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的影响

引言

《水浒》是一部发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的小说。这里所说的影响，不仅是指在文学方面的。在文学方面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 《水浒》以前，中国文学中，没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大概和《水浒》出世的时候差不多，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两者谁前谁后。因此，《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和《三国演义》同样，是开辟者，是对中国小说形式的共同奠定者。以后的小说，都追随着《水浒》和《三国演义》，形成了几百年间的“章回小说”的成规。而在用语上，在现实主义手法上，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水浒》比《三国演义》的影响更大。越是有艺术价值的优秀小说，就是和《水浒》的距离越近，越能接受《水浒》的优良传统。此外，有从《水浒》的一个故事或整体演化出来的小说：一种是暴露豪绅、恶霸、市侩的荒淫无耻的私生活的《金瓶梅》，一种是《水浒后传》，另一种是反《水浒》的《荡寇志》。戏曲也有取材于《水浒》的，明代李开先的《宝剑记》，写林冲故事；沈璟的《义侠记》，写武松故事；邱园的《虎囊弹》，写鲁智深故事；许自昌的《水浒记》，写取生辰纲和杀惜的故事；都是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到了清代的皮黄戏盛行，戏曲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投合得更紧，《水浒》戏才着重于色情或奸情方面，《水浒》的消极方面，才被过分强调。《水浒》戏的声价才越来越低。
文学以外的影响，可以分三点来谈。（1）对一般社会的；（2）对士大夫的；（3）对农民起义的，而主要的则是对农民起义的影响。马克思说：
批判的武器，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 必须由物质的力来打倒。然而理论一旦把握着大众， 就要变成物质的力。理论只要它大众化的表现，就能够把握大众。……（《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 ——根据《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译文）
这本是说理论的。但在《水浒》的场合，也有若干程度的适用性。因为《水浒》，从下文会引用到的材料看来，它确实是和群众相结合，形成过物质力量甚至推翻过物质力量的。
有一种人，好像对什么都中立，什么都事不关己，良善、怯弱、卑微、苟且地活着。好像他们的任务，就是适应既存社会，怎样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地在世界上繁殖人类。不是没有是非观念，只是是非观念薄弱；不是没有精神生活，只是精神生活贫乏；不是没有反抗性，只是反抗性不强；不是没有文娱活动和精神食粮的要求，只是什么东西一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故事、奇闻、谈说的资料，至于真实的内容，反而不是被遗漏就是被解释成为四平八稳、非常适合于处世过日子的东西了。也许我们所说的只是他们的外壳，他们靠这种外壳才得存活。但也应该知道，这外壳是相当厚的。这是几千年阴沉黑暗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这种人占着很大的数目），也就是封建制度在广大的人群中，替自己造成的一种无形的防护堡垒。要攻破这座堡垒是不容易的，最有效的武器，恐怕就是艺术。艺术也只有攻下了这座堡垒，在这种人中间发生了影响，才显出它真正的力量。这是谈《水浒》的影响，首先要提到一般社会的理由。至于士大夫即读书和做官的人们，一般地说，是封建政权的拥护者乃至参与者，是地主阶级中有文化修养的人，是封建制度的触须，一面饱受了仁义道德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教育，一面又是这种封建思想的宣扬者。和一般社会不是没有特出人物一样，他们中间也会有有正义感的人，维护真理的人。但那是他本阶级的叛徒或若干程度的叛徒，应该从士大夫中间除开的。士大夫——除去本阶级的的叛徒或若干程度的叛徒，对于《水浒》之类的小说，是有着极顽强的抗拒力的。不但抗拒，有时还要自动地进攻。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书，对于他们的阶级的危害性。至于他们究竟是由于思想上的势不两立，还是对《水浒》攻击一下就可向当权者讨好，还是怕暴露了对《水浒》的真实态度会引起麻烦，那就未可一概而论了。看看他们对《水浒》的反映，甚至正是看他们攻击《水浒》，才显出《水浒》的内容的不可调和性；从他们欣赏《水浒》的某些部分，才显出《水浒》的艺术性的无可非难。而把他们的反映和《水浒》在农民那里发生的影响一对比，就显出农民的朴质的性格之可贵，善于选择和勇于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辨别力和吸收力之可贵，以及《水浒》和农民的结合之可贵。这就是谈《水浒》影响要谈到士大夫的理由。
