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北京、深圳和香港等地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叫做“深港创新圈”。深圳市政府更在2006年“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让深圳、香港两地成为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创新圈。这一年的4月21日，深圳专为“深港创新圈”开了一个研讨会，与会代表中，有两个人的身份和观点格外引入注目，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另一位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徐扬生。
刘遵义校长说，香港的大学可以为深圳的学生服务，建议深圳的学生们坐着深港穿梭巴士到香港中文大学来上课。深圳和香港还可以联合支持一些服务两地的机构，比如有些大学跟研究所，可以用成本分担的办法来支持这些机构。徐扬生则说，创新是需要文化的，是需要技术沉淀的东西，创新并不是你想创新就可以创新的事情，这有一个文化底蕴，有一个技术底蕴。因此，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深港创新圈的底蕴在哪里？怎么样培养这个底蕴？
要到几年以后，人们才会发现，这两位“香港人士”在深圳的发言既不是泛泛之论，更不是空穴来风。他们为什么建议深圳的学生们去香港中文大学上课？因为他们已经发现，香港高校目前仍不可以在深圳独立办学；即使是与内陆高校合作办学，仍存在高额税收方面的障碍。他们为什么又强调创新的“底蕴”？因为他们认为，深圳目前缺乏这个底蕴？这样的底蕴来自哪里？国际性的大学和研究院。谁又可能为深圳创造这样的大学和研究院？刘遵义和徐扬生的答案当然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于1963年，其主要组成部分，是1949年之后内陆一批学者在香港创立的三所书院——新亚书院、崇基书院与联合书院。钱穆、唐君毅、董作宾、饶宗颐等一批文化学者，既是新亚等书院的创始人，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缔造者，而三所学院的沟通东西、融汇古今、博爱包容、襟怀广阔、明德新民、与时并进等理念，也融入了港中大的精神之中。
第一任校长李卓敏博士曾说过：香港中文大学特殊的地方在于中大是“专门为了一个特殊的使命而努力；这个使命就是把中国的资料吸收和融化到各个学科，予以发扬光大……简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学是把中国文化的境界溶合到各学科的大学。“曾任港中大校长的沈祖尧先生也曾说：香港中文大学是带着中国的人文精神而创校的。它希望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也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所以是一个中西合璧、古今结合的大学，人文跟科技兼有。
2005年时，香港中文大学已是一所进入世界名校行列的公立研究型综合大学，其在人文学科、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与金融、医学、法律、传媒、地理等领域都赫赫有名，也是香港唯一有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及香农奖得主任教的大学。它的使命，正是徐扬生最认同的那两句话：“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而它的灵活学分制、书院制、中英兼重和多元文化特色，更使大学成为城市创新的旗帜、引擎与土壤。徐扬生认为：深圳就缺少这样的大学。
这个结论虽然显而易见，但是徐扬生是靠证据说话的科学家，2005年他专门做了一个调研，涉及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三个经济带。“我当年调查时，这三驾马车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七八十。“徐扬生说。“可是，如果比较一下三地的大学力量与科研力量，会有什么结果呢？拿到数据后，我大吃一惊。”
徐扬生的结论是：其一，以他自己所定标准的“比较好的大学”而论，北京一地有36家，上海自己也有17家，珠三角把标准放低点，也不过六、七家，而深圳只有深圳大学一家。
其二，以“国家级研究院”的数量而言，北京是251家，上海是67家，广东勉强算有7家，而深圳为零。
徐扬生说，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科技，科技创新的背后是人才，人才的背后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深圳需要好的大学，需要国家级研究院。他和刘遵义校长找广东省谈，找深圳市谈，说我们应该靠自己力量在深圳办一所一流的国际化大学，把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模式引入到深圳河这边就可以了。港中大寄托着当年一批一流学者的文化情怀，现在到了把这一大学精神引回内陆的时候。决策层则欣喜地表示：现在我们不缺钱，办一所大学的钱还是有的；我们就是要在家门口自己办一所一流的大学，让平民子弟都上得起；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模式已经成功了，你们到深圳再办一所一定也能成功。
徐扬生开始写方案。“我是做方案的人，我在飞机上写了一个四、五页的方案，包括一些章程、协议等等都是我起草的。”
我问：“这些手写的方案现在在哪里？”
徐校长一笑：“谁知道在哪里，早找不到了。”
一直到2010年的12月中旬，深圳终于和香港中文大学终于就合作办学问题达成共识：共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院；选址龙岗；三分之一以上师资全球招聘；建成南方的北大清华；成立专责工作小组全力推进港中大深圳学院建设，力争２０１２年开始招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第一届学生，是2014年入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