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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党内合作的不平等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只是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倒北洋军阀，所以北伐初期对共产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工农运动，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享权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工农运动损害自身利益，必然会在掌握大权后镇压工农运动。1927年3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显露，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指使杀害的，陈赞贤是第一个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人。 国民革命高潮迭起，利益受损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万分恐惧，通过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费尽心机拉拢收买国民党右派，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中一步步攫取军权政权，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自然成了他们的主攻对象。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就是拉拢收买蒋介石的主要代理人，与蒋介石一拍即合。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为蒋争取英美日等列强的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将大批帮会分子武装起来，供蒋介石驱使。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从海外回来的汪精卫4月1日与蒋介石密谋“分共”，4月5日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迷惑共产党人放松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表面上虽保持左派面目，但已开始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叛变革命。而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却看不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及时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能制定挽救革命的方针和办法，坐视局势恶化。但是，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选择充当新军阀、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悍然叛变革命“清党”；汪精卫打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讨蒋幻想，撕下假左派面具“分共”，蒋汪集团先后对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927年春夏，烽烟四起，血流成河，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屠杀是惨烈的。“四一二”大屠杀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4月12日，蒋介石指使上海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突袭上海总工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对第二天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反动派相继以“清党”名义，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绞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5月21日，国民党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将大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7月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继续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的让步，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彻底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党员数量由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970余万农民协会会员大多被解散。 大革命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蒋汪集团投入反革命阵营。主观上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党还处在幼年，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应对复杂局势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出现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党在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又是未来胜利了的革命的一次演习，我们党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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