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人的朋友圈 之三

三、

那些天里，夫人吴弱男异常的兴奋。原因是，几年前她给孙中山当秘书时就知道，孙先生一直在组织发动起义，但由于孙做事一向豪情有余，谨慎不足，成功率极低。和黄兴等人闹翻之后，他竟孤身去了美国。这次看到别人组织的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他随即准备回国领导革命了。孙先生离开纽约前，曾给自己的前秘书吴弱男来信，声称想在伦敦与她及他的那位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老公见面。

就这样，两口子于宣统三年（1911年）从阿伯丁来到伦敦，见到了孙中山及一位被他称为军事顾问的美国人荷马将军。

孙中山说话很冲，一见到章士钊就给了他一堆的许诺，声称你和吴弱男立即随我回国，我保证让你成为我第一届内阁的阁员。

章士钊心中暗惊，我有何能何德，寸功未立，回到国内去摘他人的冒着生命危险辛苦种出的桃子。

见过孙中山的第二天，上次前来阿伯丁声称袁世凯非常喜欢章士钊有关宪政文章的那位大清驻伦敦的外交官，又来到了他入驻的旅店里。看来这位外交官与袁世凯间有着特殊关系，只见他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对章士钊说：看形势，大帅接管北京权利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如果你现在赶回北京的话，相信大帅对你必有重用。

回到阿伯丁后，讲求实际的章士钊还在盘算着学位的事情。可一向性急的夫人吴弱南，却为国内发生的革命激动万分，恨不能明天就买船票回国。

经与夫人认真沟通后，二人形成共识，阿伯丁的学位暂且放一放，值此关键时期，还是回到国内去发展，机会更多。

章士钊回国的一路之上，开始不断地用秋桐的笔名为《帝国日报》撰写有关宪法与政党方面的文章。

乱季之中，很多读者极其欣赏秋桐的文笔。除了文字优美之外，逻辑性极强，更让很多中国人知道了，即使是西方，他们的政治体制也分为美国法国的总统制及英国德国的内阁制，孰优孰劣，各有千秋。

当章士钊一家人在上海登岸时，通过《帝国日报》这个平台，秋桐大名已响彻黄浦江畔与紫禁城中了。

令章士钊吃惊的是，自己一家刚回上海，马上发现，有一南一北两股力量都在争取着自己手中的笔杆。长沙的大哥黄兴希望自己能够坚定地站在南边的孙中山这边，而湘潭的大哥杨度则希望自己能够以鲜明的立场支持握有实权的袁大总统。

两人都是自己朋友圈里的第一批重要群友，不能得罪，于是章士钊像以往那样坚持内心原则，关心政治，研究政党，但坚持中立立场，不介入政治，不参加党派。

辛亥革命后中国从封建制度向共和制度过渡，宪法的起草与制定尤为重要，作为学贯中西的法务学者，同时作为各政治党派都能接受的人物，章士钊在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此赢得了南京的孙中山与北京的袁世凯同时认可。

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同时，作为深受读者欢迎的报人，章士钊继续在诸多媒体上发表各种时政文章。因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各派都在争取他的支持。

黄兴将同盟会机关刊物《立民报》主编于佑任介绍给了自己，让自己多宣扬革命的理论。虚的多，实的少。

而杨度帮助自己联系了北京方面的实权派，甚至将自己直接带进中南海见到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控制人袁世凯。

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章士钊的朋友圈里又多了两个重要的群友：亲孙中山的于佑任与烦孙中山的袁世凯。

令章士钊没有料到的是，多年之后，于佑任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成就，但他的书法却成为了中国所有富豪藏家出多少价也要收入囊中的宝物；而袁世凯一生英明，却在生前最后的几个月里，扮演了一个低级到不能再低级的反派角色，遗臭万年。