《水浒》对农民起义的影响，这句话里的“水浒”两字，其实是包括《水浒》这部书以外的一切以梁山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和传说在内的。《水浒》这部书本身，并没有把一切关于梁山故事收罗在内，元曲里面的梁山故事有许多是《水浒》所没有的。而没有被《水浒》和元曲收罗的传说或采自《水浒》和元曲里的梁山故事而传讹了的传说则当更多。农民们所选择的梁山英雄，不一定就是《水浒》上最主要的人物——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他们所最喜爱的梁山人物的绰号，也不一定是这几个主要人物的绰号。涉及名次的时候，农民们所谈的梁山英雄的名次，也和《水浒》上的座次不一致。这些，从下文要引用到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既然像前面所说，多数为文化水准所限，不能自己直接从《水浒》书本受到影响，传说的力量就不能不是相当大的。但尽管如此，却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水浒》的影响。梁山故事是和《水浒》分不开的，《水浒》是梁山故事的总集，是最有系统的梁山故事，是梁山故事中最主要的著作。任何单独的梁山故事，都和《水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纵然有和《水浒》不十分吻合的部分，有显然和《水浒》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但只要那影响是从梁山故事得到的，也仍然可以说，是受的《水浒》的影响，或者是，基本上是《水浒》的影响。其次，即说明末和以后的农民起义中间有《水浒》的影响，并不等于说只有《水浒》的影响，没有别的书的影响。《东周列国》、《西汉演义》、《三国演义》、《西游》、《封神》、《说唐》之类，都对农民起义有若干影响。例如明末农民领袖罗汝才绰号曹操。《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里（页三二〇）载：农民英雄有张蜚、官平、张凉、韩洵、伍子须等名字，显然是当时的官厅故意把张飞、关平、张良、韩信、伍子胥等写成这样的。农民英雄们取这样的名字或者以这种名字为绰号，那是有崇拜这些人物的意思的，也就是受了上述的某些小说或从小说传开去的传说的影响。从清代的洪门会之类的秘密结社的文献看起来，他们崇拜的人物，最早的是桃园，其次是瓦岗（那是受了《三国》《说唐》的影响），再其后才是梁山。至于《西游》、《封神》对于义和团以外，其实都是微小的，也都不像《水浒》那样普遍，所以最主要的影响，还是《水浒》。还有，说《水浒》对于农民运动的影响，只是说影响而已，例如启发、推动、鼓舞以及某些部分可以给他们作学习资料之类。如果说像过去某些人的看法，以为《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原因（从下文引用材料中可以看到），却是极其错误的。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农民的生活上的被压迫、剥削，也就是土地和政权都为地主阶级所有的整个封建制度。没有《水浒》，农民也会起义的；《水浒》以前，就有多次农民起义；《水浒》也不过若干程度地反映了一次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而已。
以下，开始谈《水浒》对各方面的影响。

对于一般社会的影响

明人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记载：
常志者，乃赵瀔阳门下一书吏，后出家……龙湖（李贽）悦其善书，以为侍者，使钞《水浒传》。每见龙湖称说 《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实法会。初尚恂恂不觉，久之，与其侪辈小有忿，遂欲放火烧屋。龙湖闻之大骇，微数之，即叹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证长老远矣，智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
这虽然也是由李贽“称说”所诱致，基本上则是因为《水浒》本身具有巨大的魅力，是人不能不“作实法会”，而且除了受过特殊训练，成见已深的士大夫以外，“作实法会”的人，恐怕不止常志一个。清初李焕章《织斋集钞》里有一篇《水浒人传》，也是很有趣的：
水浒人，居乘东偏八里。……幼为富人灌园，一日，窃《水浒传》读之竟，再读，觉百八人在胸、在喉、在齿牙；就寝，则又在梦寐。不禁为市人演说。市人辄称曰：“水浒人”。……崇祯末，大盗秦渠数万逼乘，时水浒人在围城中，大言：“以我当敌，事必济。”众为之失笑。已事急，姑听之。水浒人乃为帛书一矢加城外曰：“邑中大腹豪，我素所仇也。今我大言诳邑中，邑中以事急，姑听我。君夜半率二三骑来，止萧公祠，大众乘其后。城且陷，我与君共大腹豪焉。”秦果然潜来。水浒人率精甲百人，突出缚之。盗大奔溃去。邑中人大惊喜，争以衣帛卮酒奉水浒人曰：“若习孙吴几年矣？”水浒人笑曰：“始自窃读《水浒》时，孙吴我不知谁何氏，吾但知雪夜赚索超（引用者按：索超当作关胜）耳。”水浒人姓杨，名文杰，皆衣食百八人。水浒人颇自矜，谓比施耐庵省笔墨……
这位“水浒人”其实是《水浒》精神，至少是主要部分的精神的叛徒。《水浒》的精神在反统治，他却拿《水浒》作反反统治之用！但从这位“水浒人”，倒是可以看出《水浒》的力量。它使一个略识之无的灌园者变成了艺人甚至军事家。常志和水浒人，虽然也属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之类，究竟还不是被压迫剥削的人，至少不是被压迫剥削得最厉害的。他们读了《水浒》，尚且如此。这就不难想象质朴的农民怎样把《水浒》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又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女姑慧黠……始则导之奢华，破其产十之八九，又潜问其骨肉，使门以内如寇仇；继而时说《水浒传》宋江柴进等故事，称为英雄，怂恿之交通盗贼，卒以杀人抵法。……
