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45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于重庆市中区的曾家岩，有三个孩子正在挨个查看门牌。 他们从街头走到街尾，却迟迟找不到父亲提到的那栋房子，急得满头大汗。 突然，其中一个女孩子指着一个大门，欢喜地叫道：“找到了！找到了！” 只见那个大门上用墨写着“50”，三个孩子高兴地几乎要跳起来，他们赶紧上前敲门。 门开后，一位中年人走了出来，客气地问道：“你们找谁？” 孩子们压低声音，悄悄说：“我们要找周伯伯。” 中年人看了他们一下，嘱咐他们稍等一会儿，便回去通报。 中年人离开后，几个便衣特务走过来，吆喝着让孩子们走开。 三个孩子低着头，蹲在门口，动都不动......  冲出魔窟这三个孩子，分别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他们都是叶挺将军的孩子。 皖南事变爆发后，叶挺被国民党扣留，妻子李秀文当时正带着孩子们在澳门，得知这个消息后，她多方奔走打探，向国民党提出探视的请求，都被拒绝。 李秀文十分担心丈夫的安危，整日以泪洗面。 后来，香港被日军占领，澳门的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李秀文只好带着家人往广州、罗定县一带转移，辗转来到了桂林。 那时候，叶挺被监禁在湖北恩施。 妻子思念丈夫、孩子思念父亲，一家人朝思暮盼，希望有一天能团聚。 终于，在周总理等人的极力斡旋下，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将叶挺转移到桂林，和家人住在一起。 那段时间，孩子们白天去离家约二三里的观音山小学读书，叶挺则在后山上养了20多只山羊，每天早上将它们赶到山上，然后回家吃早饭、看报纸。 虽然叶挺每次出门，后面总有一群特务跟随，但是一家人团聚，比什么都好。  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蒋介石一直对叶挺怀有戒心，桂林是李济深的地盘、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也在桂林，而叶挺和这些人的私交颇深，蒋介石担心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自己，所以，决意将叶挺再押回湖北恩施，交给心腹陈诚来监管。 1943年12月初的一天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到母亲李秀文和外婆坐在客厅里，在场的其他大人也一脸严肃。 孩子们不敢大声嚷嚷，他们小心翼翼地放下书包，左看右看，找不到父亲，瞬间明白，肯定是发生了不好的事儿。 果然，过了一会儿，母亲告诉他们，父亲上山看羊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孩子们忐忑不安，强忍着泪水，暗暗祈祷父亲能尽快平安归来。 到了下午，李秀文亲自去城里，找李济深打探消息，却什么也没打听到。 一家人惴惴不安地过了两天。 第三天夜里，家中突然来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交给李秀文一封信，说叶挺军长已经到达湖南衡阳。 李秀文慌忙把信打开，这是丈夫的亲笔信，上面说他已经被特务带走，家里孩子多，负担重，让妻子把次子、四子、女儿扬眉带到他身边。 李秀文看过信，将孩子们紧紧抱在怀里，冲着两个特务怒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叶挺抓走？” 特务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执意要把三个孩子带走。 这时，孩子们的外婆、姨丈、姨妈听到声响，都赶了过来，她们把李秀文带到里屋，商议这件事。 李秀文虽然心中万般不愿将孩子们交到特务手中，可是，她也知道丈夫考虑得没错，家里人口多（光姨母家就有6个孩子，老老少少加起来有20多人）、生计艰难，把孩子带走，既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又能让丈夫有人陪伴。 李秀文强忍不舍，下定了决心。 过了一会儿，外婆将孩子们领到里屋，三个孩子抱着母亲，哭着不肯走。 李秀文流着泪，轻轻抚摸着孩子们，说：
说罢，她将一封信缝在儿子的内衣口袋里，小声叮嘱道：“记得一定要将它交到你爸爸手里。” 外面的天很黑，分别时，全家大人、小孩都出来送别，三个孩子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母亲，个个哭得稀里哗啦，李秀文也泪流满面。 就这样，叶正明、叶华明和叶扬眉离开母亲，被两位便衣特务带到了衡阳。 孩子们到达衡阳警备司令部时，看见父亲正躺在房间的大桌子上。 一看到三个孩子来了，叶挺猛地从桌子上跳下来，紧紧地抱住他们。 这次，叶挺被软禁在恩施西城外的一个小乡村。 村子很小，只有三户人家，两户是农民，一户是一个国民党军校的教官。 春节过后，孩子们就要去上学，叶正明到恩施中学读二年级，住校，每周六下午才能回家。 叶华明和妹妹叶扬眉则到恩施市里第一小学读书，华明读五年级，小扬眉上四年级。每天早上在家吃过饭，两人就要离开家，走40多分钟路，才能到学校。 叶挺表面上看是自由的，想到哪里都可以，但是只要他一离开家，就有一个特务在后面二三十米跟着。 为了解决吃青菜的问题，叶挺在山上开了两亩多的荒地，种了西红柿、豆子、茄子，还在厨房后侧建造了一个猪圈，养了两三头小猪和20多只鸭子、10多只兔子。