章士钊若是知道于佑任的字那么值钱的话，当时就可以多向这位成天向自己求稿的主编，多给自己留点文字了。

和孙中山同盟会这边打交道，虚的东西比较多。而和北洋政府那边打交道，多是实的。

作为前后留学过日本与英国的思想名士，在老友杨度的安排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进入了中国权利中心中南海，与大权在握的袁大总统共进了丰盛的晚餐。大概早就在关注秋桐的系列政论文章，且通过伦敦的外交官员对章士钊本人有所了解，席间袁大总统对章士钊风趣的谈吐，竟是一副洗耳恭听之态。

临别时，袁大总统问章士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一职尚在空缺，不知阁下对这个职务是否有兴趣。用21世纪的话讲就是，请问你是否想当北京大学校长？

见章士钊有些犹豫，袁世凯随即表态：如果章先生愿意留在北京工作，我让手下人陪着你转转，中南海周围的两进或三进的宅院，您随便挑。

章士钊以太太还在上海，需要和她商量为由，没有接受北大校长职务。

离开中南海时，老友杨度说：你知道，从西边的府右街到东边的南池子，一个二进或三进四合院值多少钱吗？

章士钊轻轻点头。

太太吴弱男总是说，北京太干燥，南方人不习惯，再因为《民立报》主编于佑任这边追得紧，最终章士钊决定还是呆在上海做一个指点江山的自由名士更合适。

章士钊在《民立报》上的笔名叫行严。这倒无所谓，关键是他下笔如风，辞语激昂，因在英国真切地观察过英国工党与保守两党轮流执政的情形，所以坚持认为，中国现在的这些党派，皆是些结党营私的团伙，根本不能算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政党。为此，章士钊提出了他的著名<毁党造党>理论，即先把所有这些乌合之众的团伙解散，然后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再造立党为公的组织。

很多欣赏章士钊政治理论的人，一片叫好之声。一些人甚至说，他们北京有梁启超，我们上海有章士钊。

不过令章士钊吃惊的是，反对他的<毁党造党>理论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老婆。她可是当年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据她反应，所有同盟会的人都认为章士钊笔下一再出现的结党营私团伙，就是在暗指他们同盟会。若非有黄兴的暗中保护，你章士钊的人头早就被广大愤怒的同盟会员取走了。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只能生长于他们外国，而我们中国根本就缺少建立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建立良善政党政治的假想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尽管章士钊整天鼓吹他的那套政治逻辑，但把西方的那些狗屁逻辑生搬硬套到中国能成立吗？几千年来，这块土地的最大逻辑就是热衷集权，任何政治主张，必须考虑这种历史传统与现实环境。

每当被周围同盟会的人骂惨之后，章士钊都会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至少在那里，住在由袁大总统安排的豪宅里，听不到那么多偏激的叫骂之声。

最终导致章士钊和北洋政论彻底决裂的还是他朋友圈里的好友，常德的宋教仁竟然被袁世凯买通杀手，在大庭广众之下，生生地给做了。

这已不是有悖于政治伦理了，中国政治如果再这么玩下去的话，最终将跌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

过去，看在杨度的面子上，对北洋政府的很多恶行，不便多说，这次章士钊因好友宋教仁的惨死，彻底地被激怒了。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章士钊联系各方人士，发起了声讨袁世凯恶行运动。其中最让袁世凯愤怒的是，自己待章士钊一向不薄，可这个湖南人竟然拉下脸来，亲自撰写声讨自己的檄文，并公开发表在报刊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更另袁世凯郁闷的是，另一个长期来被自己当做心腹的湖南人蔡锷，也背叛了自己。

湖南怎么净出这种忘恩负义者？

由于宋教仁事件，南方革命党人被激怒了，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民党人发起了针对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史称二次革命。当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袁的《二次革命宣言》就是由章士钊亲笔起草的。

像以往一样，孙中山做事从来虎头蛇尾，由于计划不周，二次革命迅速失败，随后举国革命党人再次发生大逃亡。以孙中山为首的二次革命发起者们，纷纷逃往日本，这当中自然包括革命宣言起草者章士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