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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开国大典背后的暗战

 dongchang 2022-06-26 发表于河北

1

1949年6月,罗瑞卿明显感到压力大增。

就在6月初的一天,周恩来把罗瑞卿召到了北京,当面告诉他,中央希望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当时的身份,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他刚刚参与指挥完太原战役,正准备投身到下一场战役中去。

听到这个委任,罗瑞卿其实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他想到前线去打仗。所以,罗瑞卿向周恩来举荐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但周恩来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

“李克农有李克农的安排,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召见了罗瑞卿,再次提出希望他出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知道事已至此,只能收起自己去前线打仗的心了。他当场接受任命,并向毛泽东保证:

“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当好主席和中央首长的警卫员!”

但毛泽东摆手否定了他这个表态:

“你是要当好新生国家的警卫员!”

罗瑞卿知道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尤其是那“新生国家”四个字,顿时让他觉得责任重大——他知道眼下就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任务:

保障开国大典的安全。

也就是在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务会议做出决定:将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同时进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周恩来为此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保证开国大典的全方位安全。

而作为未来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是第一责任人。

罗瑞卿,四川南充人,开国大将。先后担任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1978年8月3日病逝,终年72岁。

2

周恩来之所以要如此强调,确实是有道理的。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领的25万国民党守军按协议撤出北平,人民解放军进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

但撤出城的,只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作为国民党政府统治华北的中心,北平历来是风云际会之城,也是暗流涌动之地。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国民党留在北京的各种敌特总数,接近2万人。

而这两万“潜伏”的敌特,接到的首要任务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为此,中共中央当时特地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分部队和中央警卫团、北平纠察大队抽调出来,组建了一支公安部队,保卫北平安全,尤其是保证开国大典安全。

由于我明敌暗,感到重任在肩的罗瑞卿随即又组建了一支人数在600人的“便衣警察大队”,散布到北平城各个角落,力求将敌人的破坏行动扼杀在萌芽之中。

在公安部队各方面的努力下,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的一批蓄谋已久的破坏行动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看到那些被破获的未遂案例,罗瑞卿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后怕:

9月14日,负责接待参加开国大典各方代表的北平亚洲饭店(现前门建国饭店)抓住一个前来送菜的菜农。当时已经放行,但因为一名哨兵发现这位菜农抬手擦汗时露出的胳膊很白嫩,心生疑心,经审问后,这个菜农为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当时身上携带定时炸弹,准备炸毁亚洲饭店;

9月下旬,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栓虎在便衣巡逻时发现地上有一个“飞马”牌香烟烟头,由于这个烟不是当时随便谁都能抽的,刘栓虎蹲守五天后,抓住一个当时正在画地图的人,经审查为国民党潜伏特务王以才,他绘制地图的目的是准备在10月1日当天爆炸毛泽东车队;

9月30日当天,毛泽东警卫员安科文带着几个警卫在天安门城楼上例行巡查,闻到一股呛人火药味后赶紧顺着气味搜查,发现隐藏在城楼上的一个炸药包,数十米的导火索顺着城墙放到了城根下,引线当时已经被点燃。

类似的案件还破获了多起。在国庆前几个月,罗瑞卿率领的公安队伍对北平城区每一条街道和胡同进行拉网式清理,先后捕获各类国民党潜伏特务3000多名,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尽管预防工作已经竭尽全力,但罗瑞卿的心里还是很不踏实:

“暗箭”都能清理,但如果国民党放“明枪”,怎么办?

3

开国大典前的一个月,聂荣臻几乎每天晚上觉都睡不好。

在1949年6月之前,聂荣臻的身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但6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务会议之后,他又多了一个让他感到压力最大的头衔:

开国大典阅兵式总指挥。

这个任命,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致拍板的。他们认为,这个职位非聂荣臻莫属。

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聂荣臻从自己做起,一直就很注重部队的军容军纪。他麾下的部队官兵,哪怕军装再旧,但也都是永远干净整洁。

聂荣臻,重庆江津人。开国元帅。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等职务。

但让聂荣臻感到压力最大的,并不是阅兵式的军容军姿操练。

当然,作为建国的第一次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注视下展现军容军姿,这其中的压力不可谓不大。聂荣臻自己就提出过:

“万一战马摔了怎么办?万一装甲车开不动了怎么办?整个阅兵式不都乱套了吗?”

