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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随着大革命形势的高涨，党在华容成立地委。地委由华容县委兼，县委常委也是地委常委，我是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这时，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战争已经在广东开始了。 湖南反动势力在这一派革命形势面前，惊慌失措，省议会、旧教育界、反动势力的地方武装团防局等反动人物纷纷弃权而逃，不少人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样一个有利的局势面前，党指示我们新教育界的党的干部在办学的基础上注意掌握武装。其实这个思想我们早就从毛泽东同志从城市转入农村，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思想中了解到了。但是，怎样抓武装，我们过去没有实践过。这次党明确指出，接收团防局，变团防局为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华容地处湘鄂川三省交界的八百里洞庭湖的湖网地区，其势磅礴。正如古人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中所载，“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特别是它形势险要，地处长江和南北纵贯大铁路的交叉点附近，扼九省水陆交通的枢纽，是中原的咽喉，又可以控制长江中游，直接威胁着当时反革命统治的重要据点武汉和周围一些市镇。南县、华容等县曾为历代王朝必争之地。当时，华容地区是军阀统治薄弱的地方，极利武装斗争的开展。 据此，毛泽东同志决定把湖西区的南县、华容列为重点，抓枪杆子，掌握武装。那时华容县有一个民团团总叫龚芹如，系保定军校毕业的，他是周围几个县地主武装的总头子，他可以直接指挥好几个县的武装，有相当的力量。仅华容县团防局就有一二百条枪。北伐革命战争开始以后，民团团总龚芹如跑了。这时，县的教育局、坝工局、财政局等积极讨论拥推合适人选接收团防局。当时，我们那里虽然国民党的影响还不大，但各种旧势力很大，一些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权威势重，如果搞的太明显，必定势单力孤，影响大局。因此，党决定以智取为宜。并认为我出任团防局局长最合适。因为，我自从法国回湖南以后，从来没公开身份，再加上办新教育得力。会得到各界拥戴。另有新教育界在县里和其他各界相比较，势力占优势。特别是新教育界关系广泛，在全县八大族中都有影响，各族族长多是省议员、县议员，因此，让我出面上下可以呼应。再有，通过党在各种势力之中做工作，在讨论确定团防局长的会议上，我可能被选为华容县团防局的局长，这样对党直接掌握武装斗争有利。果然不出组织所料，在选举团防局长的会议上，虽然出现了各种纷争，但最后都同意由我出面来接收团防局。当时，我清醒的看到，除新教育界和留法同人支持我是出于革新革命的愿望外，其他各种势力的支持是有他们自己动机的。何氏家族的人投我的票是因为他们相信何姓的掌权会替本家族谋利益，在枪杆子的掩护下，不遭外族侵扰。老一点的名流推崇我，是因为他们感到我是留洋学生，单纯，不会用枪杆户'为非作歹”，社会关系单纯，把武装交到我手，可以尽心为他们的利益效力旧社会各法团拥护我，是想借武装之力，维持其不稳的地位。 总之，经过这么一番活动之后，我由办学变成了统领武装的团防局长。由一直当学生搞教育投笔从戊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讲真是天上地下，矛盾重重，困难累累。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改造这支旧式武装问题。华容的群众多为游移不定，所以游民甚众。尤其洪水历年为灾，游民多而杂。 特别是这一地区群众受家族势力影响，常常为土地等问题在族与族之间，会门与会门之间发生械斗。参加团防局的人大多数是在这些冲杀之中选取的，他们性膘悍、恶习烈，常有作歹劣行。而负责带他们的团军官和班排长又多是旧军人，有的几代军官。如果盲目的撤换军官，必然带来严重后果。为此，我们对他们采取上不大动，而下暗动的方针，即在他们统管的部队中逐渐加入党团骨干力量，使他的自身发生质的变化。同时还建立其他组织来壮大革命势力。一九二五年冬，我有在积极做农民运动工作中，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了秘密农民团。接着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建立了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划分阶级成分。那时，洞庭湖区有三部分人。一部分为农民，一部分为渔民，还有一部分是打柴为生的柴民。我们根据他们的各自以何业为主划定了成分分别组织了三个协会。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始了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当北伐军来到湖南以后，我们民团配合农会仅在华容就处决了三百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反动阶级的威风扫地，广大贫苦农民、渔民、柴民扬眉吐气。一九二六年秋天，湖南省召开了农民协会代表会议，省农协委员长(党内是农民部长)易礼容主持大会。