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商周三代王都，目前唯一被确认的王都是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夏、周二代王都之所以难以被确认，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夏文化的探索，目前遭遇的困难比较多；相对来说，确认周都的条件目前比较充足。  周原遗址位置示意图 当今学术界提出的周代王都地点主要聚焦在三处：一处是位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周原遗址，一处是位于西安市西南郊的丰镐遗址，还有一处是位于河南洛阳瀍河两岸的西周遗址。以上三处遗址，学者根据对传统文献的理解，目标主要集中在丰镐地区和洛阳地区。而从考古情况看，周原遗址则拥有绝对优势。周原遗址主要分布在宝鸡扶风、岐山两县境内，总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拥有岐山凤雏、扶风云塘-齐镇、扶风召陈三大基址建筑群，发现了九座王级大墓，拥有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的巨型都邑，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拥有发达的水网系统。而丰镐遗址总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洛阳的西周遗址面积则为6平方公里，均不能与周原遗址相比。  周原是周族的龙兴之地 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利用金文材料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由于受文献困扰，使得有一些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其原因就在于传世文献往往受到后世的修饰，而今天我们并不清楚这种修饰出现在什么地方。因此，本文试着单纯利用金文材料，来对周代王都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笔者主要利用的资料是“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主要方法是通过对含有“周”、“宗周”、“成周”、“（王）在成周”等关键词的铭文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现在，笔者先把相关统计数据列在下面：  西周青铜器分布图 （一）根据笔者的检索，目前已经公布的含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共计6944件，其中有出土地点信息的不足3000件。在这不到3000件青铜器中，陕西为1238件，河南为485件，山西为382件，山东为265件，湖北186件，北京为90件，其他省份均较少，此不具。可见，陕西拥有含铭文西周青铜器数量比河南、山西、山东三省的总和还要多，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二）周人兴起之地为“周”，其国称“周邦”或“有周”。笔者统计到含“周”字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共有290件，其中有出土地点信息的，陕西为109件，河南为12件，北京为7件，山西为6件，辽宁、山东、内蒙古各1件。陕西仍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周厉王用器㝬簋（陕西扶风法门镇出土） （三）含“宗周”铭文的48件，其中有出土地点信息的，陕西为22件，河南为6件，北京为2件，山西为2件。陕西仍然处于垄断地位。 （四）含“成周”铭文的共101件，其中有出土地点信息的，陕西为23件，河南为11件，北京为4件，山西为6件，辽宁为1件。陕西仍处于绝对优势。 （五）西周王都究竟在哪里，关键的一个指标，还是要看周王在哪里的活动最多。据此，笔者以“王在”为关键词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含“王在”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共238件，其中有出土地点信息的，陕西为99件，河南为3件，山西为2件，湖北为1件，山东为1件，内蒙古为1件。陕西仍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仅据这一点便可知，在以”成周“为西周王都之称的前提下，把洛邑视为西周的“成周”的传统观点已然不攻自破。  有“宅兹中国”铭的何尊（宝鸡贾村出土） （六）熟悉西周金文的朋友知道，西周时期含“王在宗周”、“王在成周”、“王在周”铭文的青铜器比较多。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西周时期的“成周”在洛邑，而笔者的研究结果发现是在周原（见《西周“中国”在宝鸡》一文，链接： 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无论是金文中的“王在周”、“王在宗周”，还是“王在成周”，都是以陕西关中平原为中心的。以洛邑为西周之“成周”，其说并不可信。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点，笔者又对出土于洛阳含“成周”的青铜器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多件均含有“殷成周”的字样，比如1929年出土于洛阳马坡的作册申卣铭文说：