这位“女”倒是一个自己对《水浒》不“作法会”而使别人“作实法会”的人。但不管怎样用法，《水浒》总算被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用作报仇雪恨的工具。
清张岱《陶庵梦忆》里有一篇题为“及时雨”的短文：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余里中扮水浒。且曰：画水浒者，龙眠、松雪，近章侯，总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纸；如其刀杖，勿树；如其传，勿杜撰；勿弋阳腔，则十得八九矣。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捉娖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玠。……
在一个村子里，对于扮演《水浒》能够如此不惜工本，似乎未免夸张，但就是打些折扣，也很可看出人民对《水浒》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就看出《水浒》中人之深。
清陆次云《湖壖杂记》：
武林有三塔……可登者唯六和塔……塔下旧有鲁智深像，今废矣。当日听潮圆寂，应在此处。进泷浦下有铁岭关，说是宋江藏兵处。有石门，进此者每为伏弩所射。又国初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日进征青溪，用兵于此。稗乘所传，殆不尽诬也。
清朱梅叔《埋忧集》：
……惟涌金门金华将军，俗传即张顺归神，则无稽矣。……
清王士祯《香祖笔记》：
兖州阳谷县西北有墓，俗呼西门冢，西门庆之葬所也。其地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人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族谓辱其姑，聚族大哄，互控于县……
清包世臣《闸河日记》：
……山东有两宝：东阿驴胶、阳谷虎皮。虎皮今藏阳谷库，相传为武松打死景阳冈者。……
冒广生《小三吾亭诗》集中有“翠屏山”五古一首，自注：
舞鹤楼在蓟州城内大街，相传即潘氏妆楼。
这几条材料表示什么意思呢？请想想，所谓鲁智深、张顺、西门庆、武松、潘巧云等等，都不过是小说中的人物，传说中的人物，大都属于“子虚”、“乌有”之类——《水浒》里只有宋江、关胜、杨志等几个人可考，怎么会真有“像”、“墓”、“冢”、“虎皮”和“妆楼”呢？可是几个地方，却说有这些东西。这就说明，有不少的从《水浒》穿凿附会的传说散布在各处。也就是说，《水浒》在那些地方有深远而悠久的影响。否则，那些地方的人是无从把小说中人物都“作实法会”的。
还有一种东西可以看出《水浒》影响的普遍，那种东西就是“水浒牌”，即把《水浒》人物画在上面当作赌具的纸牌。这种纸牌不知起于何时，流行很广，有的演化为麻将了，有的现在还在某些地方流行。关于这种牌的记载，明代就有了。陆容《菽园杂记》：
斗夜子戏，吾昆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灼，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扈三娘，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
这一种纸牌 ，似乎不是直接从《水浒》来的，人物的名字和绰号有出入；和龚开《三十六人赞》及《宣和遗事》相符的地方较多。但显然是从同一的故事来的。而且最初的《水浒》本子是怎样，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纸牌，据清初查继佐的《罪惟录》说始于冯梦龙“王嘉胤、高迎祥传”说：
至今江南××××叶子，其谱本之冯子犹龙，杂必以为乐。××××，朋劫药投人怀兵心，群为货御，骨肉而锱铢……
而直接称为“水浒牌”，则从清初画家陈洪绶的作品开始。他至少画过两次，一次是替周孔嘉画的。《陶庵梦忆》里有这样的记载：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章侯自写其所向已耳。因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也，周孔嘉丐余促章侯，孔嘉丐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
另一次是替徐也赤画的。柴萼的《梵天庐丛录》说：
陈老莲“水浒牌”，白描画四十张，高四寸，闲寸有奇。人长不及寸或 二寸许，神采如生。上横书若干贯、若干钱、若干子及空一文、半桃花名目。旁注姓名，下注某某者饮。首页署款：“友弟陈洪绶为也赤兄写”十字，小楷如粟。另一页署款：“苎萝陈章侯为也赤先生图于梧柳园之槎庵”十八字。行书。副页四十，皆史及超先生书赞。……按《宝纶堂集》有“客萧山徐也赤、张处仲见过书赠”一诗，则也赤为萧山人。槎庵，来道之方伯别号。……章侯客来氏久，必作于园中者，故署槎庵。想当日定有数本，张宗子《陶庵梦忆》云：“周孔嘉丐余促章侯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记”之语。又周栎园《读书录》云：“初画《楚辞》于山阴，再刻'水浒牌’行世”，则此牌必已付刻，惜无人模印耳。牌子叶子格。此戏始于唐中叶，……明金陵教坊盛行之，兼以赌酒。故添罚酒杯，借用行令。……
其中写多少贯之类，据清王士祯《居易录》说，是从张叔夜的诏安榜文来的：
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檄云：“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灼、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今斗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花红递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语也。
