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故事在东亚各国也极具生命力。（插画/ 博观）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自诞生以来，持续吸引着无数读者，并凭借其文学价值和处世道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好者，对国内外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三国演义》曾被多次翻译、再版，这些国家的文人墨客对《三国演义》进行了译介、再创作，使其更贴合本国的价值观念，得以在本国广泛传播。 回溯《三国演义》在这些国家的流传史，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与我国交往甚密的国家的传播，我们可以一窥《三国演义》是如何成为东亚地区的共同语言，又是如何被中国以外的地区理解、看待，甚至与其本土文化融合的。 在日本，三国成了无神论？ 我们今天提到的《三国演义》可追溯到罗贯中等人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于元末明初问世，后随各国往来而逐渐流行于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 在有关史书记载中，三国故事何时流传至日本并无明确的时间节点，目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日本出现最早的日文译本为湖南文山于1689年译介的《通俗三国志》。 作为日本最早译介《三国演义》的文人，湖南文山在译介《通俗三国志》时并未完全忠于原版，而是将原作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原本120回的章节在湖南文山笔下被压缩成了50卷，原版《三国演义》中，为人熟知的“且听下回分解”亦被删去。 在日本文坛，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影响很广，曾就职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桑原武夫称：“江户时代为数众多的战争题材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但正是由于湖南文山在译介《三国演义》时并未忠于原作，而是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减，《通俗三国志》自然也就不能被认为是日本国内第一个忠于原作的译本。 久保天随的《演义》才是被广泛认为忠于原作的第一个译本。而日本人如今熟知的《三国志》指代的既非《通俗三国志》，也非《演义》，而是由吉川英治所作的《三国志》。 吉川英治是日本著名的三国故事编译者，他在青少年时期便读过久保天随的《演义》，但在后期创作《三国志》时，吉川英治并未过多参考久保天随的《演义》，而是参考了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 与日本多数三国故事译者相比，吉川英治在译介《三国志》时具有更强烈的求真意识和科学观念，他着力删减了《三国演义》中对怪力乱神之事的描写，从现代人的认知出发，尝试用科学的视角解释原作中的种种离奇怪异之事。 如在原著第二回中，罗贯中记载刘备曾通过泼洒猪羊狗血等秽物来解除张宝的妖法，而在吉川英治笔下，空中纸人草马纷飞的怪象乃是张宝利用了当地气候特点，借峡谷中常年云雾弥漫，气流从山顶灌下的特点来迷惑刘备等人。 除此之外，与原版相较，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在结尾处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动，直接删除了孔明去世后46年的历史。 在原版《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虽在叙事时重点描写了孔明生前的历史背景、事件冲突等，但仍不惜笔墨填补了孔明去世后46年的历史，将三国故事延续至吴国灭亡。 吉川英治却在写到孔明去世后戛然停笔，以“古往今来全一色，安有能脱出此轮回外于此春秋者乎”作结，更增添了孔明去世的悲壮之情，且契合了日本文学对“悲美”情节的追捧。 删减之外，吉川英治还通过虚构赋予原版三国人物以瑰丽色彩。 他为原版刘备安排了一位名为“芙蓉”的心上人，并以刘备想要匡扶汉室，无法耽于儿女私情为由，生生将两人分开。 也许正是因为《三国志》在怪力乱神之事上进行科学解读的同时，还有意契合了当时日本民众对关羽、刘备、孔明等人的叹息之情，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在日本民众间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认可。 在吉川英治《三国志》的影响下，日本文人掀起了创作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热潮，日本著名小说家宫城谷昌光以中国史书经典为基础，创作了《三国志》等文学作品，而他本人也对刘秀大为追捧，称其“从不说谎，也不弄虚作假、做伪善的事情”。 曾经的朝鲜半岛永不缺《三国演义》听众 根据资料，《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的最早记载见于朝鲜《宣祖实录》，与《三国演义》传入日本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同，该书在传至朝鲜时正值朝鲜深受我国传统儒学影响之际，吉林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谭红梅在发表于《东疆学刊》的《〈三国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一文中提到，《三国演义》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正统性、非伦理性、非史实性和淫乱性的”。 这一点可以从《宣祖实录》找到关联证据。据《宣祖实录》记载，李朝时期学者奇大升对《三国演义》的态度并不友好，称《三国演义》“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 奇大升之外，朝鲜文化界同样不乏大贬《三国演义》的声音。大臣李颐命言其“足以乱天下风俗耳”，李圭景评价该书读起来缺乏韵味。 