 作册申卣（洛阳出土） “殷成周”的意思，就是到成周进行觐见。因此，作册申卣铭文的意思就是：明保到成周进行朝见的这一年，明公赐给了作册申鬯酒、海贝。作册申赞扬明公的美德，于是铸造了这件青铜卣。关于“明保殷成周”这件事情，同出于1929年洛阳马坡的令方尊、令方彝有更详细的记载。作册令方尊铭文说：
 令方彝（图源；中国青铜器全集5：131） 关于这条铭文的释读，过去学者们普遍的解释是，周王于八月甲申在关中平原的周城任命明保为卿事寮，十月，明保在洛邑成周上任，然后于次日在京宫、康宫进行祭祀。完成后，又到周王处祭拜。按这一理解，至少有四点讲不通： 第一，八月甲申，周王在关中平原的周城任命明保为卿事寮。十月癸未（甲申后第60日）明保在成周上任。那就意味着从关中平原到洛邑单程需要两个月。这是否说得通？ 按《史记》记载，公元前279年，秦昭王与赵惠文王相约于渑池相会。 赵王临行时，廉颇说，按路程计算，大王往返不超过三十日。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赵都邯郸至渑池约360公里，往返一月，则日行约25公里，这与现代学者研究得到的结果基本吻合。从周原至洛邑从渭河进入黄河而下，从周原经渭河进入黄河，再到盟津登岸至洛邑，行程约500公里。由此可知，从周原至洛邑单程约为20日，按令方尊的记载，八月甲申至十月癸未为60日，已足够一个往返而有盈余。 第二，按过往学者的解释，那就意味着明保上任时周王也在洛邑，这带来的问题是：周王需要和明保一同上任吗？ 第三，按过往学者的解释，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明保在上任后才去祭祀祖先、随后再配置僚属？这在制度和程序上是否合理？ 第四，更大的问题是，按传统的解释，必然推出一个观点：那就是洛邑也有康宫等大量西周宗庙，但洛邑考古从1952年开始至今已有70年，却至今没有发现天子级别的宗庙建筑基址，也没有发现天子级别的宫殿建筑基址，甚至如上文所见，连有关周天子活动纪录青铜器也极为缺乏。 实际上，以上这些解释，学者们在一些关键语句中还存在重大分歧。如“公令诞同卿事寮”一句，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的解释就截然不同。郭沫若认为诞字应读为“出”，意思是周公让明保出任卿事寮。陈梦家认为是个人名，把这句理解为周公明保召集众卿在一起。唐兰读为“造”，解释为以作册令为同僚来辅佐自己。  令方尊（洛阳马坡出土） 反之，按笔者的理解，令方尊铭文则可作如下释读（采用意译，并做适当补充）：
显然，这一释读可以更合理地消除上述四个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指出，洛阳出土的令方尊、令方彝以及作册申卣等含有“成周”铭文的青铜器其实恰好证明洛邑不是西周时期的成周。同时，令方尊也证明了一点，康宫与成周非常近。而在大量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康宫均与“周”联系而罕与“成周”联系，又据应侯视工钟铭文可知，周与成周绝不相同。因此，笔者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成周只是周城内部的一个区域。 当前学术界普遍以洛邑为成周作为研究前提，结果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观点，认为西周有三个王都，即成周洛邑、宗周丰镐和歧周周原，并认为三个地方都有周人的大量宗庙。显然，这在考古材料上是找不到证据的，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文献依据；同时，康宫不见于东周王室所铸的青铜器，也可以说明洛阳并不存在西周时期的宗庙、宫室。 洛阳出土的墓葬以及青铜器铭文（洛阳出土的青铜器以含父乙、父癸、父乙先等具有殷商遗裔特征称谓的青铜器为大宗）均表明，这里生活着大量的殷商遗民，这与《尚书》、《书序》等文献所说的迁殷顽于洛邑的说法吻合。而综合各方面资料来看，如上文所论，当时驻扎在洛邑对这些殷商遗民进行管理的西周贵族应该就是周公家族。这不但从《洛诰》上能找到证据，出土的金文材料也表明洛邑与周公家族关系密切。比如上面令方尊、令方彝中的明保就属于周公家族。同时，出土于洛邑的沈子它簋中有“周公宗”一词，这个周公宗也应即令方彝中的“周公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