但是,这些毕竟是能通过各种预演和措施,将可能性降到最低的。

让聂荣臻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一些看上去不可控的事。

1949年9月2日,在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才最终决定:将阅兵地点定在天安门广场。

在此之前,还有另一个候选方案: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移驻北平。3月25日,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这两个候选地点各有利弊:

西苑机场之前已经成功举行过阅兵式,但地处郊区,参观阅兵式的群众交通不便,且阅兵条件相对简陋。

天安门广场地处北平市中心,交通四通八达,设施齐全,但长安街比较狭窄,可同时展开的阅兵部队人数有限。

最关键的是一点是:天安门地处繁华商业区,届时数十万群众又聚集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疏散起来有相当困难。而西苑机场疏散就相对方便很多。

国民党空军要在开国大典轰炸天安门广场?

这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却因为各路确凿情报的报告,被证明几乎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

据说更是拿到了蒋介石的原话:

“一定要在10月1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听到爆炸声。”

这是聂荣臻感到压力最大的一件事。

4

聂荣臻的担忧,当然也是有理由的。

1949年5月4日午后,6架国民党空军B-24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突袭北平南苑机场上空,共扔下30枚重磅炸弹,造成解放军损失飞机4架,死伤24人,炸毁房屋196间。

这次空袭,也证明了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还在起步阶段,北平的防空体系也不完善,很难预警和防范国民党空军的空袭。

如果开国大典遭遇国民党空军轰炸,怎么办?

为此,聂荣臻和相关部门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先想了两个办法。

首先,把开国大典的时间放到下午3点开始。

一般来说,各国的典礼和阅兵式都是放在上午举行的,但聂荣臻提议放到下午,也是出于无奈:

国民党空军用于空袭的轰炸机是美制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是3380公里。国民党空军当时位于浙江舟山群岛的机场起距离北京1230公里,B-24大概需要3个小时左右飞到北平上空。

但是,B-24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夜盲”。一旦天色变暗,B-24的飞行和起降都有重大安全隐患。

所以,如果开国大典放到下午3点举行,即便国民党空军的B-24轰炸机群届时飞临北平上空,但返航时会面临重大安全隐患,这会让国民党空军有所忌惮。

但是,这只能说是做到了“预防”中的一个环节,一旦国民党空军真的飞临北平上空,怎么办?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年历届阅兵式中,唯一放在下午举行的一次。

于是,又有了第二个措施:让参与阅兵式的人民解放军战机“带弹”接受检阅。

在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历史上,空军“带弹”上阵是闻所未闻的事,但为了预防国民党空军空袭,这也是一件无奈之举。

按照部署,届时在阅兵式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17架飞机中,有4架将会带实弹:两架是美国的P51“野马式”战斗机,两架是英国的“蚊”式轰炸机。这四架战机将各自配备数挺12.7毫米口径机关枪,各携1800发机枪子弹。

万一在阅兵式当天遭遇国民党空军,参与检阅的这四架战机将直接在空中投入阻截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驾驶P-51“野马式”战斗机的阎磊和赵大海,以及驾驶“蚊”式轰炸机的飞行员邓仲卿和王玉珂,这四人都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过来的——不是被发展的地下共产党员,就是起义人员。

在开国大典这样的重要场合,将四架带弹的战机交给四名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也需要足够的魄力和胸襟。

5

1949年10月1日上午10点,北京(9月27日后由“北平”改成“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一则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仪式,将于今日下午三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只提前5小时发出正式公告,也是出于安全保护的需要。

下午3点,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随后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发言

当广场上群情激动的时候,罗瑞卿的压力也大到了顶点——这是检阅数月以来安保工作成果的最关键时刻。任何有准备的和预料外的插曲,都不能发生。

而就在典礼进行的过程中,罗瑞卿接到了安保人员的一个电话:有一名女子要强行从直通天安门观礼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入口闯入,但她没有任何证件,只是说“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我要到主席那里去!”

罗瑞卿在了解了那名女子身份后,还是坚决回答了四个字:

“照章办事!”