说“水浒牌”中多少贯是直接采用张叔夜榜文中语，大概是一种无稽之谈，不必深究。总之，《水浒》人物被画上纸牌，一方面是《水浒》为一般社会所周知的反映，一方面又把《水浒》的影响更深入、扩大到人民中间去了。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水浒》在一般社会的影响大致如此。

对于士大夫的影响

《水浒》到了士大夫那里，另是一种情景。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不能完全像一般人那样兴趣盎然，不免要拿出自己的对于《水浒》的看法之类的东西来。而一拿出，就显出《水浒》像一面镜子一样，他们各自在这镜子面前，照见自己的形象了。
那些士大夫，对《水浒》的看法，可以分为三派：
第一派的人 ，是从根本上反对《水浒》的。他们不一定都是合乎当时标准的“卫道之士”，然而他们和“卫道之士”却完全一鼻孔出气的。明陈继儒在他的集子里《答吴兹勉书（又）》：
儒不愿与乡民叙爵，而愿与乡民叙齿；不能修史，而喜欢劝诸君读史；今《通鉴》多束高阁，故士子全无忠孝之根；《水浒》乱行肆中 故衣冠窃有猖狂之念。
袁中道《游居神录》：
……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蠢俗乎？
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
……而独不喜观前后《水浒》传奇一书。盖以此书流传，凡斯世之敢行悖逆者，无不借梁山之鸱张跋扈为词，反自以为任侠而无所忌惮。其害人心术，以流毒于乡国天下者，殊非浅鲜。
他们不但这样去反对《水浒》，甚而至于，他们认为《水浒》的作者本人，不是“小吏”，定是“强盗”；他们认为《水浒》作者有意把“忠臣”写成“强盗”。明惠康野叟《识馀》：
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余以为非滑胥之魁，则剧盗之糜耳。
清朱梅叔《埋忧集》 ：
史言刘豫降金，骁将关胜不从，杀之。是关胜亦有其人，但不可据为《水浒》之关胜耳。一则死于忠，一则传以盗，是耐庵之罪也。
最可笑、可鄙的，莫过于用因果报应的话来造谣生事，对《水浒》作者诬蔑之不足，而出诸诅咒。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续文献通考》，都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话：
（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万端，坏人心术。说其谓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第二派的人，可以说是喜欢《水浒》的。从他们的议论中，不但看出他们自己的喜爱，而且可以窥见别人对《水浒》的耽好。但是他们尽量地称赞《水浒》的文字，却避免谈及内容。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水浒》，余尝戏以拟《琵琶》，谓其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第述情叙事，针工密致，亦滑稽之雄耳。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第此书中间用意，非仓促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
清句曲外史《水浒叙》：
……敦谓施耐庵《水浒》一书，取一百八人而传之，分之而人各位一人，合之而事则为一事；以一百八人刚柔燥湿之性，各写其声音笑貌，而遂以揭其心思，纤者毋使之为弘，疏者毋使之为密，非如化工之舞万物，欲其各肖而无一同也？虽以一百八人邈若山河，岂惟走险者啸而复离，抑且守正者仇而为合，非如化工之鼓舞万物，欲其纵横组织，一合而无不同也？然则《水浒》者，耐庵恢史公之合传而广之者也。不宁惟是，言椎理则传游侠也，言金币则传货殖也，言卜算则传龟箧也。日星河岳之灾祥，风云水火之变动，以及朝庙威仪车马声伎，无不备载，则天官、河渠、礼乐、律历诸书，倾其沥液者也。其他，忠臣孝子之怨慕，童妇之贞淫，虫鱼鸟兽之声色，各肖其状而绘其神，有史公当日之思未及属，笔未及濡，而禇少孙之苶弱所不能补者，非纪言纪事之大观欤！……
他们在谈《水浒》文字的时候，真是洋洋洒洒；但在要涉及内容的时候，就用“非仓促可窥”之类的话闪闪烁烁、吞吐其辞、含糊了事。
另外偏有一种人，即公开赞美《水浒》文字，又“明目张胆”攻击《水浒》内容，认为《水浒》的艺术性和政治性，乃是两个很不调和的东西。他们自己陷在一种自造的矛盾里面拔不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士大夫对《水浒》看法的第三派。明许自昌《橒斋漫录》：
吴郡钱功甫曰：《水浒传》成于南宋遗民杭人罗贯中，以后罗氏三世俱哑（按：明盛于斯《休庵影语》谓成于施耐庵，施氏三世俱哑）。则天之不欲露奸伪谲诈于世可知矣。……余闻贯中酷嗜《水浒》事，凡客自北来者，无不延请于家，咨其称述，各笔之于椠。箧笥充满，积有岁年，于是荟萃纂葺，不论事之有无，只即其可骇可愕者，联而络之，贯而通之，呕心刻肝，雕身刳肠，机械变诈，种种泄露，天不三世其哑何哉！
顷闽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乾之数，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谓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如须溪沧溪何欤？岂其悖本教而逞机心，然后掇奇祸欤？
