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12月，经孙洪伊推荐，民国政府准备由白坚武出任总务厅长，却被白坚武拒绝。此时，白坚武已经从李纯的江苏省督署辞职，尚未找到正式的位置。对于一个颇具政治雄心却一直身为幕僚的白坚武来说，直接出任总务厅长，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为什么坚决拒绝了呢？我认为原因有三： 1，厌恶党派之争。白坚武历来对党派之争十分厌恶。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这点。例如在得知民国政府要他出任总务厅长职务后，他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接张泽民自广州26日来函，阅竟为之索然。余向于党派为厌。中国人在政治主张甚少，单独的私念至多。”他对孙中山本人印象不错，但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对国民党更是历来不看好。1917年，白坚武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印象还是很好的，曾经赞叹“开山人物名下无虚也。”后来接触多了，印象有所改变。 1918年，白坚武在上海两度拜见孙中山，两人就国内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尽管二人互赠照片，尽欢而别，但白坚武的印象却是“中山政治特识最高，而乏常识。”1919年1月11日与2月16日，白坚武再度拜会孙中山，商谈和平问题，仍然感觉“中山不明政情，相去甚远，而光伟照人。”1924年，孙中山去世。白坚武闻讯后，写了一副挽联：“公志未成人亦苦，天实亡我战何尤？”表达的就是白坚武对孙中山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他对国民党不感兴趣，对共产党更是抱有成见。他在日记中写道：“夫唯物论与夫经济之压迫，于是马克思等遂倡共产之说。其劳动阶级之感受贫困者亦遂附和日众；不知共产之说乃反乎人类之自然天性，绝对不能贯彻。”对党派之争的厌恶，白坚武当然不愿参与其中了。 2，自我定位。白坚武多年参与南北议和，接触了国内外大量的政客、军阀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也清楚的认识到那些大人物的各种嘴脸。在这一点上，白坚武自视甚高，不大瞧得起这些人。他是把自己的目标定为超越党派与南北地域观念的。他在接到被任命为总务厅长消息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吾人自信运用南北汰恶留良自有其道，若拘束于一方，反受拘缚，或生障碍，故无牵挂最宜。”脱离了党派与地域的牵挂，以一个自由身的身份来从事政治活动，主动权也就会更大。显然，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是不符合他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定位的。更何况他的人脉资源大多来自与各地的军阀与政客，尤其是北洋政府的官员。他自然不会投奔尚未成大气候、偏安一隅而且又不看好的国民军政府，而舍弃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起着更大作用的其他政治力量。 3，意有所属。此时的白坚武其实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意向，那就是实力雄厚的大军阀吴佩孚。早在李纯幕府工作的时候，白坚武就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有意接触与了解吴佩孚的情况。两人初次相见就颇为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吴对白坚武的才干颇为赏识，多次邀白加盟自己的幕僚。直皖战事甫开，吴已深切地感到白坚武的眼光之敏锐，战略之精审，“吴子玉大佩余论，并坚约往助。”可惜，当时白坚武虽然知道“金陵气尽，不能居也”，但当时尚有疑虑，未能前往。后来，形势的发展益发证明了白坚武对时局判断的正确，也就更增加了吴佩孚坚邀白坚武加盟的决心。不但频频地以书信相催，而且多次派专人来请。这在白坚武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8月14日：“孙汉忱代表吴子玉偕鄂王督代表魏廉溪来宁，接洽卢浙督事，并代吴子玉敦约赴长辛店一行”； 8月15日：“早约鄂王督代表魏濂溪、吴师长代表孙汉忱来寓午饭，并约李实忱陪。决赴吴子玉之约，托实忱达意宁督，以释其疑”； 8月16日：“早九时，往下关拜访孙汉忱、张子武、魏濂溪，并送行车站。孙、张临行犹促余践约长辛店一行”； 8月20日：“接京来电，署名系孙丹林，代吴子玉师长敦促就道”； 8月24日：“收到孙汉忱漾电云，已电劝李倬章赴保专侯。促余即日首途”…… 此时的白坚武虽然尚未最后决定加入吴佩孚的幕府，但显然早已动心。除了两人的投缘之外，更重要的是白坚武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吴佩孚在当时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位置。关于吴佩孚的政治地位之重要，国人都是有共识的，就连外国人都看清了这一点，欧美、日本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都争相与其拉拢关系；共产国际甚至一度想扶持他与孙中山联合组成中央政府，只是因为吴孙二人政治主张不和而流产。在这种情况下，白坚武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吴佩孚，而去投奔政治力量还很软弱的国民党军政府。再三权衡之下，他最终到底还是选择了吴佩孚。 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到了吴佩孚的麾下，白坚武才有可能在中国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远远超出于他的职务所赋予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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