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吃青菜、吃肉问题，还能贴补下周围的乡亲们。 男孩子好运动，常常一个星期就要穿坏一双鞋，叶挺花了三个晚上，教孩子们自己编草鞋，解决了穿鞋问题。 有时候天气热得睡不着，叶挺还会带着孩子们去稻田里捉青蛙。 青菜吃不完，叶挺就趁着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让他们挑着一筐菜去集市上卖，锻炼孩子们赚钱过日子的能力。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年8月底，蒋介石下令将叶挺押往重庆。 叶挺和孩子们把家里养的鸭子、猪、兔子分送给了邻居，大伙依依不舍，纷纷前来送行。 叶挺带着孩子们于当年9月下旬，乘船到达重庆。 下船的时候已经是夜里9点多，特务们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坐了一天船，孩子们累得不轻，早就呼呼大睡。 叶挺一个人抽着烟，不时地望向江面。 他知道，接下来自己将会被关进监狱，可孩子们必须继续上学，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他必须做出选择。 临近半夜时分，叶挺挨个将孩子们叫醒，低声叮嘱道：
父亲的话，让孩子们再也睡不着。 他们心想：母亲让我们来陪伴父亲，可父亲现在却让我们离开他，怎么办？ 叶挺主意已定，第二天早上吃完饭，他往楼下看，发现只有一个特务看门，立刻让孩子们动身。 孩子们舍不得和父亲分开，紧紧地围在父亲身边。 叶挺轻轻地摸着孩子们的头，把他们带到楼梯口，又细细叮嘱了一番，让他们牢记地址。 孩子们虽然万般不舍，却很听父亲的话，一个个强忍着眼泪往外走。 刚出门口，另一个特务也回来了。 孩子们借口要到外面玩，这个特务可能觉得他们刚来重庆，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丢不了，便跟在他们身后约20米远的地方。 孩子们很聪明，一看到两辆人力车，就赶紧坐了上去，并且告诉车夫：“我们多给你钱，你快点送我们去曾家岩50号！” 车夫话也不多说，拉起车就奋力往前跑。  重庆是个山城，处处都是上坡、下坡，在一个较陡的下坡处，人力车依旧跑得飞快，终于，在转入一个小胡同后，便将那个跟踪的特务给甩掉了。 好不容易到了曾家岩，孩子们依然不敢放下心来。 他们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曾家岩50号。 曾家岩50号又被称为“周公馆”，是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下来的，实际上，这里是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周公馆位于街道的尽头，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右侧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可谓是群狼环伺。 三个孩子赶紧敲门，当应门的中年人进去通报时，就有好几个特务走过来，让他们走开。 孩子们蹲在地上不动，又过了5分钟左右，大门再次打开，孩子们飞快地跑了进去。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妇人（徐冰同志的爱人张晓梅），妇人很热情地让孩子们坐下休息，还告诉他们：“周伯伯出去了，大概要中午才能回来。” 孩子们很失望，只好等着。 12点之后，一位中年人走进屋子，小扬眉一眼就认出来了对方是谁，惊喜地喊道：“周伯伯！周伯伯！” 周总理一看到小扬眉，又吃惊又高兴：“扬眉，你怎么在这里？” 孩子们这时也都围在周伯伯身边，把父亲带来的信交给他。 信的内容很简单：“我已到重庆，三个孩子交给您照顾，拜托了！” 周总理看过信后，连饭也顾不上吃，他立即对孩子们说道：“走，快带我去见你们父亲！”  艰难营救其实，从叶挺被关押起，周总理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地营救他，当初之所以向蒋介石施压，让对方允许叶挺和家人住在一起，也是让敌人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下手。 正是由于周总理想得周到，国民党才有所收敛。 后来，周总理还经常通过内线给叶挺的孩子们送零花钱、课本、衣物以及一些其他生活用品。 那些年，为了营救叶挺，周总理不知道和敌人交锋了多少次。 如今，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两党和谈，周总理和蒋介石谈判的内容之一就是释放叶挺等人。 蒋介石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叶挺到底在什么地方，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放他出来。 这显然是在敷衍。 蒋介石心里很明白，一旦放叶挺回延安，叶挺一定会受共产党重用，会成为自己打内战搞独裁的一大阻碍。 正因为此，他才特地命人将叶挺押到重庆，关押在更隐秘的地方。 我方要是能查出叶挺被关押的地址就好了！ 可是，敌人多次转移叶挺，为的就是不让别人知道他的下落。 想要找到叶挺，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可以想象，当周总理看到叶挺的孩子们时，心情是多么地激动。 他赶紧带着孩子们，顺着原路去找叶挺，可是让人无比失望的是，当他们到达旅馆时，却被告知：那几位客人已经走了。 