那名最后依旧被挡在门外的女子,名叫江青。

朱德是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检阅总司令

而此时此刻,压力一点也不比罗瑞卿小的,是阅兵式总指挥聂荣臻。

在开国大典进行的同时,聂荣臻时刻关注着自浙江到北京沿途的防空警报站的报告,所得到的报告都是:

没有发现敌机踪迹。

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空中分列式开始了。

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几乎全部的家当——17架各类飞机排着整齐的队形依次飞越了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上的30万各界群众欢呼沸腾。

其中2架P51“野马”式战机和两架“蚊”式战机通过天安门之后(其中P51“野马”式通过了两次),立刻上升到了3500米以上的高空,在北京东南的通县、大兴、良乡外围地区上空盘旋警戒。而北京周边的高炮阵地也严阵以待。

当时因为人民解放军的空军一共只能拼凑出17架飞机参加阅兵(已经包括了运输机和教练机),所以最终周恩来只能无奈想出一个点子:9架P51“野马”式战斗机在飞完第一次后,“调头”跟着后面的队列再飞一次。所以当时很多人以为当天飞越天安门广场的有26架战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北京上空天气晴朗,至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国民党空军的影子。

难道,蒋介石放弃了?

6

1949年10月1日中午,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

自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广州后,这里就成了蒋介石的居所。

这一天,蒋介石在公馆里来回踱步,坐立不安。

每隔一段时间,房间内的电话就会响起。那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打来的:

“校长,再不下令起飞,我们的飞机就不能按时到达了!”

周至柔在电话里不断地催促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在开国大典那天派空军轰炸天安门广场,是蒋介石自己出的主意,也是他亲自布置给周至柔的。为此,周至柔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和筹划。

但到了最后一刻,蒋介石自己却犹豫了。

客观事实其实是摆在眼前的,蒋介石自己心里也清楚:

轰炸天安门,除了出一口恶气之外,自己能得到什么?

难道就能夺回天下了?紧连着天安门的故宫也被炸毁怎么办?美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一次行动?最关键的是,中国的亿万老百姓从此以后将怎样看待你蒋介石?

周至柔最后一次催促电话铃声响起。

蒋介石拿起了话筒,说了四个字:

“任务取消。”

电话那头的周至柔不敢相信:

“校长!请您再考虑一下!我们准备得很充分!肯定能完成任务!”

“任务取消!”

蒋介石又重复了一次,挂上了电话。

窗外,广州正午的阳光耀眼,一天才刚刚过去一半。

但蒋介石自己知道,一个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败退到台湾后到蒋介石

馒头说

就在不久前,有一段彩色版的开国大典视频在网上流行。

点开那段视频,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那些质朴的装容,开心的笑脸,发自内心的自豪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这代人不可能身临其境,但依旧能隔着画面感受到那种昂扬和激动的情绪。

不过我有幸亲临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

那无疑是一场足以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开幕式演出。但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开场的击缶,也不是刘欢与沙拉布拉曼的《我和你》,甚至不是最后李宁吊钢丝环绕鸟巢上空一周点燃火炬,而是那首《歌唱祖国》。

当时,巨大的奥运五环标志缓缓在场内升起,鸟巢体育场几乎万籁俱静,一个穿越时空的空灵童声悠扬响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瞬间都热泪盈眶。

其实当时对我们这代人乃至更年轻的人来说,这首歌是属于爸爸妈妈乃至爷爷奶奶那辈的歌曲,总觉得透着一种和我们这个时代不相符的气息。但在那一刻,看着穿着56个民族服装的孩子们一同托举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天籁一般的女童声歌声中缓缓走向升旗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一下子都被这首歌击中了。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如此多的辉煌,却又经历过如此多的苦难,一路走来,甘苦自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曾经面临巨大的各方面压力,也走过几乎让我们自己窒息的弯路,但最终,一路栉风沐雨,筚路褴褛,薪火相传,玉汝于成。

7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

如今,再回过头去看看视频画面,无论是那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老百姓,他们的激动,他们的自豪,他们的兴奋,他们的憧憬,所有的这些情绪,似乎有些远,但又觉得非常近。

直面过去,坦面未来。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衷心祝愿,繁荣昌盛。

衷心祝福,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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