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官员实行年薪制，收入为俸禄加俸米。《东川府志》记载：官员 “岁支俸银”一品180两、二品（巡抚）155两、四品（知府）105两、七品（知县）45两；“岁支俸米”一品90石、二品77.5石、四品52.5石、七品22.5石。以知县为例，除俸米（每月约为117千克）外，每月平均收入3.75两银子。官员们还要自费发放师爷等幕僚的薪水，这点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开支，“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刚德《客商谒谈》）。其他在官府做事的如典吏、门皂、斋膳、禁卒、捕快、轿伞扇夫等，收入全都是每年6两银子。由于薪水太低，因此有 “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的说法。 武官收入跟文官差不多，“东川府设参将一员（三品），岁支薪俸、蔬菜、烛炭、心红（红色印泥）、纸张银124两，年支俸米65石。例马八匹，年草料钱共81两。”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参将的马的待遇居然超过衙门的一般工作人员，怪不得会泽有句俗话“官马官料，海吃海糟。”当兵的待遇也比较好，马战兵“每名岁支银40两，每月支粮米三斗（约19千克）”。战守兵“每名每月支银1两1钱，支粮米三斗。” 说到薪俸，这里就牵出了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清朝初期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多少钱？今天的学者们综合了当时的“兑换关系”、“金属价格”和“粮食价格”三个因素，认为当时的一两银子大约价值现在的人民币200—300元左右。 有资料显示，整个清朝，文武官员品级及对应的俸禄基本没有改变，俸禄是全国统一的，只有品级差别，没有地方差异。《东川府志》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东川知府崔乃镛捐银500两，修葺在大地震中被损坏的文庙；同治十一年（1872年），因杀死知府黎新德而轰动一时的东川营参将杨盛宗捐银1200两，重建大成殿；清末的知府冯誉骢捐银200两以资书院膏火。以崔乃镛四品知府的薪俸来算，500两银子，是他五年的收入，我们不禁想问：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其实，从雍正年间起，清朝官员就多了一笔叫做“养廉银”的收入。各级官员按官职高低决定养廉银的多少，一般总督的养廉银为每年20000两左右，巡抚是15000两左右，道府为5000两左右，州县为800—1200两。各级官员的养廉银超过俸银的数十倍甚至百倍，构成了清朝官员收入“低俸禄，高补贴”的独特结构。官员合法年收入达成千上万两银子，不怪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要弄清什么叫养廉银，就必须从雍正时期推行的“火耗归公”说起。明清赋税普遍征银，百姓由于纳税量不太多，所缴的银子基本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行省衙门必须按律把征收来的散银镕铸成规格的五十两元宝，才能上缴国库。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就叫“火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这部分“火耗”，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征收粮食时就加收“雀鼠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正常情况下，碎银熔炼损耗率在1%到2%左右。然而州县官吏实际征收的却比这个损耗率要大得多，难怪康熙帝曾公开说：“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 清初官员实行低薪制，以知县为例，45两的年俸远远不够开销，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火耗征收，朝廷对此也睁只眼闭只眼，允许地方官吏加征火耗补其不足。征收火耗在明清时期就成了公开进行的“准合法”行为，火耗成了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清康熙后期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即便是号称康熙年间第一清官的嘉定知县陆陇其，加征的火耗也是四分（4％）。火耗问题直接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雍正皇帝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不让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 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降旨实行火耗归公。把地方官员征收的火耗银两全部提解到布政司库（藩库），再把归公后的大部分火耗拨回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补贴其生活和办公费用的不足，以禁止官吏以各种名义向百姓需索。此举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增加了国家收入，还让官员的灰色收入合法化。 《东川府志》也有不少关于养廉银的记载，如同治六年（1867年），云南布政使岑毓英过东川府（今会泽），捐养廉银200两令四乡种树，今会泽县老厂乡卡龙村还有一块记录岑毓英捐银种树的“护林碑”。 (作者:陈耀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