些作家培训班——只有在培训班上，他才接触到真正的作家——大多数都是籍籍无名，发表过几篇作品，但是还处在未成名阶段的同类型的作家。卡佛在不同的阶段都模仿过不同的写作者，比如海明威，这是卡佛成名后对比最多的一个作家，他的极简主义与海明威的冰山写作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都是简洁的风格，精炼的句子，引人遐想的留白，这些都是卡佛从海明威出学到的东西，所以六十年代海明威自杀身亡，对卡佛打击很大。 卡佛在写作上的不自信源自自我评价的缺失。他是一个写作的孤独者，身边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他四处流浪，打工为生，他一家人的生活是美国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当生活比写作更重要的时候，写作就变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他需要认同，需要别的作家的肯定。在斯可莱尼卡的传记中，提供了很多这样的细节，可以窥探出卡佛在长期艰难的生活中养成的性格，比如，在六十年代，卡佛找到了一个教科书编辑部的工作，他去应聘的时候，给人留下了一种“总是妥协却又总是保留希望的人”的好印象。这种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性格，在写作中也流露出来很多。卡佛的小说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生活的苦难，辛劳，突如其来的打击会把人的尊严打破，但是愤怒过后，我们还得继续讨生活，所以他的小说显得隐忍但不自怜，无奈并不伤怀，可叹但并不可悲，最终人都要承受这一切，消化这一切，还要重新开始。这大概是海明威所说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生活版本。 三、卡佛与极简主义 说起来，卡佛的小说跟极简主义联系起来多少也是这种妥协性格的产物。卡佛的成名作《请你安静些，好吗？》，这本书的编辑戈登·利什一直吹嘘卡佛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多年后，我们重读了这本小说集的原始版本《新手》之后，不得不承认，利什对卡佛的小说进行了大量的删减，甚至改写。一个编辑对作家的作品可以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改写和删减，想来就不可思议，但是某种程度上，卡佛默许了利什的编辑作用，他甚至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称利什是他见到过最好的编辑，甚至可以跟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人的“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相提并论。沃尔夫出版自己的作品时，跟珀金斯也采取了这种紧密的合作方式，但是珀金斯并没有忘记编辑的职责，那就是编辑不增补任何东西，他帮助作家认清一本书该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替代作家进行改写。 卡佛对利什的赞许之下，有很多的无奈。比如，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能出版作品就已经是万幸了，所以某种程度上，他的妥协让利什僭越了编辑的本分。利什本人也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他大概在编辑卡佛的作品中找到了一个创造作家的成就感，所以把编辑变成了再创造。他的肆无忌惮只能是面对卡佛这样性格软弱的作家才有效，当面对纳博科夫的时候，他哪怕删减一个单词，都被纳博科夫骂得狗血喷头，他还不敢有任何怨言。 作家与编辑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简单，这更像一种权力的博弈，比如一方是无名作家，而另外一方是强势的编辑，而一方是著名作家，另外一方是普通的编辑，双方地位和名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合作意愿。文学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事例。但是对卡佛来说，他一生大概都没有品尝过一个著名作家该是什么样子。他的一生都处在渴望发表作品，而需要人脉和资源推荐这样的矛盾关系之中，他不善交际，没有能力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与评论家没有过多的交集，他最擅长的交际就是与人喝酒。所以遇到利什这样的编辑，就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某种程度上，利什确实帮助他发表了很多作品，也帮助他在文学圈出名，但问题就在这里。一旦卡佛成名，文章归属权的问题就产生了。这方面卡佛性格的怯懦和软弱才是问题的根源。 正如我开篇提到的，卡佛的一生都是捉襟见肘，他的写作之路也起起落落，身边并无其他写作者可以互相照应和激励，他的不幸不在于没赶上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在于他始终生活在底层之中，生活在群星聚集的圈外，成为了一名被生活放逐的作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极简主义成为了卡佛的代名词，他终于成为了著名作家，终于可以摆脱债务和破产的危机，专心写作的时候，又被身体的病痛击倒。这个时代好不容易呼应了一个好作家的存在，但又残忍地用生活折磨他，让他无法享受一个真正作家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佛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家，只是一个失意的作家，因为造化弄人，他没赶上一个恰好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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