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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跑警报》中，开篇就写到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据说雷的记忆力惊人，讲课从不带稿，汪文虽诙谐，也可印证雷先生当年风采。
还是雷先生讲课的情形——
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雷海宗已经油尽灯枯，右派生活摧垮了身体，慢性肾炎转为尿毒症，老先生去日无多，不过他稍有气力，还坚持坐着三轮车来授课，当时听讲的学生肖黎回忆这一幕满含深情：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突然，洪钟般地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
课后，兴奋期已过，雷先生显得非常疲劳。在助手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
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人们的心灵。并且，一些“左派”在课后还要再安排“消毒”课
这几天读《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薄薄一册，仅十来万字，是雷海宗1930年代的作品，如今90多年过去，读来仍觉妙论迭出，齿颊生香。书中专门有章节说士大夫和流氓：中国社会比较松散，因此，稍微有点能力的组织，哪怕极其微弱都可以操纵一般消极颓靡的堕民。而自汉之后，中国组织只有士大夫和流氓两种比较大。
太平盛世士大夫可以靠皇帝维系自己势力，娴熟运转体制；一旦社会矛盾尖锐，天下一乱，士大夫就失去自立自主能力，或清谈，或结党，甚至做汉奸，总之因为无能而懦弱，此时大权转移到流氓手中，因为流氓的义气和组织紧密，也因为流氓的无视规则更无下限，形成较强的执行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体制管理真空。而流氓要成大事则需要士大夫帮助，未来社会重建体制，也离不开士大夫，二者相辅相成，轮换更替。
雷海宗梳理帝制产生原因也丝丝入扣，帝制并非皇帝单独促进，还要人民的消极辅助，这些消极的人民即或不拥护，至少也都默认。“皇帝制度可说是由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的。”消极拥护四字，道出大多数消极者的“沉默原罪”，读来如当头棒喝，让人不由得内视自我，冷汗淋漓。
雷先生最得意的学生，著名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何对雷评价极高：“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雷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丁则良，与老师感情深厚，时有书信。1957年他访苏归来，临时住在北京大学，闻知自己被划为'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8月8日自沉于北大未名湖，只有42岁。雷先生闻此噩耗，痛哭不已。
1962年11月，雷海宗身心交瘁，再无力授课，一个月后病逝于南开。算下来，到今年整整6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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