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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隋说画丨艺虽小技 可通大道

 gudian386 2022-06-26 发表于山东
小隋说画丨艺虽小技 可通大道

相比军事、政治、经济、史学领域治国安邦的大道,艺术历来因本身行业特点所限,常不为读书人所重。唐代画家阎立本“羞为画师”的典故,成一时画坛趣闻。如从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人追求来看,很多人认为艺术是小众的技巧性行业,是“劳力者治于人”的小道之属。但先贤有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艺术有“以小见大”的审美格局,也有“一叶知秋”的艺术眼界。艺术虽为小技,却有其可观之价值,有通乎大道之精神。

艺术是高端的精神创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作为中国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创作形式,历代文人墨客借助笔墨纸砚的创作工具,探索出以笔墨、线条、构图为特点的书画艺术。他们写四时风景,展人文情怀,经过不断地传承与发展,最终在理论、技法、审美上形成了具有高端文化品位的精神创造。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体现了创作者不同的生存状态与生命状态,成为中国文化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在古代的书画经典作品中,很多都是创作者有感于时事、节气、交友、述怀、聚会、仕途等日常生活中的即兴之作,并以信件、文章等形式的书画作品保存至今。后人借助作品可以跨越千年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态。由于中国古代文人治国的特点,那些由主政文人所创作的书法、绘画在具有艺术价值的同时,间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军事、文学、服饰、饮食等政治文化现象,这对于社会学者来讲,艺术又具有了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诸如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宋代苏轼的《寒食帖》等作品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创作者们通过艺术作品,将内心情感融入到其中,或描写交友风物,或勾勒人物神韵,或排遣仕途感怀,生动的刻画出以古文人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图景。这是精彩的艺术,是真实的历史,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艺术体现。

艺术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现实主义功能。古代文人借书画艺术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生命情感,近现代时期的不少艺术创作者则关注民族,关注社会,创作了一批现实题材的画作。诸如,在抗战时期,中国艺术家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画笔,揭露战争暴行,歌颂抗日英雄,塑造出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现实情怀作品,其中代表画家有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等。据说,李可染在抗战期间所创作的版画作品达数百幅,代表性的作品有《怒吼》、《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纪念“九一八”,打回老家去!》等,一代大师的爱国情怀可见一斑。徐悲鸿先生笔下的雄狮则被赋予了极大的象征意义。他借画走兽抒发忧国情怀,引起观者共鸣。像《负伤之狮》、《会师东京》、《侧目》等以雄狮为题材的画作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的创作思想。他的画作《徯我后》则取自《诗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之句。画面描绘农村苦旱,一群男女老少在田里仰天而望,期待着甘霖。此画所作年代,正当中华民族濒于危亡之际,间接表现了画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感情。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绘画又迎来新的创作高峰。以钱松岩、宋文治、魏紫熙等为代表的山水画家,深入乡村,深入建设工地,感受生活,搜集素材,创作出一批高水准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新山水画。艺术家们站在当代人的审美视角,围绕红色爱国主义和南国水乡等题材,创作出迥异传统山水审美的主题新作,极大地提升了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深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常熟田》、《长江大桥》、《红岩》等。

从抗战救亡时期的版画艺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山水作品,艺术家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情怀,体现出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艺术也在创作者求新求变中、在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纵览古今创作,艺术的技巧、情感、面貌、形式虽不断变化,其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它不仅有道法自然的阴阳美学,还有跨越千年的人文史学价值,更有现实主义的家国艺术情怀。艺术以精微的技法、精微的探索,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广大境界和大道思想;以独有的艺术形式,独有的艺术追求,再现了对社会人世价值的思考。

因此,艺虽小技,但其所具有的文化性、史学性、民族性确为大道之属。正可谓:艺术中有大道之精神,大道中有艺术之体现。

隋永刚(作者为《北京商报·典藏艺术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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