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纰缪，附以余所示杂志（按：指《癸辛杂志》）、遗事（按：指《宣和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
照文字看来，这一段是某一种《水浒》刻本的序文。其中显而易见，许自昌是协助这种刻本的出版，而且还把其中故事考据过一番的。请问：《水浒》的作者“三世俱哑”了，《水浒》爱好者“后掇奇祸”了，为什么他自己却偏去协助刻《水浒》的工作呢？这还不够，许自昌，就是杂剧《水浒记》的作者。他的《水浒记》，是不是“机械变诈、种种泄露”呢？是不是“悖本教而逞机心”呢？嫌旧刻不好，欣赏着“费凡不赀”的“精书妙刻”，因而感觉到“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嫌施耐庵《水浒传》小说为未足，写《水浒记》杂剧，为《水浒》故事大加宣扬；他就不管自己的子孙是否“三世俱哑”，也不管自己会不会“后掇奇祸”，这不是够矛盾的吗？我们再看看清金人瑞（圣叹），他就是个十足典型。他在《水浒序》里，一方面，称赞着《水浒》的文字：
天下之文章者，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雨吹数声，斯不免再咉也。 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此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
另一面，他又攻击《水浒》的内容：
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
金圣叹对于《水浒》的见解，是矛盾到极点的，以后另谈，此处从略。
除了以上的三派人之外，在士大夫中，有没有称赞过《水浒》内容的呢？我们说是有的。明李贽（卓吾）就是其中一个。他原来是极力推崇《水浒》文字的，在周晖《金陵琐事》中记载了他的话：
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
他对《水浒》内容的意见，却见于他自己的《忠义水浒传序》里面所说：
……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
锺惺《水浒序》：
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剪灭此而后朝食也。
清徐渭仁为《徐鈵一百单八将图》题跋：
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续成百二十回。……当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三百年后，有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剧盗，归于忠义，安知非耐庵、贯中教之矣。……
原来他们所欣赏的是宋江受招安、征辽的那一部分。这里，李卓吾等辈也自己陷入矛盾了。李卓吾是称赞《水浒》的文字的，而《水浒》的文字之可赞美，决不在宋江受招安和征辽这一部分。别人赞美或攻击《水浒》，《水浒》之所以能发生巨大影响，都在于那主要的部分，前五六十回中写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人的部分。所谓“忠义”之类的民族意识，自然也是《水浒》所本有的，但那在《水浒》中，却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则是人民怎样被“逼上梁山”。现在无视那主要的部分而欣赏次要的，很像“买椟还珠”，未免太不识货了。李卓吾与《水浒》关系较为复杂，当另论。
清初文秉的《先拨志始》上，有关于魏忠贤阉党作《东林点将录》的记载。《东林点将录》，倒是很能领会《水浒》精神的。在朝的奸党以异己者为梁山英雄，也就是叛逆者，应该杀掉。这就显出那些英雄的革命的本质，也就显出《水浒》的，至少是主要部分的内容的不可调和性：
杨左既逐，奸党益无忌惮，……而绍徽复造《东林同志录》，罗列诸贤姓名。又韩敬造《东林点将录》，计一百八人。……
《点将录》旧传王绍徽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耶？
《点将录》开始的几个人的姓名、绰号、星属等如次：
开山元帅
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
清朝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采用《东林点将录》办法，把乾隆、嘉庆时诗人比《水浒》中人。但没有以他们为叛逆，似乎《水浒》中人到了清朝的士大夫的眼中，已成为正派人物。这大概因为舒位生在比较稳定的时代，不免有些感觉迟钝了。节录几个人的名单和赞语如下：
诗坛都头领三员
托塔天王沈归愚（德潜）
赞：卫武公，文中子。风雅有篇，隋唐无史。而筑黄金台以延士，则必请自隗始也。吁嗟乎，东溪村，曾头市！
及时雨袁简斋（枚）
赞：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或膏泽之沾溉，或滂沱而怨咨。
玉麒麟毕秋帆（沅）
赞：智勇功名，天下太平。
掌管诗坛头领两员
智多星钱箨石（载）
赞：远而望之幽修漏，熟而视之瘦透皱，不知者曰老学究。
以上是《水浒》在士大夫中间的情况。无论他们对《水浒》的反映怎样各各不同，但有一件事却非常明确：《水浒》在他们中间有着很大的影响。

对于农民起义的影响


《水浒》直接推动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把《水浒》当作革命教科书，差不多已是常识已下的事。
明清间，査继佐的《罪惟录·徐鸿儒传》：
儒误信梁山泊演义故事，巢于梁家楼，结曹州张世佩，以妖术咒纸人起战，号四大金王。
又，同书《王嘉胤、高迎祥传》：
