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古桥上的“高亮赶水”——普济桥

晋北古桥上的“高亮赶水”

2015年05月06日 08: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第734期 作者：周华斌

      引文者 “北京桥梁微信平台”特别纠正：该普济桥不在桑干河流域，而是在滹沱河流域的沱水上。

　　【核心提示】“高亮赶水”传说具有“人文地理”元素，是北京地区以“水”为主题的一个“传说核”。围绕这个“传说核”，产生了联系着北京地理风貌、明代所建北京城，以及燕山脚下乡野间若干地名等传说和称谓。

　

燕赵大地上的北京永定河及其上游桑干河流域，有两座金代创建的古桥：北京的卢沟桥和山西原平的普济桥。

这两座石拱桥都建于金代“中都”国力强盛的金章宗时期。卢沟桥属中都路，建于明昌三年（1192年）；普济桥属西京路，建于泰和三年（1203年）。这两座桥相距数百里之遥，相隔仅11年，迄今尚存。

——引文者注：普济桥，旧名迎恩桥，位于原平市城北二十公里的崞阳镇南门（景名门）外，当地人俗称为南桥，为敞肩圆弧单跨石拱挢，主桥全长30米，两侧引桥各30米左右。主拱券高近7米，两侧双拱空撞券，即如赵州桥所用的“敞肩拱”，因此又常被人唤作“小赵州桥”。现已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普济桥独特价值还体现在石刻技艺方面。如桥两侧石栏、望柱和抱鼓石，望柱头是佛手、石榴等吉祥瓜果的造型；券顶部为吸水兽，两侧券脸石分布着蛟龙吐水和人物故事等，小券则雕有吉祥八宝、蝙蝠祥云等；这些有关宗教、军事与生活的图腾折射出金代社会风貌，如军事题材的“征战图”、“守城图”，生活题材的“垂钓图”、“汲水图”、“推车图”、“卧读图”，宗教题材的“龙王图”、“羽人图”、“人鱼图”，向过客诉说着金代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生活情趣与地域特征。

——普济桥在崞阳镇，七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县城所在地，旧称崞县。“崞县旧城，晋怀帝永嘉四年末建，东临沱水，西跨今城”，《崞县志形势》云：“崞三面临边。通志云：群山四障，沱水前潆，原隰宽平，城郭完固，南镇九原，北枕雁门，西控八口，东环大河，诚三关之襟带，亦全晋之藩篱。”

——崞县作为交通要冲，明清时就是商贾聚集之地，明时崞县人郭九州描述称：“出崞者毂击肩摩，冠盖相望。”而进出崞县往来南北之人都要通过南门外的普济桥。

▲左为乾隆《崞县志》卷一《舆图崞县城图》，右为光绪《续修崞县志》卷一《舆图县城总图》，最下端桥梁就是普济桥

——从舆图中可知，南关外为普济桥，北门外则是来宣桥。但来宣桥在1952年10月的崞县地震中垮塌。这次地震改变的不仅是来宣桥，还有崞县的命运。县城正处在震中，受损严重，人员也多有伤亡。基于此，1958年山西省撤销崞县，设立原平县，1959年12月县治迁至原平镇，崞县降格成了崞阳镇。

两座桥的跨度都很大，说明当时的河道很宽，不像现在经常干涸。桑干河之所以称“桑干”，据说是因为每年桑葚熟了的时候，河流总处于干涸状态。桑干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经河北流入北京的永定河、御河。普济桥所在的位置横跨原平市崞阳镇南门外的一条不知名的河道。

　　两座桥的石雕装饰都具有金代风格，各具艺术个性。一方面，有传统的写实倾向，券洞上方同样饰有镇水兽的兽头——“龙之子”蚣蝮。另一方面，作为民俗文化，内容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传说中的动物，后者侧重于传说中的人物。

　　卢沟桥东、西桥头，分别用一对石狮和一对石象顶住桥身。受佛教文化影响，石狮象征辟邪，石象象征吉祥。柱头石狮的姿态则生动各异，正如北京俗谚所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如今多已为明清石雕。金代已有“卢沟晓月”之称，现有清代乾隆皇帝御题的精美“卢沟晓月”石碑。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大都”城外的这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卢沟桥。

　　普济桥桥柱的柱头装饰则不用辟邪的瑞兽石狮，采用的是佛教的莲花、佛手，以及镇水牛（残躯）。大小券洞的边缘分别饰有蛟龙、祥云、雷公、龙神、龙王及水族拜城、水边隐逸之士、姜太公钓鱼、道童汲水、鱼神等十余幅浮雕，大多数是融有佛、道、仙、儒文化的人物形象。主券洞上有一组连续性的、同一民间传说题材的“故事雕”，是北京广为流传的“高亮赶水”传说。连续性的故事雕在雕塑领域比较罕见，比单幅浮雕更具文化内涵。

　　浮雕城门牌匾上刻有三个字——“西直门”。由此可以断定这是北京传说，城门上的三个人物分别是刘伯温（军师）、姚广孝（僧人）、高亮（将军）。其中的“高亮”，又可以从故事雕其他幅的同一形象上得到印证。

