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杨苡 右：穆旦 穆旦在信里半真半假地说过，我们的关系是“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友达以上，恋人未满）”。我也是这么觉得。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和巴金、穆旦重逢 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在沙平坝。城里太远了，平时难得一去。到重庆好长时间了，我也没见到巴金、陈蕴珍，和他们联系都是通信。 我去看巴金、陈蕴珍，是到中大借读以后。他们的住处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起，破旧的老楼，他们住楼上，楼下是出版社办公的地方，一共也没多大。我去了，巴金就到楼下，点着火油灯通宵写作，上面让给我和陈蕴珍，我们聊天到很晚。我还记得陈蕴珍那天穿旗袍给我们看。旗袍是从拍卖行里买来的，粉红色的，里面衬着纱，她用来当新娘子的礼服。穿旗袍要配高跟鞋，她在楼上换好了下来。那样的房子，都是扶梯，她穿着高跟鞋只能倒着走。看她小心翼翼探着脚往下走，我们都乐坏了。 还有一次我和赵瑞蕻进城，去看他们。陈蕴珍告诉我，穆旦从缅甸回来了，刚到重庆，在航空公司找了个工作。大家约好了晚上见面。等了好久，穆旦还不出现，陈蕴珍抱怨，这个穆旦，说好了的，怎么回事？而后就跑出去找，在一个小酒馆里找到了他。我猜穆旦还是因为在联大与赵瑞蕻绝交过，想避而不见。那天晚上赵瑞蕻有事不在，见面之后，穆旦不说话，我也没话，挺尴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陈蕴珍在说。 后来，陈蕴珍、穆旦，还有我和赵瑞蕻，约好了到冠生园吃点心、喝咖啡，我也想不起来聊了什么，反正坐到一起，穆旦和赵瑞蕻就算和好了。有意思的是，走时要付钱了，穆旦发现外套落在办公室了，钱包在外套兜里。赵瑞蕻从这个口袋掏到那个口袋，也没摸出钱来。陈蕴珍就嚷，真滑稽，你们两个男士怎么好意思让我们两个女的掏钱？静如，我们不管，看他们怎么办！后来还是穆旦跑回办公室取了钱来付账，好在他办公室就在附近。 和穆旦成了知己 那次和好之后，我们和穆旦就有了来往。我和穆旦在昆明时虽不算生疏，但来往是不多的，没想到在重庆那段时间关系近了很多，成了知己。有次我进城看戏，晚上在陶琴薰找的国际文艺宣传处宿舍住了一宿。当时穆旦正在那里受训，我想起了这茬，第二天早上离开时给他留了个条：Good morning！（早上好！）我是和他开玩笑，表示到此一游，知道他在这里。 穆旦来过沙坪坝几次，说是找陆智长，其实也是为了找我聊天。陆智长是穆旦好朋友的弟弟，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毕业后在南开中学教书，南开中学在津南村，也属沙坪坝。虽然我已结婚有孩子了，但陆智长对我就像老大哥对小妹妹一样。穆旦从城里来，交通不便，每次都住陆智长那儿。在外面逛，或是坐茶馆，我们都是三人一道。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看日落，看江景，从自然风景说到南方人北方人，随意地聊。我和赵瑞蕻之间是没有这样的聊天的。 只有最后一次，穆旦不在航空公司干了，要到别处去，来沙坪坝告个别，陆智长找个借口避开了，让穆旦一个人来找我。那天我有课，也并不知他要来，下了课就见他在松林坡下面，同行的同学有人朝我使眼色，说有人在等你哩。 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的单独说话。我们坐在嘉陵江边上的小茶馆里，对面就是盘溪。我们看着对面的景，聊了很久。我把我写的诗给他看，请他提意见，他指出了一些毛病，但看我悲观兮兮的，就又鼓励了我一番。那天是穆旦的生日，我们也聊到个人生活上的问题，彼此都有很多苦闷，就互相说，说到最后，发现两人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分手了何时能再见面，谁都不知道，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而且我已结婚有了孩子，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连这些话我们也都说开了。说开了倒也轻松，当然也有点难过，穆旦说，就当今天晚上是个梦吧。我们拥抱了一下，算最后的告别，以后就不再来往了。穆旦在信里半真半假地说过，我们的关系是“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友达以上，恋人未满）”。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天穆旦很晚才回到陆智长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有一次陆智长送我从津南村回松林坡，跟我说，他问穆旦怎么弄这么迟，穆旦正在剥桔子，拿剥好的桔子往他嘴里一塞，意思是别问了。陆智长还说，他早就看出来了，有一次聊到南方人北方人的不同，我说我最喜欢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陆智长马上指着穆旦说，那不就是他吗！ 几天后我给穆旦饯行，邀了陆智长和陶琴薰。我们三人坐在小饭馆里，等来等去不见穆旦来。没有电话，搞不清什么原因，最后当然知道他不会来了。我喝酒喝醉了，大概说了些胡话，说他凭什么不来？！我很少喝醉酒，那次的确有些失态。 我在联大时没和穆旦通过信，在重庆倒开始通信了。我们都是很看重也特别需要友谊、需要倾谈的人，在信里什么都说。穆旦说了不少他的苦恼，包括爱情上的挫折。有一封信里他说到他的失败感，说最后都是女友主动离开他，还说他失恋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房间里，扑倒在冰冷的床上。信上没说女友的名字，但我想应该是指曾淑昭。他和曾淑昭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曾后来嫁给了胡适的儿子胡祖望。我在昆明时遇到过胡祖望，他也是联大的，好像学的是工科。那时候同学之间很容易遇到，因为经常互相串门。 20世纪90年代，有一天译林出版社在新华书店搞签名售书，文洁若签她和萧乾译的《尤利西斯》，我签《呼啸山庄》，还有一个人签《复活》。等我签名的队里有个年纪很大的人，他前面排了十几个人，赵蘅看见了过意不去，就过去和他说话。他说和我过去是朋友，叫陆智长。赵蘅赶紧引他过来，告诉我。我很激动，真想拥抱他。我离开重庆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我们当即约好第二天他到我家来。第二天我在北京西路11路车站等他。我等他是想在外面找个地方坐坐，因为说过去的事不免会说到穆旦，我怕赵瑞蕻误会。等了足有半小时，也没见着他，我只好回去了。没想到他已在我家里坐着，正和赵瑞蕻说话哩。原来他是在鼓楼下的车，见不到我，就自己摸来了。后来我送他去车站，车站离我家很近，也没说上多少话。当时天也晚了，我总想着联系上了，以后话旧的时间有的是。他上车后我往家走，就想起沙坪坝的事。穆旦来我们都是在街上会面，中央大学在郊外，我回去要经过没人的地方，荒得很，也没路灯，一片黑，每次都是陆智长提着灯送我回去。 没想到那次之后，我和陆智长再没见过面。我们通过电话，每年也都接到贺年片。年纪大了，动一动都是大动干戈的事。到后来，贺年片也没有了。 （本文摘自《中央大学往事（上）》，原文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4期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责编丨王苑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杨彦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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