论曰：自施耐庵作《水浒传》、罗贯中续称之，笔贻祸者三而未已也。一则万历末年，徐鸿儒以郓城人，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
前引过的半月老人的《荡寇志续序》说：
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讨不息，草泽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非由于拜盟结党之徒，托诸《水浒》一百八人以酿成之耶？
同时，俞灥的《荡寇志序》也说：
嘉庆中叶，黎民滋事。先大夫奉檄驰办……至珠崖城下，天已昏黑。黎民执火持械，如烛火万丈，由山谷间蜿蜒而下。……单骑入贼……执二人归，讯之，皆汉人，以《水浒传》煽惑于众，适有苛索之事，遂成斯变。
近人罗尔纲的《天地会文献录》：
天地会拜会的歌词道：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这乃是从金人瑞七十一回本的“昔分异地，今聚一堂，拜星晨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而来的。
清末刘治襄的《庚子西狩丛谈》：
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
那些农民领袖们向《水浒》学习一些什么呢？其一是军事。这可以从以下的材料看出。
1、清刘銮《五石瓠》：
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者效之。
2、清末无名氏《庄谐杂录》：
胡文忠公（林翼）曰：……至草泽中，又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故满口英雄好汉。而所得奇谋密策，无不粗卤可笑。
3、张德坚《贼情汇纂》：
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尤为多。
看了这些材料，仔细想想，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那些起义农民，出身于下层，大都谈不上什么文化和教育之类，更谈不上军事教育。可是居然也会用兵打仗，是什么道理呢？原来是从《水浒》之类的书去学的。除了这样，其实也没什太多的其他办法。
其次，是政治纲领。说政治纲领是不很恰当的，姑且说是政治纲领吧。政治要求，是农民所固有的，他们是为了那要求才起义。但是用语言文字极其简要地表示出来，他们却不一定会。于是又得向《水浒》学。《水浒》的政治纲领有两条：一条表现在“替天行道”这句话上，一条表现在“忠义”这个名词上。所以“忠义堂”前的大旗上写着“替天行道”。什么叫做“替天行道”呢？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馀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馀。”压迫剥削农民的既存制度，是“损不足以奉有馀”的“人之道”；这是应该反对的。和这对立的是“损有馀以补不足”的“天之道”，应该拥护。但“天之道”虽好，“天”自己不会“行”，所以《水浒》英雄们就“替天行道”。翻成水浒的常用语，就是“劫富济贫”。具体的例子，就是“智取生辰纲”。这是阶级意识的表现。什么又叫做“忠义”呢？李卓吾、金圣叹等说过许多，都未得到确解。北宋的李纲、宗泽，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等人的传记以及其他许多南宋的记载，都有忠义，忠义军、忠义人、忠义巡社等名目。原来金人入寇，宋朝政府武力不足以抵御，就结合或招抚民间武力来共同抵御。人民自己反抗金人的压迫，也嫌力量不够，就配合政府武力作战，或悲政府军收编。这被收编的队伍就叫忠义军、忠义巡社之类，个人则被称为忠义或忠义人之类。说得明白些，忠义就是勤王御辱。具体的例子是受招安，征辽。这是民族意识的表现。
《明史·李自成传》崇祯十六年：
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洪门总图二》的旗子上，《会场揭帖图》的揭帖上，卷一的《旗帜第三》的旗带上和《腰凭图二》上，都有“顺天行道”字样。《太平天国史料》页二五四：
平满大元帅告示：奉天倡义平满大元帅洪，代天伐暴招讨副元帅囗奉中兴王上谕……
又页二五七一八，“义兴公司告示”有：“癸丑八月初三日发贴各城上黑旗”等语，并附黑旗图样。旗上有“顺天行道”四字。陈白尘的《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说宋景诗等：
在经济上则号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清柴萼《梵天庐丛录》谈义和团说：
（义和）团居江苏、浙江各会馆，门悬大黄旗两面：上书“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等字。
这些都显然是受了《水浒》的“替天行道”的影响。
罗尔纲的《天地会文献录》说：
《水浒传》的理想，是以忠义为集团的共同的信条的，故天地会也以忠义来做维系群众的规律。……《水浒传》梁山泊上有一个英雄聚义的“忠义堂”，故天地会会员聚会的地方也叫做“忠义堂”。所以洪门诗说道：
忠义堂前无大小，
不欺富贵不欺贫。
……
忠义堂前兄弟在，
城中点将百万兵。
朱琳编的《洪门志》页一三八记《铜台令》：
铜台大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将，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锺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冈；幺满好比时迁将，功苦勤劳在山冈。满园哥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台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有《洪门总图》三幅，《洪门会场图》及《会场陈设图》各一幅，《三合会会所图》一副，都绘有“忠义堂”。又清曹大观《寇汀纪略》写太平天国军队：