显然，特务们发现孩子不见了之后，担心关押叶挺的地点暴露，又赶紧将叶挺转移走了。 周总理没办法，只好带着孩子们重新回到曾家岩。 孩子们经历了这一番波折，又累又怕，哭成一团，邓颖超心疼得直掉泪，她觉得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和父母分开，还要担惊受怕，实在太可怜了。 周总理也觉得心酸，他一把抱起年龄最小的扬眉，轻轻地为她擦眼泪。 大伙给孩子们换上了干净衣服，又为他们准备了中午饭。 从那天之后，三个孩子就留在了这里，有时候，周总理忙中抽闲，还会亲自辅导他们的功课。 小扬眉和邓颖超住在一间屋子里，每天晚上，周总理都要起来给她掖好几次被子。  周总理和小扬眉 接下来，周总理继续和蒋介石进行交涉，如今可以确定的是叶挺已经被押解到重庆，孩子们就是最好的证据。 国民党方面理亏，被驳斥地哑口无言。 营救、谈判工作仍在继续，不过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考虑，不能再让他们留在重庆了。 于是，在这年的11月中旬，周总理亲自把孩子们送到重庆机场，让他们搭乘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飞机飞往延安。 在延安，孩子们住在周总理的窑洞里，一日三餐由朱老总照料。 后来，周总理又亲自安排叶家兄妹几个去读书，叶正明读延安大学，叶华明和叶扬眉则被送到延安中学。 那时候，学生们的衣食住行都由学校安排，每到周末，朱老总便派警卫员牵着一匹马，把兄妹三人从学校接到自己的住处，给他们改善下生活。 时间一天天过去，中共代表团始终没有停止呼吁释放叶挺等人的行动。 蒋介石虽然应允，却迟迟不肯放人。 直到政协会议闭幕，叶挺依然被关在重庆监狱。 后来，中共中央以释放1945年秋天被俘获的国民党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为条件，要求蒋介石迅速释放叶挺。 蒋介石终于同意。 父亲要出狱了！从周伯伯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孩子们高兴地几乎要跳起来。 1946年1月底，周总理带着小扬眉一起到重庆迎接叶挺出狱，很快，叶挺夫人李秀文也带着最小的孩子阿九前往重庆，与丈夫团聚。  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便致电中央，请求重新入党，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迅速批准。 4月8日，周总理亲自到重庆机场，将叶挺夫妇、小扬眉和弟弟以及博古、王若飞等人送上飞机。 此时，延安的人们也正翘首以待。 朱老总亲自从枣园骑马到学校，将正在上课的叶正明接到延安机场，等他们到的时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已经在机场等待。 飞机8点钟从重庆起飞，按理说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延安。 但是，大伙等啊等，一直等到中午12点多，还是没有等到。 难道是飞机没能准时起飞？ 大家失望地离开了。 回去后，中央向周总理致电，询问情况，周总理十分惊讶，顿感不妙。 很快，噩耗传来：飞机在黑茶山失事，机上成员无一幸存。 举国上下，悲声一片。  叶正明和叶华明在朱老总的家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朱老总向来疼爱孩子，不住地安慰兄弟俩。 那时候，延安只有一辆小车，毛主席特地让人把两个孩子接到自己的住处，亲切道：
叶挺夫妇一共有9个孩子，其中三子夭折、长女叶扬眉和幼子阿九和父母一起罹难，剩下的几个孩子，一直受到党中央的精心照顾。 父母离世时，长子叶正大正在广州读高三，周总理想方设法找到他，托人送去一笔钱，让他暂时留在国统区，专心读书。 可是，叶正大坚持要像父亲一样，走革命道路。于是，周总理便派人到广州，将叶正大接到延安读书。 那些年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被保护地很好。 延安条件太艰苦，周总理就把孩子们送到条件较好的张家口，由聂荣臻照顾，后来张家口也不安全，党中央就把他们转移到东北解放区...... 就这样，叶家兄妹一直被父亲生前的战友们细心呵护着。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虎父无犬子，叶挺将军的这些孩子们长大后，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长子叶正大是新中国的第一批航空专家，曾参与指导建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主持过多个主力战机的研制工作，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 次子叶正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顾问； 四子叶华明是新中国第一批地空导弹研制专家，后来成立先科公司，成为中国激光光盘产业的开创者； 女儿叶剑眉曾担任《深圳特区报》主编； 七子叶正光是导弹自动控制技术专家，后来创办六合天融环保科技公司； 八子叶启光精通英语和德语，后担任叶氏环星集团董事长...... 叶挺将军在天有灵，应当也会为孩子们感到骄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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