　　“高亮赶水”传说具有“人文地理”元素，是北京地区以“水”为主题的一个“传说核”。围绕这个“传说核”，产生了联系着北京地理风貌、明代所建北京城，以及燕山脚下乡野间若干地名等传说和称谓。如：“苦海”、“海眼”、“八臂哪吒城”、“玉泉山海眼”、“高亮桥”、“车道沟”、“大柳树”、“南坞”、“北坞”、“北新桥”、“锁龙井”等。

　　“高亮赶水”传说群不但在古典文献里难以查到，在地方性笔记杂著里也难觅踪影。数百年来在民间口耳相传，相当于汉代以来“街谈巷议”的原生态“小说”。听起来似乎很荒诞，时空也模糊，却与北京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民俗信仰紧密关联，是北京当之无愧的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亮赶水”在北京没有留下什么形象造型，为什么出现在相对偏远的晋北？为什么明代人物出现在金代的桥上？本文作如下解读。

　　普济桥创建于金代的泰和三年。当时北京称“中都”。到元代大约至元四年到至元二十二年，北京才重建“大都”，而且当时并没有“西直门”的提法。明永乐十七年（1419），方将元大都的“和义门”改称“西直门”。因此，“高亮赶水”故事不可能出现在金代，只能出现在明代以后。

　　又据普济桥头1996年所立的“重修碑”，这座桥在历代不断有所修缮，较大规模的重修是明成化年间（1465—1487）和清乾隆二十年（1755）、道光十年（1830）“因桥洞坍塌”的“二次重修”。券洞上的浮雕究竟是明代成化年间重修时添加的，还是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二次重修时添加的？本文认为应该是清代。理由是，浮雕上的刘伯温和姚广孝都在明初去世——刘伯温逝于洪武八年（1375），姚广孝逝于永乐十六年（1418），二人确曾扶持燕王（即永乐大帝朱棣，1360—1424）打理过江山。但他们去世的时间离成化年间不算太远，民间未必那么快就将他们传奇化和神化。再说，明成化年间在北京永顺堂刊印的16种说唱词话里（1967年上海嘉定县出土），有花关索及包龙图乌盆记、魂断八仙曹国舅、魂断白虎精等历史性的神怪传说，唯独不见明代刘伯温传奇和高亮赶水故事。

　　至于清乾隆、道光年间，则离金代已有五六百年，离明初也已有四百年左右。那么，券洞上“高亮赶水”的故事应该是清代乾隆或道光年间“因桥洞坍塌”二次重修时添加的。再说，这与乾隆以后民间戏曲曲艺（“花部”）的盛行比较契合。在燕赵大地上，河北地区传统的 “铁片大鼓”迄今尚有“高亮赶水”鼓词。原平市在战国时属赵国，普济桥坐落在燕赵大地的桑干河流域，那么，这一带在清乾隆以后流传与“水”相关联的“高亮赶水”传说顺理成章。该桥券洞上出现的“高亮赶水”故事雕，与民间鼓词中的情节人物基本一致。

　　至于高亮，于史无征，不可能在史著文献中获得信息。在北京民间传说里，高亮是年轻的工匠。在河北鼓书里，高亮是白袍白马的英俊小将，正如同《隋唐演义》中身陷淤泥河的悲剧英雄罗成。在山西普济桥石刻里，高亮是带胡子的中年将军。这种不一致可以理解：民间英雄崇拜有相当程度的程式化和随意性。普通百姓常常根据自身的文化积淀，按照某一地区、某个群体的意愿来塑造心目中的人物形象，所以“于史无征”。但民间雕塑的创作者和受众有特定的“场域”，即规定性的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于是又体现“于史可征”的一面。就“高亮赶水”而言，北京城、西直门、高亮桥便有特定的地理空间——北京；历史人物刘伯温和姚广孝便有特定的历史空间——明初。

　　1969年初，北京环线地铁施工，拆除了建成700年左右、有“水门”之称的西直门（和义门）。在被明代西直门瓮城包裹的元代土城“和义门”城台上，可以见到蓄水池和流水孔，能浸湿城门的门扇，防止着火。西直门外的“高亮桥”则是个小石桥，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或明初，至今尚存。当年燕赵大地上盛种高粱，西直门外也是如此。这座小石桥原名“高粱桥”，“高亮”的名字与“高粱”谐音，高亮故事乃由高粱桥附会生成。同样，“北新桥”等也是由地名而生发的传说。

（引文者商榷：高梁桥与高粱关系，缺少文献支持。北京历史文献记为：高梁桥。粱为梁之讹字。另北新桥是地名，因桥而来，难以说成源自地名。）

　　至于作为历史人物的刘伯温、姚广孝，确实是辅佐燕王朱棣建天下的重要谋臣。尽管二人有佛、道、儒、仙及风水等文化背景，却并非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至今，刘伯温墓在浙江文成县犹存，姚广孝的墓塔在北京市房山地区犹存。

　　人文地理元素结合着浪漫的艺术创造，有虚有实、虚实相间，这是“高亮赶水”作为民间传说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