一路裹胁奸民，江西之建、抚，广东之潮、嘉，福建之漳、泉，俱剪红色绸缎绫，约三尺长为包巾，四周用“合和同”三字戳记引之。亦有“忠义堂”三字者。
这些又显然是受了《水浒》的“忠义堂”的影响。
另一种影响，是从《水浒》的人物和绰号之类得到的。《明史·李自成传》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记载：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诸贼，所在蜂起。……延安贼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寨，称八大王。……曹文诏破贼河曲，王嘉胤遁去……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自用结群贼老（犭回）（犭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等及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会总兵管曹文诏率西兵至……前后杀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等。……八年正月，大会于荥阳。 老（犭回）（犭回）、曹操、革里眼、左金三、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拒敌未决。……
不但《明史》，凡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记载，都必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名字出现。农民起义，自周秦以后，历代都有。起义首领都有正式姓名，不过偶有绰号之类。明末起义首领则普遍有绰号，以绰号代正名，正名反而不彰。这可能是受了《水浒》的影响。因为在明代流行的小说中，只有《水浒》英雄个个都有绰号，甚至英雄之外，也有很多人有绰号，如“三寸丁”、“钜树皮”之类。不但这些人名，就是所谓“三十六营”、“七十二营”，也可能是从元曲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或《水浒》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的。清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有一篇“胡公平三县土寇”，上面有“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等号”，更显然是从《水浒》来的。
更可看出是受了《水浒》影响的，是那些农民领袖，不但普遍有绰号，并且以《水浒》人物的绰号为绰号。上引《明史》记载中的混世王、显道神、九条龙等，显然是从《水浒》的混世魔王、险道神、九纹龙等来的。清文秉的《烈皇小识》里有：
混天飞、独行狼、混江龙（《水浒》李俊的绰号）等据芦保山岭，……不沾泥手杀贼首双翅虎（《水浒》上有插翅虎）……高嘉计号险道神（《水浒》郁保四绰号）……常安国号托天王（《水浒》上有托塔天王）……刘正国号关索（《水浒》上有病关索）……
…… 独行狼、满天星、一丈青（《水浒》扈三娘的绰号）、上天猴等洗劫同、邵等处。
又管葛山人辑《平寇志》卷三：
……飞上天不敢见，言于管队黑旋风（《水浒》李逵的绰号），黑旋风未言，献忠先闻之。……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页四七八载“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
……该职看得兖属东西州邑，土寇不下数万，其最著者如：满家洞之擎天大王宫文彩……桑科集之插翅虎（《水浒》雷横绰号）阎清宇……
又沈德符《野获编》：
乙末、丙申间，畿南霸州、文安之间，忽有一健妇剽掠，诨名“母大虫”（《水浒》顾大嫂的绰号）……或与格斗，必为所杀，横行三四年……
《明季北略》有一篇“群雄推自成为王”，说：“李自成结九十八寨响马，内有二十四人为首，各有混名。”现在把与《水浒》人物的绰号有关的几个列下：
第三名翻江龙吕佐
第十三名一枝花王千子
第十四名雨里金刚王命
第十九名混天龙马元龙
其他如明锺惺、王世贞的《明纪会纂》，清吴伟业《绥寇纪略》及《明季北略》等书都有“一丈青”、“混江龙”、“黑旋风”……及稍加改变了的从《水浒》来的绰号之类。也不仅明末如此，清朝的农民运动也偶有这样的情形。侨析生荫馀氏的《庚子京津拳匪纪略》：
……又有土行孙、一枝花苗庆，皆善持五遁法。
有时为儿童所模拟。管鹤《拳匪见闻录》：
……又曾见两童，一自谓齐天大圣，一为托塔天王。
甚至把《水浒》人物奉为神明。缙云《京津拳匪纪略》：
……又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恭请祖师来显灵……十请托塔天王……”。所供神不一，坛坛不同。如……九天玄女、托塔天王。
除了以《水浒》人物的绰号为绰号之外，还有以《水浒》人物的正名为绰号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上有这样几条。页七六一七七：
……认出有名贼头……张汝金混名燕青，……许得住混名雷横，……王忠孝混名宋江，……
第三一九一三二〇：
……共计剿杀贼首大胆黄文炳、燕青、焦赞等二十三名。……贼首宋江被火攻，……生擒贼首柴进。……
页三二六：
又据王李口防官刘哲报称……土贼头目称：宋江、一条龙等贼自马牧集起营。……
到了清朝，情况又不同了。俞灥的《荡寇志序》：
道光初叶，先大夫权篆桂阳，有赦囚罗喜密报曰：“土棍粱得宽，结会万余人，推罗帼瑞生员为'宋大哥’，将起事焉。……”