会议决定将七十五个县的民团一律改为农民自卫军，让我主持湖西区和湖北区的江南公安、石首两个县以华容为重点的联县治匪会议，并出任总指挥。结果，我这样一个不懂武装的人，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下了洞庭湖，开始了真正武装斗争的生涯。 支援北伐 大革命的疾风暴雨，给我们自卫军壮了声威，我们开展革命斗争也较以前顺利多了。但是，农民自卫军担负的任务也更加重了。仅就我回忆起来的就有十三件大事呢。 第一件，上级党命令我们肃清湖匪，保证战略地区的水陆交通。这件事是最使我头痛的。那时当地人都知道湖匪几乎和洞庭湖是同时存在的，历代王朝及北洋政府都没有剿灭过。如今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要剿灭湖匪谈何容易。但是，那时不知那来的那么一股蛮劲，只要组织上交待了，我就下决心去干。当然那些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这一地区的人多习惯于当兵，男人成年家长即向外赶，说什么，当兵吃粮才能有出息，拿起枪来就是起家之本。所谓“无湘不成军”就是从这来的。再加上天灾人祸，散兵游勇、枪贩兵痞搅在一起'民匪难分，稍不注意，不是剿了好人，就是反被匪剿。特别难办的是湖匪总是同正规军和土豪劣绅有密切的勾结，再加上落后游民往往结伙成群为匪为盗。当时华容地区贩盐是一大行当。每当冬季湖水低落时期，各类人们便组成成百上千的贩盐大军入川偷运盐匕为了谋取高利而又不被关卡和军队限制，他们甚至和正规军勾结让军队出护照买上关卡证件，无阻无挡。北伐军到湖南以后，湖匪勾结土豪劣绅鼓动落后群众哄抢北伐军粮饷，破坏北伐军后勤供给。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感到对北伐威胁最大的是同湖匪勾结的土豪劣纸于是，我们首先通过调查了解抓住并镇压了一批和湖匪勾结、破坏北伐军供给的土豪劣绅，然后公布出去，打击了湖匪的气焰。接着，发功群众封湖困匪，断其陆上供应，造成湖匪中意见分歧。随后，我们采取政治招抚为主和武力清剿为辅政策对待湖匪。对罪大恶极的匪首进行无情镇压，对被骗和生活所迫为匪者一律教育释放。这样一来，效果很好，湖匪肆无忌惮地哄抢军用物资情况减少了，北伐军的粮食运输线畅通了。 第二件，为了使广大农民、渔民、柴民各得其所，生活有着落，我们农民自卫军用耐心说服的方法，解决农协、工会、渔柴协、盐协之间的各类矛盾，保持团结，保证对北伐军的粮草筹集和物资补充。 第三件，农民自卫军除保证运输线和调解各团体之间关系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社会治安，保证各革命团体顺利进行工作。那个年月，有了枪杆子说话办事就是硬棒呢。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户土豪平时对待渔柴民很坏，他收柴要干透的，收渔要次留i的，不但付价极低，而且大部分是欠账。北伐军一到，渔柴民纷至讨账，他乖乖的付清了结。.当北伐军一过，农协去找他为北伐军派款出粮时，他哭穷叫难，不想应承。可是，当他一听农协会长要去找自卫军时，马上就变了副面孔，口一个照办，痛痛快快的答应下来，并当场出钱纳粮。 第四件，继续配合农民协会，普遍调查土豪劣绅的罪行，进行惩治和镇压，并且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分船具，建立各种革命群众团体。 第五件，组织县、区、乡调解仲裁委员会，解决诉讼问题。这件事是得人心的，但也是很复杂的。洞庭湖西区是十年九不收的地方，群众落后，会道门、宗族关系多，仅我想得起要处理的矛盾纷争就有七八类。如柴、渔、盐、农及其它各种不定居游民及他们自己之间组织限线与权力分配的纷争;封建宗法、宗族间的纷争;争水域河流、渔塘、池塘菱角莲藕的纷争;婚姻买卖和反买卖的纷争;新旧教育界的纷争;关卡税收摊派的纷争;公产财物处理的纷争;对神堂庙宇的保护与否的纷争。区乡修路与交通通信的纷争。另外还要解决自卫军、农协会干部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总之，一个仲裁委员会，就是一个小政府呢! 第六件，解决社会各团体之间存在的矛盾，争取团结。 第七件，保证春耕、夏收、秋收、发展工农业生产，监督公款公用，反对贪污浪费，不准大吃大喝，集中全力支援北伐军。 第八件，用武力解散邻县岳阳的两个反动民团，保证北伐军后方安全。 第九件，整顿自卫军内部，挑选优秀分子担任干部和骨干，逐渐换掉品行不端、干过湖匪的一些兵痞，使部队基本群众成分占多数。 第十件，督促全县修筑道路，以利交通。设立水路交通站，水上采用固定的船只定期行船，陆上设立陆马站，每十里为一站接连传送信件。并改善邮局邮差成分，用工人代替旧邮差，适时传递北伐军来往信电。 第十一件，控制警察局及电报局。 第十二件，武力解散了敌人一个别动队，击毙了伪团长阎希贤。 第十三件，发动群众，动员农民自卫军一举击溃四川军阀杨森叛变革命的一个旅的进攻。 革命的斗争，艰巨的任务，锻炼了我们的领导能力，也提高了自卫军的战斗力，壮大了人民的武装。从一九二五年到“马日事变”，这短短的时间中，我们自卫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仅华容一县就有枪八百多支，人员二千余，虽然不是浩浩荡荡，也可称兵强马壮了! 在武汉警卫团 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革命高潮过去了，但是，我们湖南革命的武装力量一直存在着，只是变换了形式。我们地区的农民武装，从“马日事变”以后，便按党的指示分散活动了，主力分布于长江边上，准备时机成熟后，即集零为整直入湖北境地。这时，我们听说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代理管湖南省委的工作，曾派张子请同志到中共岳阳特委找我们联系并指示行动方向。