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董老话当年

中共三大会址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正确估计了国共两党在反封建的政治基础上实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族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赵建成 国画《国共合作1924·广州》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接受我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确认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原则，并选举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组织形式。

这时我正在太原，当我看到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和许多具体办法后十分高兴，便向阎锡山提出要离开山西，回到南方去。恰好，一九二五年春，湖北省立法科大学聘我去当教务长，我没有得到阎锡山的批准，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回到武汉了。

我到武汉的时候，董老（必武）已先在武汉建立并领导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而改组的国民党组织。但当时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是搞秘密地下工作的。我到武汉不久，董老就到法科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来找我，邀我参加他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我当即答应了。那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约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就我所知道的有：董必武、吴德峰、蔡以忱、钱介磐、陈卫东、袁浦之、陈潭秋、徐全直、李哲时（李文宜）。此外，非共产党员，我记得有：詹大悲、李汉俊、何羽道、孔庚、孙科。通知我去开会时，就选了李汉俊、何羽道和我三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郭树勋（郭述申）是秘书长，吴德峰兼公安部长，李文宜任妇女部长，我任青年部长（后改任宣传部长等职）。那时工会、农协、学生、妇女等组织也受省党部领导。这是我从事有组织领导的政治活动的开始。当时还没有正式办公地址，等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军攻占了武昌，董老就把原湖北省议会的地址作为湖北省党部的办公室。

大革命时期，邓初民（一排中）在武昌艺专总理纪念堂门前，与武汉军政界知名人士及部分教职员工合影。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强对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为了加强领导，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同时大会号召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这是响应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上宣言的主张提出的，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得到共产党人李大钊的支持，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后，全国的农民运动也大大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六年六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共有九十八万人，湖北农民协会会员就占有七万二千人。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军阀和反对贪官污吏等等的斗争。我也在董老的领导下，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那时北伐军有三个战场，一个是湖南、湖北战场，吴佩孚的主力就在这里，这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北洋军阀陈嘉谟控制着这个战场的后方，对我党的地下工作严加防备。在北伐军八月底攻占了湖北省境粤汉铁路上两个易守难攻的重要据点汀泗桥、贺胜桥以后，陈嘉谟、刘玉春还死守武昌城区，捕杀了学生运动领袖陈定一。从八月底到十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武昌之前，闭城四十天之久，被北洋军阀守城军捕杀和因饿而死者无数。九月六日，唐生智的部队何键所部首先到达汉阳，组织上立刻命我到汉阳去布置开了一个欢迎会。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攻占武昌的第二天，董老又命我到武昌去接收湖北省议会为湖北省党部前办公地址。接着，董老便组织了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邓演达为主任委员，董老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我也是委员之一。接着，改选了湖北省党部，董老是常务委员，我仍为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部长。董老还办了一个湖北省党务干部训练班，亲自任校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到年底，不到半年，国民革命军已占领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六个省份，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形成革命的高潮。由于北伐前夕工人、农民和学生都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工农群众的支援，就成为北伐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革命高潮中，工人、农民都站起来了，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各地农民协会的会员和学生大量逮捕土豪劣绅，使得地痞、党棍、土豪劣绅在乡里不能立脚，逃往武汉。跑到武汉来的土豪劣绅为各县在省里住校的学生所指认出来，一时在武汉被捕者达四、五百人之多，湖北省党部建议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制定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的机构。董老就命我起草一个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当时我是省政府的委员，董老就与省政府的成员会商，指定我当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委员长，审判委员会是由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组织的成员分别担任的，约有二十多名。我们根据土豪劣绅的罪行进行审判，吴德峰(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委员)判处了一个土豪劣绅的死刑，我判处了两个土豪劣绅无期徒刑。不久，由于桂系军阀打到了武汉，一个死刑和两个无期徒刑都未来得及执行。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到了武汉。例如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蔡畅、谭平山等。毛泽东同志为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到了武汉。董老对农讲所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董老还请毛泽东同志到国民党省党部给全体人员讲过一次话，他站在省党部办公室讲话约两个小时，声很小，但听得很清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我还荣幸地在他主持的中央农讲所任过课。董老和其他几位党内的老同志办了一个军事学校，同时还成立了湖北省商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农民协会等。董老还领导了武汉市国民党市党部，组织了湖北省大部分市、县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学生会。

有一天晚上，陈潭秋特意到我家里和我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征求我入党的意见。当时由于形势的变化，我考虑到我入党条件还不具备，同时考虑我在党外为党工作要比在党内为党工作更有利。我对陈潭秋同志说了我的想法之后，并表示：我不管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陈潭秋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现在检查起来，我是实践了对陈潭秋同志的诺言的。

当蒋介石率领他的嫡系部队打到江西南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完成北伐，董老领导的湖北省政府就组织了一个慰劳江西军民代表团，指定我为团长。我便率领武汉的农协、妇协、学生会、商会等代表五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就在伪督军署礼堂举行了授受慰问锦旗典礼。当晚，他设宴招待代表团，蒋介石致欢迎词，我致答词。我痛切地阐明了武汉方面的意愿，希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了不久，蒋介石也到武汉来访。开会欢迎时，宋庆龄和何香凝坐在台上，我和宛希俨分别代表湖北省党部和武汉市党部致欢迎词，蒋致答词。何香凝先生接着讲话，希望南昌方面能坚持国共合作，把北伐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讲得痛哭流涕，非常激昂。可是蒋介石到上海后，就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并积极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惨案，背叛了革命，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在武汉政府内部，首先公开叛变的是夏斗寅，这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的事。同年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这就是“马日”事变。武汉政府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更加明目张胆地和蒋介石勾结。六月十九日，反动军官何健在武汉向他的军队发出反共训令。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举行所谓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和共产党决裂。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痛斥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罪行，撤回了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七月十五日以后，武汉国民党反动团体开始封闭工农组织，同时改组了湖北省党部，把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改称为改组委员会，这时，董老和许多老同志在武汉也不能立足了，纷纷撤离。在离开武汉之前，董老和何羽道住在日本租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人互相勾结，派人去逮捕董老，恰好董老不在家，就把何羽道抓去，关了几个月就枪杀了，我和李汉俊去找李富春同志请示怎么办？李富春同志指示说，你们的摊子能守多久就守多久。我便留在改组委员会。我们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之后。一九二八年一月，由于白色恐怖日益厉害，我被迫在一个大风雨之夜乘船离开了武汉，离开了这个我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到了上海。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叛变而失败了。但它唤醒了千百万工农，锻炼了广大人民群众，锻炼了我们伟大的党，为我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来源：“邓初民陈列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