宋江变成“宋大哥”而不名，“宋大哥”有竟是领袖的代名词。又施建烈的《纪县城失守克复本末》说：
……伪翼王石达开，故永安州书吏，自号小宋公明。
还有一种影响，则是从“水浒牌”得来的。关于“水浒牌”，前面谈一般社会影响时，曾经说过。其实，“水浒牌”不但对于一般社会的影响很大，对于革命群众的影响也不小。清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说：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其法以百贯灭洁为胜负，有曰“闯”，有曰“献”，有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
其中的“闯”、“献”、“大顺”等，大概是斗牌用语，含义如何，且不管它。从“初不知其所起，后皆验”这话看来，似乎是以那种用语为一种“谶语”，预先泄露一点天机，预示将有“闯王”、“闯将”、“闯塌天”、“闯世王”、张“献”忠、宋“献”策、“大顺”（李自成的国号，张献忠的年号）等名称的出现，很有神秘意味。我们不是这种看法。打牌是绝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事，“水浒牌”既是一种纸牌，流行必广，其中的打法之类，知道和理解的人必多。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既是农民领袖，必然有他们成为领袖人物的理由，恐怕是很懂得群众心理，懂得什么是群众所最理解、最易接受的东西。为了便于号召，这才采用这人人皆知、哪个不晓的纸牌用语来做自己的称号，一点神秘性都没有。至于张献忠、宋献策等之名“献”，只能说是偶合，更与“天机”无涉。一句话：他们是从“水浒牌”学去的。
末了，引一段《西湖二集·胡少保平倭战功》里“盗魁”王五峰的话：
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哪里去叫屈！况且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所以梁山那一般好汉，专一杀的是贪官污吏。
这样朴质、简单的几句话，对于《水浒》为什么在人民中间发生这么大的影响，真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结语

看了以上列举的材料，会得到一些什么印象呢？
第一，《水浒》在广大的人民那里发生了普遍而且巨大的影响，《水浒》故事为人民所喜闻乐道，他们扮演《水浒》英雄，把英雄们画在纸牌上，更好事的，则从《水浒》故事附会出种种荒唐然而有趣的故事资料，如武松墓、潘巧云妆楼之类。而其中的急进分子则受了《水浒》的影响而参加革命运动，已经参与了的又以《水浒》为学习资料。明末的农民起义、清代的天地会、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虽然都失败了，却都是把中国历史推进了一步的；《水浒》在它们中间，有着极显著的影响。因此，《水浒》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是尽了推动作用的。
第二，《水浒》发生影响的部分，主要的是它的主要部分而不是次要部分，是它的积极的部分而不是消极的部分。就是说，是《水浒》英雄被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的部分，而不是那受招安、征方腊的部分；更不是那些吃人肉、杀戮婴儿妇女以及色情、迷信等部分。在起义的农民中，因为宋江们受招安而自己也投降，因为《水浒》有吃人肉、杀戮妇婴而自己也有这样的材料，一条也没有。不错，“忠义”二字也在农民中发生了很大影响，但那是天地会、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把“忠义”当作推翻满清、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境的口号的代用语，是含有浓厚的民族意识的。只有士大夫才把《水浒》的民族意识曲解为单纯的投降，或者说某某的投降，“安知非耐庵、贯中教之也”！而这些士大夫，不是陷入矛盾，就是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的话。
第三，《水浒》所发生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即革命方面的，对于革命有帮助的。不但有许多农民起义的材料证明这一点，而从士大夫们对于《水浒》的攻击和对作者的诬蔑，也可看出来。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中间，只有一条“水浒人”是把从《水浒》学来的东西用在非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方面去了；只有一条《乾嘉诗坛点将录》是对《水浒》取着无所谓的态度。这在《水浒》的影响中，只能算是例外。
第四，以上所说，都是关于《水浒》的政治性方面的。但它决不是只有政治性的东西。如果是，它决不能流传到现在，不是不能为读者所接受，就是被统治者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它是一面有着强烈的政治性，一面又有着高度的艺术性，它是《红楼梦》出现以前的小说中的艺术的极峰。它的艺术性迫使不懂政治、不热心政治的一般人也为它的人物和故事所感动；迫使有些敌视它的政治内容的士大夫不得不赞美它的文字，虽然他们有的避免谈内容，有的诋毁那内容，甚至有的无视那内容。艺术性摧毁了各种各样的顽强堡垒，把政治内容传播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了。
总结起来，还是开始时讲的那句话：《水浒》是一部发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