可惜因反动军警检查甚严，没法联系上。只由岳阳特委刘士骥同志派交通员告诉我们，当时，正赶上我带部队下湖执行任务，未接到指示。为了尽速了解中央今后斗争方针和我们行动的具体安排，我同蔡协民、徐履仁、程学敬、欧阳健等同志专程去武昌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办公的一个小旅馆里亲切地接见我们。记得毛泽东同志开始讲了这样一些话，他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马日事变我们主张用武力解决，但陈独秀反对。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们的武装情况，我们把部队分散活动，等待条件成熟集中等情况一一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听过后，指示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但是，总会有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高潮时，需要武装力量，低潮时，更需要武装力量，而且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指示，何坤、蔡协民、程学敬、欧阳健，你们四个已经暴露了，不宜回华南了，要转出去学习，徐履仁因病没露过面仍回华南任书记，组织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接着毛泽东同志具体告诉我们的去处。他说:将来革命需要力量，你们需要锻炼、深造。现在我们很多骨干都在武汉警卫团训练培养，你们几个人也要到那里去。但有一条，你们要改名字，尤其何坤，反动派对你已经了解，列为“大暴徒”之一。当时，蔡协民同志说他不改了，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他舍不得改，何坤要改就往'工”上改，我们来个工农联盟嘛!毛泽东同志听了后，笑了笑说:那好嘛!何坤同志一九一八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从此，我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安排下，蔡协民同志分到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我同欧阳健、程学敬同志到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武汉国民警卫团实际上是第二次北伐回来后，以叶挺独立团一个营为基础扩编的，是张发奎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也是国民政府警卫团，大约有三千多人。这是我党当时掌握的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由于这支部队受大革命影响较深，再加上党有意识地把骨干力量不断输入进来，因此，它更加倾向革命。 到警卫团之后，我被编到五连(干部连)，这个连有不少是大革命时期的县委书记、农会干部和大学生。当时，熊寿琪同志、宛希先同志、何挺颖同志都是大学生。这个连是警卫团的骨干，杨立三同志是当时警卫团的招募委员。 我在五连一个星期后，被任命为班长。还有熊寿琪、何挺颖、宛希先同志也都当了班长。别人认为，一个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当了班长很可惜。我说，可惜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如今部队大减，要那么多空官架子干什么。尽管如此，因为这个原由，很多同志都来看我，尤其是蔡协民、徐履仁等同志都来过，言谈之中都有大材小用的意思，我当时并不觉得。后来，发现有的同志把这个事还当个问题反映给了省委。 两个星期后，徐履仁同志(任县委书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请示，准备要五个懂外语的同志去莫斯科学习特种技术，叫我也去，说是后两天就动身。第二天，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派人来叫我去，到团部以后，团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等都在场。卢团长问我知不知道去莫斯科学习一事·我说知道了，但我不想去，想扎扎实实地在国内干点事。卢说:你不同意去，可以去别人换你下来，部队要扩编，下一步有新的行动。他还谦虚地说:你干总指挥有经验，要多给我们出主意。现在叫你当班长是临时的，待部队行动后，你到团部当参谋。后来，我留下了，听说让杨幼磷同志去了莫斯科。 我当了一段班长，又当了排长、副连长，部队到修水休整后，当了参谋，秋收起义时我当了六连党代表。 警卫团训练十分紧张，那时候每天开出去训练，打野外。由于该部仍在唐生智、何键控制下，执行任务仍然是控制武(昌)长(沙)铁路，抑制革命。同时，还负责警卫汉阳兵工厂、银行的任务不久，张发奎突然出发了，连机关八大处都没有带走。 张发奎走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为教导团，有二千余人，该校全称是国民革命军军官教导团，归警卫团指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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