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应该读的一篇文章

作者：重剑

儒家不讳言利，乃至鼓励老百姓去谋取经济利益，这一点在司马迁写的史记货殖列传当中有鲜明的体现。

司马迁是典型的儒家，非常崇拜孔子，他对孔子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他乃至以孔子自比：“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这样的人为货殖作传，褒奖颂扬那些名商大贾，以为后世典范。足见儒家本不轻视商业。实际上，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显示出非常超前的经济思想，1800多年后的英国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基本思想，司马迁已经在货殖列传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达。

这篇文章开篇两段就非常精彩：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简单翻译如下：

《老子》说：“最完美的政治应是，邻国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互相听到，老百姓对自己的衣食很满意，安居乐业，不求移风易俗，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看，人们总是要听好听的，看好看的，吃好吃的，好逸恶劳，以有权有势为荣，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久了。再怎么去教育，也不可能使他们改变。所以，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改变，再其次是说服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民争利。

老子认为世界纷争不已，就是因为欲望太盛，所以要想世界太平那就只能教导老百姓清心寡欲，回归原始的生活状态。但司马迁认为这不可行。人的声色口福权力之欲是不可抑制的，要承认它的正当性，因势利导即可。

这部就是妥妥的市场经济思想嘛？

亚当斯密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立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司马迁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是不是很像？

司马迁不但没有像后世儒家那样羞于谈钱，反而认为贫穷可耻，致富光荣。

他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意思是，人才就两个出路，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发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官的，所以要允许老百姓求财。没本事，穷得叮当响，而整天满口仁义道德，那是很丢人的！

这最后一句话感觉是在打颜回的脸：）

他在货殖列传里褒扬发了大财的子贡而贬抑穷困的原宪。“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司马迁认为，如果不是子贡发达后的大力宣扬，孔子的大名后人不一定得知。

中国人有个口头禅，那就是为富不仁。这是长期的仇富心态。其实，为富不仁这句话出自孔子的老对头阳虎，来自于孟子的转述。阳虎认为，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把富和仁给对立起来了。这本不是儒家的观点，但因为出自孟子这本书，所以后世也多张冠李戴。

那么，作为儒家的司马迁如何看待富和仁的关系呢？他说：“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不是为富不仁，而是为富助仁。富人其实更可能有仁义道德。

至于货殖列传所载的范蠡、计然、白圭等的致富思想，我觉得倒不一定值得推崇。譬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个看法是基于对投机的总结，但是真正的商业经营其实并不看重。作为价值投资者如果信奉这个，反而是有害的。

货殖列传是史记的最后一篇（不算太史公自序的话），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压轴之作，或许是司马迁有意为之。汉朝中国进入大一统社会，货殖可能是一般大众最广泛的出路，工商业也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工商业大发展，社会就不会那么卷。可惜，大一统的专制社会恰恰断了这条路。司马迁当时也许对此寄予厚望。

大一统之后，中国进入了科举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工商业遭到彻底的抑制。我甚至想，哪怕即使是大一统，如果没有科举，中国也许也会像西方那样自然发展出发达的工商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出的秦汉之际的名商大贾，足以证明中国人的经商天赋。

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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