但正如我国古代小报在民间“虽禁不止”，《三国演义》在朝鲜虽然被上层阶级诟病，其在民间仍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壬辰之战后，关羽形象在朝鲜深入民心，使三国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据《李朝实录·宣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日本进犯朝鲜后，朝鲜曾发文向明王朝求助，同年年底，明王朝派兵增援朝鲜。 壬辰之战中，明王朝军队同朝鲜军队联合抵抗倭军长达七年时间，帮助朝鲜治理了倭乱，守护了家国安宁。 在这期间，明王朝军队中信奉关羽的将士大有人在，其在抵达朝鲜后多行祭拜关羽之举，如此行径于无形间提高了关羽在朝鲜军人心中的地位，以至于朝鲜在壬辰之战取得胜利后亦多修建关羽庙，部分朝鲜文人在战后进行文学创作时甚至将关羽神化为韩国的保护神。 对此，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维国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中分析，朝鲜民众在壬辰之战后，对于明王朝的感情也愈加深厚，对明王朝的文化也倍加推崇。 只不过，在明朝政府援助朝鲜不久，明王朝便迎来了自己的覆灭，取代明王朝的清政府一掌权，便进兵攻打朝鲜，将之划为自己的附属国，并要求朝鲜每年朝贡。 朝鲜民众对取而代之的清朝颇为嗤之以鼻，其国内甚至出现了“反清复明”的呼声。 在这种背景下，沦为“阶下囚”的朝鲜就不免愈加慨叹被迫向曹操投降的关羽，后者“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的气节、得知刘备消息后即刻投奔的做法同样为朝鲜民众所追捧认可，而一心匡扶汉室的刘备因被视作“反清复明”的变体，同样大受追捧。 除了朝鲜民众对明王朝、关羽本身所具有的感情，诸葛亮、刘备等三国人物身上所具备的仁、义、礼、智、信等能被用于教化民众的精神品质，亦开始被当权者所重视。  2019年6月15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当地小学生在表演三国故事。（图/Alamy） 历经百年，《三国演义》缘何不灭？ 《三国演义》从自中国传向日、韩等国家，到在东亚国家广泛流传、形成一定影响力，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其为人追捧、信奉的某些核心要义放在当今社会仍适用。 松下电器善用《三国演义》中的用人待物之道经营企业、选贤任能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以至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曾将松下电器的成功看成是企业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智慧的结果，而松下幸之助本人也是三国题材的忠实拥趸，他曾将《三国演义》列入企业高管必读书目。 松下幸之助运用三国智慧管理松下电器的例子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遭遇石油危机，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大受震动之际，松下幸之助破格提拔了董事会普通董事为社长，而这亦被认为是松下幸之助活用诸葛亮破格提拔县令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一事的生动再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松下幸之助当时的决定是睿智、具有前瞻性的，被破格提拔的山下俊彦在此后变革推新，松下电器也得以继续傲立电子行业之巅。 不仅是松下电器，日本众多企业都曾将《三国演义》中的治世伟略应用在企业的经营发展中，例如日本东洋精密工业公司不仅善用三国智慧，其董事还撰写了《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该书在出版后大获欢迎。  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的作品《长坂坡之战》。 类似的实例在韩国商界同样数见不鲜，韩国现代炼油公司曾对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做过肯定与否的判断，还出台过与三国策略紧密相关的《伦理经营指南》。 据中国经济网此前的消息，该企业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该手册将诸葛亮、关羽和曹操推为实践伦理经营的优秀人物，“是因为诸葛亮光明正大、公私分明；关羽则是忠诚度高、固守公平竞争原则的代表；曹操被视为推行开放经营和人才经营的第一人。至于刘备和张飞，手册认为刘备虽然懂得谦虚恭让，但过于功利；张飞的下场说明了领导不尊重下属会招致怎样的后果”。 如果说上述种种是三国策略实用性的表现，依据《三国演义》改编而来的系列游戏则体现了其在当代的娱乐价值。 日本光荣株式会社出品的系列三国游戏在多个国家流传，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游戏之一，其还曾借助游戏《三国志：霸道》顺利完成了此前中期经营计划提出的月流水10亿日元的目标。 与此同时，不少三国游戏的粉丝为了能顺利通关，在游戏带动下阅读三国故事，而这也在无形中进一步扩大了《三国演义》在当今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力，有些游戏粉丝甚至组建了游戏群，在群内恶补三国知识。 难怪有人称《三国演义》“一部小说，创千亿价值”，韩国民间会流传“不要和没读过'三国’的人聊天”的谚语了。 参考资料：《〈三国演义〉与韩国文化》，赵贤植，2014年2月；《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赵维国，2011年6月；《三国演义在日本》，邱玲 吴芳龄，2006年4月；《〈三国志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谭红梅，2006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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